说到山西,很多人首先会想起山西的大寨。
但是却不知道,这个曾经还是个经济欠发达、景观也不是很优美、环境也不是很好的古老省份,却有独特的晋商文化。
这些山西商人作为明清时期崛起的一大商人集团,鼎盛于清代,纵横捭阖,雄居国内商界长达五个多世纪。
其中,最有名的晚清时期晋商,当属是山西的乔家了。
乔家的晋商文化,最讲究一个“信”字
晋商文化作为是由山西商人创造的精神财富,细分的话可以分为晋商的商业组织制度、商业技术、经营艺术、城乡建筑、庙宇奉祀、商业教育、社会习俗等整个商业文明体系。
鼎盛于清代的晋商,其文化作为这个时期的思想文化体系不,不仅继承、融会了历史上丰富的商业经营经验和自强创业精神,还留下了不少具有晋商文化特色的“大院”。
这些大院不同于北京的四合院,是自清代以来由山西商民们一点一点积聚起来的巨额财富所建立而成,被统称为“山西大院”。
因为当年那些富裕起来的山西商人们衣锦还乡以后逐渐建立的豪宅,所以在山西的民间有句玩笑话:“皇家有故宫,山西有乔家”。
形象地说明了山西乔家的财富很多,甚至都可以比美皇家。
其实,乔家之所以如此富有,并且维系了两百年的富商地位,都跟他们独特的晋商文化有着不少关系。
得益于唐晋遗风的管理思想,以及崇拜关公的商业伦理,再加上源于地缘贸易的创业精神和乡土轴心的理财理念,最重要的是,乔家重视人本思想。
中国古代历史上,尧、舜、禹和夏朝的国都是建在山西,可想而知,古代的山西应该是个丰饶的地方。
而晋商文化当中具有唐晋遗风的管理思想,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形成的。
当时的周成王对山西这一片地方提出“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施政方针,这样的方针,有利于保留夏朝延绵下来的一些制度,能够良好的维持当地的传统习俗,同时,还依照着游牧民族生产和生活习惯分配土地,开设田问疆界,以便利农牧生产。
当时开创性的实行了不完全等同于周朝的政策,使得当地形成了不同于其他诸侯国的唐晋文化。
这种独特的唐晋文化相对于当时以周礼为基础的周、鲁、齐、燕文化,在政治上显得博大宽厚和兼容并蓄,在经济上又有求同存异、自强不息的特点。
后来,出于地域亲情,山西商人非常崇拜关公,再加上“关圣大帝”一生忠肝义胆,诚信磊落,是当之无愧的战神。
因此晋商文化也十分奉行诚实守信的商业伦理。
乔家作为明清时期有名的晋商,其经商之道当中自然也有不少晋商文化的影子。
尤其是乔致庸,他做生意,从来都讲究一个“信”字。
虽然这只是乔家的一个传统,但是却同时也是晋商的传统,还是整个商界都应该传承的商业品格。
古人常说,无信不商,就是因为不管是大生意还是小买卖,商家都会以信为基础。
而乔致庸作为乔家的一把手,在他眼里,信誉就是商家的根基,还是商号的命脉,宁可赚钱,也不能失信。
信誉、义气和利益的角逐
其实乔致庸小时候十分喜欢读书,但是自幼父母双亡,他是由兄长抚育成长的,在兄长身帮以后,不得不放弃学业继承祖业,并且肩负起理家、经商的重担。
不过,乔致庸虽然喜欢读书,但是他自小就跟在兄长身后见识过不少商界知识。
耳濡目染之下,再加上他胆识过人,有勇有谋,在长期的经营实践中,慢慢地表现出他的商人头脑。
再加上,乔致庸不仅有经商天赋,还把儒家的宽厚和仁义精神带进商业,不仅经商目光深远,用人才不拘一格,还懂得知人善任,很快就把乔家的祖业发扬光大,成为当时的头号晋商。
乔致庸不仅懂得经商,还知道以商救民、以商救国。
在清光绪三年(1877年),山西祁县遭到饥荒,乔致庸丝毫没有要“趁火打劫”的奸商想法,反而是慷慨解囊,拿出了巨额钱财来帮助乡邻们渡过灾荒。
虽然晋商文化当中没有明确说明要以人为本,但是乔致庸却深知有人才有商,因此,乔致庸作为富甲一方的商人,既然人们有难,他作为商人,自然是不能吝啬,有钱出钱。
要不然,人都没了,他还如何经商。
于是,他决定要救助灾民。
乔致庸的做法也十分快狠准,显示掐了家里的开支,直接影响就是乔家的吃食变差了,整月也吃不上几次肉。
后来搭粥棚救灾,为了尽量让灾民吃饱,乔致庸只提出一个要求,煮出来的粥要上筷子插上之后不会马上倒下来。
可想而知,要煮出能让筷子插上后不倒下的粥,那需要多稠?放多少米?
