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王家烈,正在等待会议开始。毛泽东同他谈起贵州近况,话题看似平常,却突然问了一句:“在贵州见过钟赤兵吗?”
王家烈脸上的笑意很快消失,额头冒出汗来。他低声回答:“见过,只是当年的事情……”话还没说完,毛泽东便接过话头:“见过就好,他也一直想见你。”
这句问话,牵出的并不是一段普通的旧识关系,而是一场战斗留下的半生因果。
1935年2月,中央红军二渡赤水后,准备夺取娄山关、再占遵义。娄山关是黔北要地,山路险峻,关口狭窄,守军正是贵州地方武装。王家烈当时担任贵州省政府主席兼“剿匪”总指挥,其部队被人称为“双枪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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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三军团奉命进攻娄山关,第12团政委钟赤兵率部连夜赶路。2月27日拂晓前,部队抵达关口附近,发现敌军正在反扑。钟赤兵没有等候,立即带领一营投入战斗,向点金山发起攻击。
战斗异常激烈。
敌军依托山势和公路反复冲击,钟赤兵指挥部队用手榴弹阻击,又组织刺刀冲锋。上午的数次交锋中,红军逐渐夺回制高点。王家烈部不甘失败,继续调集兵力反扑,战场一度陷入近距离搏杀。
就在这时,一颗子弹击中了钟赤兵的右小腿。警卫员胡胜辉以为他被石头绊倒,走近才发现伤口已经撕开,鲜血不断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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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委,我背你下去!”
钟赤兵拒绝了。他让人简单包扎,仍趴在石头后面指挥战斗。直到失血过多昏迷,才被战士们抬离阵地。红军随后击退守军,重新控制娄山关,并向遵义方向推进。
钟赤兵送到野战医院后,医生发现他的腿骨已经严重粉碎。受条件限制,手术没有现代器械,也缺少麻醉和消毒药品。第一次截肢后,伤口感染;为了保住性命,医生又进行了第二次、第三次手术。短短半个月,他承受了三次截肢,右腿最终从大腿根部以下全部失去。
伤势如此严重,部队原本打算把他留在当地养伤。钟赤兵却坚持北上,表示即使爬,也要跟着红军走。毛泽东得知后明确表示,不能把有战功的干部留下,哪怕抬着,也要让他随部队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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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途中,钟赤兵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过雪山时,他曾靠自己一点点爬行;伤口稍有好转,便让战士把自己绑在马上。对于一个失去右腿的伤员来说,这不只是意志坚强,更是当时红军不能丢下伤员、也不轻易放弃骨干的组织原则。
有意思的是,钟赤兵与王家烈后来并没有停留在战场仇恨上。
1954年,钟赤兵调任贵州省军区司令员。一次春节茶话会上,王家烈以民主人士身份出席,走到钟赤兵面前,却没有认出对方。得知身份后,他才明白,这位将军的右腿正是在自己部队防守娄山关时被打掉的。
钟赤兵没有追问责任,只是平静地说:“腿嘛,是当年贵军的‘双枪兵’借走的。”随后又表示,战争已经过去,今后应当共同为国家做事。
王家烈满脸惭愧。对他而言,钟赤兵的宽容反而比责骂更沉重。一个曾经统率地方军队的人,面对当年战场上的对手,如今看到的已不是一个残疾将领,而是一名从枪林弹雨中走出来的老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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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赤兵没有因为失去一条腿而离开革命队伍。长征结束后,他赴苏联学习军事理论,回国后长期从事东北解放区的后勤建设。东北民主联军由分散力量发展为能够进行大兵团作战的正规军,后勤体系的完善是重要基础,钟赤兵在其中承担了大量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参与民航事业创建,后来担任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1955年授衔时,钟赤兵被授予中将军衔。有人问他对评衔是否有意见,他表示,革命不是为了个人待遇,组织授予什么军衔就接受什么军衔。
因此,1959年毛泽东询问王家烈是否见过钟赤兵,并不是简单替旧部下讨说法。毛泽东知道,娄山关的枪声早已过去,真正需要面对的,是战争留下的记忆,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如何让曾经的对手共同承担建设任务。
王家烈后来仍与钟赤兵有接触。两个人之间隔着一场战役,也隔着二十多年时代变迁。一个失去右腿,却走完了长征并继续工作;一个曾经统率贵州地方武装,后来以民主人士身份参与国家事务。那句“见过就好”,分量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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