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听证制度如何做得更实、走得更远

检察听证制度如何做得更实、走得更远

——第五次全国检察机关听证观摩暨研讨活动侧记

8月27日，第五次全国检察机关听证观摩暨研讨活动在吉林长春举行。这是新修订的《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听证工作规定》发布后，最高人民检察院首次举办全国性的听证观摩活动。吉林省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苗伟同与会人员一起观摩了整场听证会。

活动以一场不服法院判决的信访申诉案件听证会拉开序幕——信访人当面陈述困惑，检察官逐条回应，听证员就焦点问题提问。听证会结束后，与会人员围绕检察听证高质量发展路径展开交流研讨。

8月27日，第五次全国检察机关听证观摩暨研讨活动在吉林长春举行。

观摩：把话说开，把结解开

2025年4月，王某福（化名）持刀杀害前妻李某（化名）后主动投案。长春市中级法院认定该案系婚姻家庭矛盾引发，且王某福具有自首情节，依法判处其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判决后，王某福未上诉。被害人家属向检察机关申请抗诉。因不符合抗诉条件，长春市检察院作出不予抗诉答复。今年2月，吉林省高级法院裁定核准死缓判决。

李某的父母坚持认为“杀人偿命”，对凶手未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难以接受，多次到检察机关信访。接访过程中，检察机关耐心倾听诉求、详细释法说理，但始终未能打开两位老人的心结。为此，检察机关决定引入第三方监督，召开听证会，当面回应信访人的疑问，让法律依据在对话中讲清、讲透。

听证会由长春市检察院检察长黄国华主持。两位老人及其代理人在听证会上逐条陈述理由，并提出质疑。

5位听证员围绕争议焦点提出问题。其中吉林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陈劲阳就婚姻关系的时间线及自首认定细节进行追问；北京大成（长春）律师事务所主任王哲关注电子证据调取过程；长春市朝阳区重庆街道光明社区居委会主任刘华宇则把目光投向两位老人7岁外孙的成长保障问题。

针对上述提问，长春市检察院重大犯罪检察部副主任刘玉壮作为原案承办检察官，逐一作出回应。关于孩子的后续保障，吉林省检察院控告申诉检察部副主任崔家平表示，检察机关已将司法救助和心理疏导纳入后续综合帮扶计划，将持续跟进。

听证员就听证事项进行讨论。随后，王哲代表听证员发表了听证意见：该案因婚姻家庭矛盾引发，且行为人具有自首情节，对其判处死缓符合法律规定；建议检察机关尽快开展司法救助，持续关注孩子的教育保障和心理疏导。

“信访人的诉求全部记录在案，检察机关会结合听证意见依法处理，后续帮扶持续跟进。”黄国华表示。

崔家平告诉记者，听证会前他已向两位老人解释了吉林省高级法院核准后可以申诉，也可申请司法救助，并告知了相关途径，同时协调推进了变更孩子监护权、申请“事实孤儿”补贴、联系心理疏导等帮扶工作。

听证会结束后，两位老人的诉求被完整记录，帮扶措施逐一列明清单。心结或许无法在一场听证会里完全解开，但把话说开、把理讲透，用情用心耐心细致地释法说理，帮助两位老人排忧解困，就是解开心结、推进案结事了的第一步。

“检察听证还需要和多元解纷、社会治理深度融合，通过实质化的帮扶救助来逐步推动案结事了。”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陈红枫观摩听证后表示。

交流：问题从个案中来

听证会结束后，与会专家将视角从个案延伸至听证制度运行中的具体环节。

“‘综合评判’到底综合了什么？”

“‘较大争议’具体指何种情形？”

“听证员的知情权该如何保障？”

围绕释法说理的精准度、启动标准的把握、参与主体的全面性、知情权保障等问题，与会人员展开了深入讨论。

在全国人大代表，云南大学社会科学处处长、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高巍看来，很多当事人之所以对判决不服，在于看到“别的地方杀人判了死刑”而自身案件未获同等量刑。他建议在类似案件中引入同时期类案进行比较，将“综合评判”的依据阐释清楚。

黄国华回应道：“每一起案件的具体情况都不相同，量刑必须综合考量案件的主客观因素。”他谈及一个细节：公安机关认定被告人“原地投案”，被害人父母却将“原地”理解为“在案发现场”。“实际上，‘原地投案’是指报警后在指定地点等候。”黄国华说，“该词义的沟通本身就反映了释法说理和具体案情结合仍有提升空间。”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初殿清提出，听证规定里的“较大争议”，是指检察机关内部认为案件在法律适用上拿不准，还是指当事人对案件有强烈的不同意见？