可是,乔致庸一点也不介意,让那些平时基本都吃不饱饭的人,在经历大灾之年的时候,反而在乔家的粥棚里吃上了一口饱粥。
其实乔致庸与其说是一名成功的商人,不如说他是一个成功的人。
他在人下的时候会把自己当成一个普通人来对待,而在人上的时候还是会把别人当成一个普通人来对待。
像乔致庸这样掌握着富可敌国的财富却始终保持俭以修身、平以待人的品行,实属难得。
再加上乔家祖上都知道读书的重要性,因此都非常尊师重教。
酷爱读书的乔致庸更是直接身体力行,率先成为乔家的典范。
他的一生除了经商,就是以读书为乐,不仅广购图书,手不释卷,潜心钻研,在居室中除了书卷再也没有其他的爱好和收藏。
不仅如此,乔致庸对于自己的后人的学业也是要求极为严格,采用家塾形式延师就读。
而且乔致庸本身虽为商人,却十分敬重读书人,对于在乔家教学的先生,基本上都是当地有名望的饱学之士,在乔家的待遇也十分优厚,逢年过节还有礼金红包等。
每一位在乔家任教的先生都有专门的书童伺候,其饮食也与乔家的主人规格相同;遇到有宴请亲朋好友的时候,也一定会给先生们设上正席;当先生要回家时,乔家都会用轿子进行接送,乔家的主人和子女都会立于大门外恭敬迎送。
得到乔家如此礼待的先生们,自然是诚心实意地教导乔家的后人们。
由此可见,乔致庸的商人本性真的是深入骨髓,懂得互惠,才能得到共赢。
其实,乔致庸的经商成绩之所以如此斐然,全然与他经商处世的原则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他最重视的是信誉,明白只有信誉好才会源源不断的有客源,而后是义气,最后在这两者都好的基础上才能够获得利益。
乔致庸的以商救国,看似“义”,实为“利”
在过去的封建社会,有钱更是能使鬼推磨,大把的人愿意为财而死。
但是钱财毕竟只是身外物,再加上人性险恶,因此,很多人都会担心自己“有钱却没命享”。
对于这种情况,如果能借助政权,得到政府的保护就最好不过了。
而乔家作为一介商人,在遇到危险时候,其本能表现自然是去寻求保护了。
乔致庸作为乔家的家主,他除了善于经商创业敛财以外,他更懂得树大招风以及创业容易守业难的道理。
因此,为了达到“安全发展”的目的,乔家十分注重与官府的结交。
而最直接的证据,就是复盛公字号(乔家产业)内曾经挂着一根“木鞭”,这个木鞭来头可不小,上面有朝廷的红印,这在当时,就意味着,如果用这个木鞭打死人,是不需要承担偿命风险的。
当时,由于受到咸丰以来太平天国革命的影响,陕甘宁等西北地区掀起过一场势力较大的起义,后来虽然被镇压下来了,但是也不可避免地动摇削弱了清朝政府的统治力量,使得包头一带的社会恶势力沉渣泛起,聚而为土匪强盗,散而为流氓泼皮。
这些流氓经常扰乱市场,讹诈柜台,对商民造成不少危害。
而乔家作为当地的富商,自然也受到过不少流氓的侵扰,而这把从官府得到的“尚方宝剑”对于乔家来说,就等于有了依仗,很多流氓泼皮便不再敢来乔家胡搅蛮缠了,乔家也可以继续安心发展。
而乔家的大德通票号与官府的关系更为密切,经理高钰与清大臣赵尔巽十分要好。
因此,大德通票号就像是赵的私人库房,赵的汇总和存款业务也自然成为了大德通票号的“肥肉”。
还有,陕西巡抚端方与大德通票号的关系也十分深厚,在庚子事迹时,为了安全起见,端竟然派兵护送大德通票号的镖车加祁,这对于只是一介商人的乔家来说,绝对是一顶最有用的保护伞。
而乔家也是个懂得知恩图报的,当慈禧太后在庚子事变途经太原时,出现了财政困难,乔家的大德恒票号太原分庄的经济贾继英十分大方,直接拿出了十万两银子借给了慈禧太后应急。
后来,慈禧太后在出逃后一年又一次回到了京城,为了感谢乔家,特定赏赐了一块书有“福种琅环”的吉祥门匾。
这块门匾对于乔家来说,其价值绝对不是银钱可以用来比拟的。
而这十万两银子,不仅给乔家换来了这块“福种琅环”的吉祥门匾,还为乔家的商号换来了两笔生意。
第一笔生意是由各省输送朝廷的税款,全部由山西的票号来经营,其中当然是由乔家的票号占了大头。
第二笔生意是庚子赔款连本带利共10亿两白银,也是由山西票号来经营,其中还是由乔家的票号占了大头。
有了这两大笔生意,乔家的票号业务在之后的十年时间里,一直不停地往上蹿,每股的账期分红居然能达到了17000两白银。
只是,乔家的生意再红火,始终也无法改变晚清的颓败,在国势危亡的潮流下,乔家就算坐拥着2000万两白银的家产,他们一家的生活依然过得十分艰难。
毕竟有国才有家,乔家作为亡国之际的富商,他们再有钱,国要亡,家必然也无法再维持下去的。
乔家发家致富,一路走来都是依靠清廷,当清廷倒台,那么乔家的末日,也就到来。
所以当辛亥革命以后,乔家的财富,也就随之化为泡沫。
曾经放出去的货款没了,票号也遭到了严重挤兑,最后,昔日的财富化为乌有,包括乔家在内的晋商元气大作,只剩下苟延残喘。
在这个时候,即使乔致庸再怎么会审时度势,没有了政府的保护,乔家的商道必然是走向灭亡的。
如今,虽然随着朝代的更换,曾经盛极一时的晋商乔家也早已衰退,但是作为乔家曾经辉煌过的标志,乔家大院得到了保留。
这座位于山西省祁县乔家堡村的乔家大院,是一府具有北方汉族传统民居建筑风格的古宅。
那些精致无比、保存完好的宅院,集宋、元、明、清之法式,汇江南河北之大成,组成了一片全封闭式的城堡式建筑群,成为了“北方民居建筑的明珠”。
虽然乔家早已衰退,但是乔家大院的存在就是乔家的历史凭证,见证着乔家近两百年来的辉煌与衰退。
尤其是在乔家大院门前那块“福种琅环”的吉祥门匾,如今还栩栩如生,仿佛在告诉世人,乔家作为明清时期最有名的晋商,是多么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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