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80年8月26日，北京一处四合院内，邓小平等候着前来拜访的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这次见面没有安排在庄重的大会场合，气氛更像一次老朋友之间的谈话。班禅刚走进院门，邓小平便迎了上去，伸出双手相握。
两人边走边谈，话题从生活起居，很快转到了西藏和藏区的发展。邓小平对班禅说：“你坚定不移地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是我们国家最好的爱国者之一。”这句话分量很重，也点出了中央对他的信任。
当时的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初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工作重点转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民族地区的发展问题被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邓小平十分清楚，西藏的事情不仅是经济建设问题，也牵涉民族关系、宗教事务和国家统一。
谈到西藏时，邓小平表示，中央要加快西藏发展。班禅作为藏传佛教的重要领袖，在西藏、其他藏区乃至海外都有影响，能够发挥特殊作用。临别前，他又特意叮嘱：“大师这次下去视察，不要有任何顾虑，希望你能够为祖国再做一些贡献。”
这句话并非客套。班禅当时已经42岁，长期担任国家重要职务，对西藏和藏区情况有相当深入的了解。邓小平把他请到家中交谈，实际上是希望他放下包袱，主动深入基层，了解群众真实生活，把中央政策讲清楚，也把藏区的实际困难带回来。
邓小平还对他说：“我约你到家里来谈，可不是把你当外人，以后你也可以经常来。”短短一句话，既有亲切意味，也体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对班禅政治立场与工作能力的肯定。
这种信任并不是1980年才开始形成的。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十世班禅还不到12岁，人在青海。他很快得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便向毛泽东、朱德发去电报，表达拥护中央人民政府、希望西藏早日实现和平解放的态度。
那封电报写得很明确。班禅表示，自己“待命返藏”，并相信在中央领导下，西藏和平解放指日可待。对于一个年少的宗教领袖来说，这不是简单的表态，而是一次关系个人命运、宗教传统和国家统一的重大选择。
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经过谈判，达成《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同年4月，班禅率代表团抵达北京，受到中央领导人接见。此后，他逐渐从宗教领袖成长为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人物。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十世班禅作为代表参加会议，并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那年他16岁，是新中国国家领导机构中最年轻的成员之一。毛泽东曾勉励他，要共同把西藏的事情做好，也要把全国的事情做好。
这份政治信任，后来贯穿了班禅的工作。1959年西藏局势发生严重变化后，他仍然承担了大量民族、宗教和统战方面的工作。1979年以后，他再次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工作重点更多转向民族地区建设和宗教政策落实。
1980年会见邓小平后，班禅多次前往西藏及其他藏区考察，接触基层群众，了解寺院、牧区和地方建设情况。他既宣传中央政策，也向中央反映藏族群众的意见。不得不说，这种上下沟通，是他在特殊历史环境中承担的重要职责。
1989年1月，班禅前往日喀则主持五至九世班禅合葬灵塔开光典礼。连续举行宗教仪式、座谈和接见信众后，他突发心脏病。中央得知消息后，立即组织医疗力量赶赴西藏抢救。遗憾的是，经过全力救治，十世班禅于1989年1月28日在日喀则逝世，终年5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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