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佶不只是徽宗，刘娥也不只是太后！这本书，把他们从“次元壁”里拽了出来

近年来，年轻人中悄然兴起一股“访古热”：曹操墓前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布洛芬，诸葛亮墓前供奉着“东风导弹”模型。这一现象表明，历史人物不再是书本上枯燥的知识点，而是化作了活生生且与我们相似的“人”。

当年轻一代热衷于从历史深处打捞这些“具体的人”时，他们究竟在寻找什么？

清华大学历史学博士、曾任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的周琳，在她的新作《浮生明灭：历史深处的宋人》（以下简称《浮生明灭》）中给出了回应。相比于历史人物身上的既定标签，她更关注标签之下，一个人在时代洪流中如何生活、如何抉择，以及如何与命运交手。

本刊就此与周琳展开对话，探讨她如何穿透历史的“次元壁”，让九位宋代人物从史书的定格中走出来，重新显露出属于一个“人”的复杂、鲜活与温度。

在废墟上寻找“爱”

历史不只有宏观数据和制度框架，还有人性、情绪、心理、偶然的抉择，这些柔软、细腻的内容是无法完全量化的

上观新闻：《浮生明灭》截取了五代十国、北宋、南宋三个时代，讲述了生活在其中的九个人的故事。与传统历史写作相比，这本书有何不同？

周琳：我想先从一处小“心机”说起。大家翻开这本书会发现，书里面出现的任何一个人，我都没有称呼他的官方头衔，哪怕是一些所谓的“大人物”。比如宋徽宗，我没有称他为徽宗，而是称他为赵佶；再比如刘太后，我称她为刘娥。

在这本书里，“大人物”和“小人物”是平等的，他们首先都是“人”。也正因如此，我们可以暂时抛开那些角色标签，让他们重新回到历史的真实处境中，看到每个人身上那些曲折低回、尚未被充分理解的部分。

比如辛弃疾，在这本书中，我会讲到他23岁脱离金国、投奔南宋，此后毕生推动北伐事业，却始终未能得到重用。这种政治上的“雪藏”，与他的身世背景有什么关系？他的灰心与幻灭究竟从何而来？

再比如宋慈，被公认为“中国法医界的鼻祖”，为什么没有留下任何一件现实中的案件判例？他作为理学大儒的门生，又为什么会一头扎进这个在当时人们看来颇为“怪异”的领域？

赵匡胤、王安石、韩世忠、辛弃疾⋯⋯书里的这些人物，关于他们的评价和研究已经沉淀了上千年，但这些沉淀似乎仍不足以让今天的读者真正“看见”他们，他们始终是作为“君主”“改革家”“英雄”“爱国诗人”等某种推动历史进程的力量而存在的，很难让我们感到亲近。

因此，我尝试用平视的目光去看待这些“大人物”，去探索、描摹他们的内心世界，去勾勒那些被某些标签遮蔽的复杂性与生命力，去展现他们的“活人感”，去打破这层历史与现实的“次元壁”。

巩义宋陵

上观新闻：近几年，私家史、微观史、非虚构类历史书写深受读者喜爱，大家似乎越来越注重对“具体的人”的刻画。您觉得，这种阅读趣味的变化与当下的时代有关吗？

周琳：一定是相关的。每个时代的读者，都有属于自己的读史偏好，也都有他们希望在历史中找到的东西。

最近我观察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现在不少年轻人会主动考据历史人物、深挖史料细节，有些研究甚至比专业研究者还要精深。

关于这个现象，我看过一句非常动人的话：“这些年轻人，是在历史和时代的废墟上寻找爱。”这句话让我感触很深。他们不再满足于被动接受既有的历史叙述，而是想要亲手去触摸、去还原、去和古人建立真实的联结。

我想，这股热潮背后，其实还包含着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人的存在始终需要精神锚点。这个锚点可以是身边的家人、热爱的事业、生活的爱好，也可以是跨越时空的历史和鲜活的历史人物。

当现实世界越来越碎片化，历史中那些具体的人反而成了现代人可以安放情绪、寻找慰藉、确立自我的支点。

与此同时，这个现象也反过来揭示了以往历史写作的某些不足。当历史人物被过度简化为某种标签，或者只成为宏大叙事的注解，读者自然会觉得不够，转而自己去探寻那些被时间淹没的东西。这与我创作这本书的初衷是相似的，就是剥离人物身上的滤镜，让人们感受到，这些历史人物的心境、抉择和挑战，都是我们能够理解、能够共情的。