黄国华回应道，选择本案是综合考量案件性质的代表性、传统观念与刑事政策的冲突、信访过程的持续性以及向社会治理延伸四个维度后作出的决定。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何挺关注的是听证参与主体的全面性问题。他建议，涉及其他机关的议题，应当尽可能让相关方来参与听证，以确保回应更加充分。

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闵春雷提出，实践中是否存在“要救助就不能申诉”的情况？

崔家平回应道，依法申诉是宪法、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与申请司法救助并行不悖。

华北电力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教授王晓关注的是听证员的知情权保障问题。她认为，听证员获取案件信息的渠道和范围，直接影响听证意见的质量。

陈劲阳对此回应说，在本次听证会前，听证员已获取案件的基本事实，听证会当天再结合案件介绍及各方陈述形成判断。

专家们的观察和追问，瞄准的其实是同一个方向——确保听证会让当事人真正感受到公平公正。

研讨：制度往更远处走

观摩活动后，与会人员谈观摩听证的感受，并围绕刑事诉讼法修改与检察听证入法进行专题交流。

听证制度运行中的问题，在研讨环节得到了更深层次的回应。

苗伟谈道，检察听证制度是检察机关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完善检察权制约监督体系的一项重要制度。伴随今年6月最高检听证新规的出台，吉林省三级检察院坚持“应听证尽听证”原则，在听证适用实质化、程序规范化、履职专业化等方面探索创新，这也为此次观摩研讨活动奠定了实践基础。

四川省检察机关把听证会开到了雪山下、羌寨里、彝族村寨中；上海市检察机关通过听证推动了民族工业遗产的数字化保护……这些探索也同样说明，检察听证正在从个案走向更为广阔的社会治理场景。

当制度落地到不同土壤，实践中会暴露出哪些问题？与会专家将讨论的焦点指向了检察听证制度的完善及其入法路径。

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高级讲席教授陈卫东指出，听证是检察机关办理案件的一种方式。“听证不是庭审，听证意见不是最终裁决，而是决策参考。最关键的是过程的实质性投入。”

闵春雷观察到，部分地区听证形式化倾向比较明显，不需要听证的也组织听证，该听证的却未保障到位。新修订的《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听证工作规定》强调了职权启动和诉权启动并重，但她认为听证意见的效力还应进一步加强，“不能费了这么大劲，就仅仅作为参考”。

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犯罪心理学教授马皑提出“体感温度”概念。在他看来，释法效果好不好，不应以检察机关是否说清为标准，亦非当事人是否听进，而是其接受程度如何。他建议听证员里不能只有法学专家，还要有和当事人社会地位相近的人。“这种人是‘知我、懂我、替我发言’的代言人。”他说。

何挺将听证分成了三类：解决案件争议的；释法说理、息诉罢访的；凝聚共识、赋能社会治理的。三类听证功能各异，程序亦有所区别。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魏晓娜从比较法角度补充了一个细节：羁押听证、逮捕听证尤需重视，因其直接关乎人身自由。

初殿清认为，听证入法有利于补齐审前阶段权力制约的短板，核心功能是权力制约和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可在刑诉法中加以规定。

陈红枫建议，借助信息化手段判断哪些案件有必要听证，避免司法资源浪费。高巍从文化视角阐释，认为中国古代司法为“整体性司法”，兼顾情理法，与听证的内在逻辑相通，建议将听证按事实问题、法律问题、政策问题三类分别设计程序。

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社会服务部部长张庆盈用三个“越来越理解”概括感受，她说：“解心结，才是听证的价值所在。”

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谢登科认为，如果以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核心价值，听证的启动和意见效力都应相应强化。王晓从立法技术角度提出了入法的两种路径：一是由下而上，以实践和规范性文件为基础，待条件成熟时出台司法解释，再上升到立法层面；二是自上而下，在刑事诉讼法修订中，直接将检察听证制度写入法律。同时，入法还需要解决立法文本的条款设计、听证与现有法律概念的衔接以及救济机制等具体问题。

对于专家们的建言，最高检案件管理办公室相关负责人回应说：“检察听证工作将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效果导向。检察机关将持续推进检察听证法治化、实质化，严格落实《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听证工作规定》，做到‘应听证尽听证’，切实发挥检察听证的制度优势和作用。”

（来源：检察日报·要闻版 全媒体记者：单鸽 王浩淼 迟久阳 视频：正视工作室张颖轲 单鸽 摄影：梁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