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乾隆四十五年，云南元江赈灾现场，正四品迤南道道员庄肇奎正在查验灾情，几名内廷侍卫突然抵达，将他押往普洱府，并当场宣读了查抄家产的谕旨。
这场变故来得极快。庄肇奎担任迤南道不足一年，官印还没有捂热，便因云贵总督李侍尧案被革职查办。更耐人寻味的是，他的父亲早在乾隆二十一年任甘肃平庆道时，就曾因亏空获罪，庄家前后两代，竟然都在道员任上遭遇抄家。
庄肇奎是浙江嘉兴府秀水县人，出身于读书入仕之家。乾隆十八年，他考中举人，却屡次会试不第。清代举人想直接入仕并不容易，只能等待大挑。庄肇奎凭借仪表和才干被选中，授任教谕，后来历任知县、同知、知府，最终升为道员。
地方志对他的评价并不差，称其“洁己奉公”，所到之处也有勤政爱民之名。他不是世家显贵，也没有显赫的科举出身，能够一步步做到道员，靠的是多年任事积累。偏偏在仕途将要再进一步时，撞上了李侍尧案。
李侍尧是乾隆朝的重要封疆大吏，长期主持云贵事务。乾隆四十五年案发后，他供称曾收受庄肇奎白银二千两。对于身处其属下的庄肇奎而言，这笔银子足以改变命运。有人向他问话时，他大概也只能回答：“任职以来，未敢以此营私。”但官场账目一旦入案，解释往往比银子更轻。
清代地方官场存在名目繁多的“陋规”。下属向上司馈送银两，在相当长时间里被视为惯例，甚至成为官员升迁、调任时不得不面对的一项支出。它未必都对应具体的贪污事项，却也绝不是纯粹合法的俸禄。朝廷平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遇到整肃案件时，又可以把它作为追责依据。
庄肇奎的问题，正出在这个灰色地带。乾隆四十四年，他升任迤南道，按地方惯例向李侍尧“孝敬”二千两。庄肇奎或许没有借此侵吞公款，也没有替自己谋取具体利益，但在李侍尧倒台之后，这笔银子便从官场惯例变成了案卷中的受贿证据。
查抄结果，比罪名更能说明问题。浙江原籍和云南任所分别造册，两份清单合计列出五百三十三项，包含现银、房屋、田产、古玩字画等，折合白银一万二千三百五十九两一钱四分。正四品道员，做官二十多年，家产只有这个数，放在当时官场中确实显得寒酸。
邻居的供词也留下了细节：“庄肇奎并无房产，至乾隆四十一年才置买住房，又买地三百余亩。”平日看守房屋的，只有两个侄儿，家中生活并不宽裕。邻居还说，除了房屋和田地，没有听闻他另有生意产业，也没有在事发前转移财物。
乾隆四十一年是1776年，庄肇奎直到此时才置办住房，说明此前多年并未积下厚重家底。三百余亩田地在普通家庭眼中不算少，却远不足以支撑一个高级地方官应有的排场。若与“清知府三年，十万雪花银”的民间说法相比，更显出他在敛财方面的克制。
不过，家产少并不能自动证明一个人绝对无罪。庄肇奎收受李侍尧二千两，确有案卷依据；问题在于，这笔钱究竟是权钱交易，还是官场陋规，审理者并未给予他太多分辨空间。主官获罪，属官往往难以置身事外，尤其在皇帝准备借大案震慑一方官场时，更是如此。
庄肇奎被发往伊犁，一去多年。李侍尧作为主犯，曾被三法司议罪，定为斩监候，后来却重新得到起用；庄肇奎这个被牵连的属官，反而长期困在边远之地。两人的结局反差，恰好暴露出清代官场问责并不总与罪责轻重完全对应。
乾隆五十四年，也就是1789年，庄肇奎因事获赦，后来出任广东惠州府知府，又升任广东布政使。此时距离他在云南被查，已经过去近十年。那份列有五百三十三项财物的清单，却把一个正四品道员的真实家底，连同当时官场中难以摆脱的陋规，一并钉在了案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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