如果把话题再往深处推，这类现象背后还藏着当代人最核心的问题意识。20世纪以来，当传统宗教、伦理道德的精神支撑逐渐弱化，现代人看似获得了自由，实则是“被抛入自由”，身处一个没有确定感、没有标准答案的原子化社会。人必须主动做出选择、承担自己的人生。而自我负责需要依托。此时，历史人物走过的路、做过的抉择，恰恰成了我们可以参考的人生样本。我们看似在书写历史，实则也是在为当代人的精神困境寻找出路。

上观新闻：许多历史人物已被一代代学者反复书写，在这样的背景下，您仍然认为有必要用讲故事的方式来还原他们？

周琳：不论古今中外，历史都有“讲故事”的责任。不过，在今天的历史学科中，“讲故事”的人似乎越来越少了。当各种科学分析工具不断推陈出新，历史研究也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方法论上的“军备竞赛”。

但过度学术化、理论化和分析化的历史书写，容易让历史中的人逐渐成为若有若无的“符号”，或者单一面向的“标签”。“人”可以只是分析过程中的一个数据，一个微不足道的变量。

所以我在创作这本书时，会刻意跳出固有的学术训练体系，置换一套语言系统与观察视角，放下冰冷的理论分析，用共情、感知和温度去还原历史与人。

当然，学术写作和通俗历史写作，本质上是两种不同的体系，没有高低之分，只是适配的研究对象和创作目的不同。

现代历史学术体系借鉴了社会科学的研究逻辑，追求严谨、客观的科学分析，擅长量化统计、概念归纳和体系梳理。这种方法在经济史、社会史等宏观研究中价值极大。

但历史不只有宏观数据和制度框架，还有人性、情绪、心理、偶然的抉择，这些柔软、细腻的内容是无法完全量化的。如果强行把所有历史内容都塞进社会科学的框架里，很多人性的温度、内心的挣扎以及时代的微妙都会被消解。

上观新闻：在写作中加入叙事、感性和共情的笔法，会不会牺牲历史的事实？

周琳：牺牲或扭曲历史事实是最不可接受的。在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广泛地查阅了史料和既有著作，不断地“拷问”自己的思路和判断，希望尽可能去呈现一段真实的历史。但在史料不足处，写作者一定会有不同程度的推理和想象，例如刘娥的内心世界、辛弃疾的身份之谜、韩世忠的性格软肋等，但我会在文中清楚地表述，哪些是史料的记述，哪些是基于史料的推论。

从史料里打捞“人”

或许我和她有缘，于是就把她的生命从重重史书中一点点“打捞”了出来

上观新闻：具体到这本书中的九位人物，您是如何从漫长的历史中找到他们的？

周琳：这更像是一种人生的机缘，就像我们在生活中偶遇的那些朋友一样，在潜心研读历史的过程中，有些人被我误打误撞地遇见了，有些人则是冥冥之中自有缘分。

比如我书中第一个书写的人物，五代的王氏，也就是史书里的王淑妃。

想要读懂宋朝，必先读懂五代。宋代的政权架构、统治思路，都是在五代乱世的基础上衍生而来的。但五代政权更迭频繁、局势混乱，很难仅仅通过宏大叙事梳理，因此我便想从一个具体人物的命运切入那个时代。

偶然间，我在墓志铭和欧阳修的《新五代史》中发现了王氏的记载。她被誉为“五代第一美人”，身世跌宕，一生串联起后唐、后汉、契丹等多个政权，却鲜少被后人所知。西施、貂蝉、王昭君等古代美人广为流传，唯独她湮没在史书中。这让我产生了浓厚的探究兴趣。

所以，王氏就是我偶然碰到的人物。或许我和她有缘，于是就把她的生命从重重史书中一点点“打捞”了出来。

还有一类人物和王氏不同，是我决心一定要写的人，比如赵匡胤。因为在以往的史料和大众认知中，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常常被描述成一场和平、体面甚至优雅的夺权事件。但这种叙事始终无法说服我。

五代是野心家辈出、战乱频发、人性极尽残酷的时代。在这样的背景下，赵匡胤仅凭一场相对和平的兵变便顺利登基，显得有些轻飘飘，不太符合历史逻辑。

最能印证这一点的，是后周柴氏子孙的结局。赵匡胤夺权后，后周世宗的三个幼子都尚年幼，最大的柴宗训年仅八岁。赵匡胤没有公开诛杀他们，却让三个孩子悄无声息地消失在历史中，史书仅用“不见”二字一笔带过，无人追查，无人质疑。

