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6年1月，北京，王建安补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此时，许世友和张宗逊已经在1955年获得上将军衔。三个人的授衔时间并不完全相同，却都曾在红四方面军红四军担任要职，这种组合在人民军队历史上相当少见。
红四方面军最初创建于鄂豫皖根据地，后来转战川陕，部队规模不断扩大。长征前后，方面军下辖多个军，其中红四军作战任务重、战斗力强，既有大批久经战阵的指挥员，也有从基层成长起来的骨干。它的历史分量，不能只用一个“主力”来概括。
1935年7月，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两支部队会合后，干部交流和编制调整随之展开，红四军的军政领导班子也发生变化。许世友任军长，王建安任政治委员，张宗逊任参谋长，后来三人先后成为上将。
许世友的经历，带着鲜明的传奇色彩。根据他本人的回忆，幼年曾在少林寺习武，离开寺院后进入旧军队。黄麻起义爆发后，他脱离旧军队，参加革命武装。那支队伍后来成为红四方面军的重要源头，他也由此进入鄂豫皖红军的战斗序列。
许世友不是只会冲锋的猛将。他当过红九军副军长兼第二十五师师长，也担任过红四方面军骑兵司令员。万源保卫战中，红军依托山地顽强阻击；包座战斗里，部队抓住敌军部署漏洞突然出击。许世友多次带队参加敢死队，身负多处伤，但很少因伤长期离开战场。
有意思的是，这样一名战功突出的将领，在抗日战争初期却经历了一段低谷。张国焘另立中央、分裂党的错误，给红四方面军干部带来复杂影响。许世友虽然反对张国焘的做法，却也因红四方面军的历史背景受到审视，个人情绪一度十分激烈。
1937年，许世友曾准备带少数旧部离开驻地，前往寻找巴山游击力量。王建安得知后向上级报告，行动没有发生。许世友随后受到审查，并被判刑。王建安后来解释过自己的考虑：“这是为了保住同志。”这句话不长，却说明当时军内纪律问题的严肃程度。
毛泽东了解情况后，同许世友谈话，指出冲动行为可能造成的后果，也没有因一时错误便否定其长期革命经历。许世友逐步认识到问题，重新回到部队。1938年10月，经朱德协调，他出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副旅长，重新获得带兵作战的机会。
此后的许世友，把个人勇猛转化为指挥能力。解放战争时期，他先后担任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司令员、山东兵团司令员，在胶东地区长期主持作战。1955年，他被授予上将军衔。此后又任广州军区司令员，参与西沙群岛自卫反击作战；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中，担任东线指挥员。
王建安与许世友的道路相近，也有自己的特点。他早年在旧军队中当过兵，后来参加地方赤卫队，投身黄麻起义。红军时期，他长期担任政治委员，重视组织纪律和思想工作。许世友事件中，他的报告使两人产生隔阂，这种矛盾并没有简单消失。
抗日战争期间，王建安重新回到部队，逐渐显示出军政兼长的能力。解放战争后期，他担任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司令员。新中国成立后，他还曾率部参加抗美援朝，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56年1月，他补授上将军衔，是开国将帅中较为特殊的一例。
张宗逊则代表了红一方面军系统的干部。1927年秋收起义时，他就在部队中任职，随后跟随毛泽东上井冈山。此后，他在中央红军担任过师长、中央纵队参谋长等职，长期参与中央苏区和长征前后的军事行动。
1935年初，张宗逊在同薛岳部队作战时负重伤，暂时离开前线。伤势尚未完全恢复，他便写信请求归队。根据组织安排，他前往红四方面军红四军担任参谋长，参与党中央和红军主力继续北上的军事行动。不同系统的干部因此走到同一支部队，红四军的指挥班子也出现了难得的融合。
抗日战争时期，张宗逊任八路军第三五八旅旅长，后来担任晋绥野战军副司令员、吕梁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解放战争中，他成为彭德怀的重要助手，任西北野战军副司令员兼第一纵队司令员。1955年，他被授予上将军衔。
红四军的这段经历，特殊之处不在于三名主官后来都身居高位，而在于他们分别来自不同的成长路径：许世友从基层战斗中崛起，王建安以政治工作和统兵能力见长，张宗逊则兼具中央红军和野战指挥经验。1935年那次调整，让三种经历在同一支部队中交汇，也留下了人民军队干部交流史上一段颇具分量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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