所以我逐渐意识到，北宋建国的过程确实掩藏着许多不那么光彩的事情，但与此同时，它又确实实现了对暴力的节制，形成了一定程度的政治宽容。这种“里子”与“面子”之间的张力，恰恰构成了一个时代的“政治基因”，这也是非常值得深入探究的地方。

位于河南省巩义市的宋陵区域迎来麦收季。收割机来回穿梭，麦田里矗立的千年石像生“守望”着又一夏麦黄，见证着中原大地的又一次丰收。

上观新闻：那么，书中的九个人，他们最值得被重新“看见”的部分是什么？

周琳：这本书中每个人物，都与大众的固有印象存在一定距离。

其中两位女性人物王氏和刘娥，我主要想探讨的是“被历史掩盖的女性”。她们真实、鲜活、跌宕的人生，却被后世叙事层层覆盖，留给世人的往往只是片面、模糊的标签，我希望她们的人生能重新被看见。

王安石，世人多视其为千古改革名臣、极致的理想主义英雄。但我想呈现的是，这位古典英雄身处平民化、世俗化的北宋时代，当他的英雄理想、救世抱负遭遇时代的失效后，他该如何自处、如何坚持，又如何与时代博弈。

赵佶、赵构在登基之前，都是相对平凡的“素人”，没有帝王的权谋积淀与心理预设。我想展现的是一个普通人突然被推上至高皇权，背负千钧历史重任，面对时代洪流与命运重压时，是否也会恐惧、迷茫和挣扎，他们要如何承受，又如何不被命运压垮？

韩世忠是最典型的普通人逆袭范本。他有血性、有脾气，也有凡人的退缩与怯懦，但在时代使命降临之时，他最终挺身而出、扛起责任，在乱世洪流中坚守本心，留下千古印记。

辛弃疾是一个毕生被困在理想中的人，他承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失去与隐忍，但南宋官方并未能成就他的理想，而他则在等待中耗尽生命。正是他的“意难平”成就了他诗词中那些极致的美。

宋慈则是一个拥有特殊人格的奇才。他一生深耕司法勘验、坚守正义，最终官至正二品，著作得到帝王赏识，但他终其一生也没有真正被时代接纳。

上观新闻：在书写这些人物的过程中，您觉得谁的创作难度最高？

周琳：其实每一个人物都很难写，只是难度各不相同。其中最难的是两位：宋慈和赵佶。

宋慈的难，首先难在史料空白，其次难在专业壁垒。现存关于他的生平史料非常有限，很多人生细节无迹可寻。更难的是，他深耕的验尸、检骨、司法勘验等技术领域，完全超出了我的认知范围，属于专业度极高的技术流内容。

为了写好这个人物，我通读了南宋司法官员必读的各类典籍，逐案统计、梳理宋代司法判案的流程、规则与知识体系，尽可能吃透宋代司法体系的运作逻辑。

这部分内容的创作几乎耗尽了我所有精力。我在书中还特意设计了案件反转的情节，也是希望借此打破大众对宋慈的固有刻板印象。

宋徽宗的《瑞鹤图》局部

而赵佶的难，是人性层面的难。他就像一座复杂的人性迷宫。他的言谈举止、人生抉择充满矛盾，亦正亦邪、亦进亦退，让人很难捉摸。

身为帝王，他刻意给自己裹上层层保护色，不愿被世人看透；但与此同时，他又厌倦帝王身份，一心想要逃离，沉迷修道、修建园林、追捧祥瑞，用种种方式遮蔽真实的自我。

解读他的过程，就像在迷宫中反复摸索、寻找出口，非常煎熬。这篇内容我前后重写了四遍。前几版始终差一点内核，直到最后一版，我突然有了一种“解离感”，身心轻盈，仿佛真正走进了赵佶的精神世界，实现了和历史人物之间的“通感”。最终定稿的版本，我才相对满意。

主动回应命运与时代

当我们无法突破当下的困境时，可以回望历史，看看前人如何对抗命运、直面困境、坚守本心

上观新闻：您提到宋慈深耕司法勘验，这也是书中很有意思的一条线索。书中写道，宋慈的著作得到了皇帝认可，理论上应该成为官方司法范本，广为推行。但从书中的记载来看，宋代基层官员判案时几乎不会沿用他的勘验体系，这是为什么？

周琳：核心原因是治理成本问题。宋慈的勘验体系极度严谨、细致、规范，需要耗费大量时间、精力和人力成本，对官员的专业能力要求也很高。

但宋代基层政务繁杂、案件量大，基层官员为了提高效率、降低治理成本，更愿意沿用简便、粗放的传统判案方式，无力推行这样一套高成本的精细化司法体系。

而到了清代，随着司法程序和机构更加完善，再加上检验之术成了一个学派，此时宋慈的司法理论与勘验体系才真正落地并得到普及。

电视剧《大宋提刑官》以南宋法医学家宋慈为原型，以其著作――闻名世界的法医学专著《洗冤集录》为基础创编而成。

上观新闻：早在秦朝的《睡虎地秦简》中就已经出现了十分严谨、成熟的司法勘验知识体系，但这套体系却没能代代传承、迭代升级，甚至近乎失传，直到宋慈才重新梳理、完善。为什么历史上会发生这种知识的“断裂”？

周琳：这其实是一种典型的知识“显隐交替”现象，和欧洲古希腊、古罗马文明断层，后世文艺复兴重新发掘、传承的逻辑有一定相似之处。

秦朝成熟的勘验体系并没有彻底消亡，只是从官方主流的显性知识，变成了民间的隐性知识。历朝历代的仵作、基层从业者一直在口传心授，代代沿袭这些技术，只是它们没有形成系统的文字典籍，也没有被纳入官方学术体系，因此不被主流历史记载。

直到宋代，宋慈系统梳理、归纳、完善了这些散落在民间的技术与知识，才让这套近乎失传的体系重新显现出来，从隐性传承重新变成显性典籍。

云梦睡虎地秦简主人“喜”的复原像。

上观新闻：这种知识忽明忽暗、断续传承的状态和您这本书书名中的“明灭”也十分契合。尽管我们总希望从历史中寻找确定的规律和稳定的趋势，但真实的历史往往是飘忽不定的。身处其中的个体又难以看见那条清晰而确定的发展轨迹，我们该如何自处？

周琳：我不确定历史是否有既定的意志，但我始终坚信，人在任何时代、任何处境下，都拥有选择权，都能够主动回应命运与时代。

存在主义虽然是现代哲学概念，但古今所有人都面临着某种相似的存在困境：我们被抛入一个既定的时代和命运中，有太多无法挣脱的束缚与局限。但即便如此，人依然可以做出有限的回应和选择。甚至“不选择”，本身也是一种选择。

我书写这些历史人物，本质上是在书写历史中的“行动者”。就像西西弗斯推石上山，即便知道石头终会滚落，努力也未必能够得到圆满结果，但“坚持推石上山”这个动作本身，就是人对命运最有力的回应，是自我价值的彰显。

这也是公众史学最核心的价值之一：每个人都会遭遇人生困境、迷茫与无力。当我们无法突破当下的困境时，就可以回望历史，看看前人如何对抗命运、直面困境、坚守本心。

上观新闻：回到书本身。如果把这些人物放回他们所处的时代，最终还是绕不开一个问题：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评价宋代？

周琳：其实这个问题我回答不了。关于宋代的评价，历来分歧很大。20世纪上半期的学者，大多认为两宋是“积贫积弱”的时代；而到了20世纪下半期至今，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好，或者较好的年代。

比如陈寅恪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英国学者安格斯·麦迪森也曾认为，宋朝的人均GDP高于同时期的欧洲。

但从这本书的视角来看，首先，北宋和南宋就很难放在一起评价。它们是不同政治基因的产物，很难简单地用绝对的“好”或“坏”来形容。与其执着于给一个时代下最终的定论，不如去观察这个时代的结构，以及它是如何发生变化的。

从本书写到的这些具体的人来看，他们几乎都经历着某种破碎、无奈、隐忍和失语。他们的痛苦，大多来自皇权体制分配给他们的角色。甚至连皇帝本人也不能例外。一个所谓“最好的时代”，为什么仍然会让一个个具体的人陷入无力之中？我想，这些判断，还是留给读者来作。

《浮生明灭：历史深处的宋人》

周琳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原标题：《赵佶不只是徽宗，刘娥也不只是太后！这本书，把他们从“次元壁”里拽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