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年陈毅追悼会上，毛主席看到一副挽联竟脸色大变：一定要找到他

1972年1月10日，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毛泽东抱病来到陈毅追悼会现场。那天寒风刺骨，主席穿着睡衣，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却坚持要送这位老战友最后一程。

陈毅于1972年1月6日在北京逝世，终年71岁。得知消息时，毛泽东正在休息，秘书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没有立即叫醒他。主席知道后却很不高兴，问道：“陈毅同志的追悼会，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身边人劝他不要前往。毕竟，从中南海到八宝山并不算近，年近八十且患病的毛泽东，身体很难承受这番奔波。但他只说了一句：“陈毅是我的老朋友，我应该去。”

灵堂内，陈毅夫人张茜迎上前来，眼眶已经红了。她担心主席身体，轻声劝道：“主席，您身体不好，陈毅知道了，也会牵挂您的。”

毛泽东摇了摇头，没有多说，只走到遗像前深深鞠躬。陈毅与他相识于革命战争年代，曾经共同经历过井冈山斗争、中央苏区和华东战场。两人性格不同，一个沉稳深厚，一个爽直豪迈，却有着多年并肩作战的交情。

追悼会结束后，毛泽东没有立刻离开，而是逐一查看送来的挽联。多数挽联语言庄重，集中赞颂陈毅的军政功绩，这本无可厚非。陈毅既是新四军创建者之一，也是华东根据地和上海工作的重要领导人，后来还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

有意思的是，看到一副挽联时，主席忽然停住了。他把纸幅从头看到尾，神色也随之发生变化，问身边人：“这是谁写的？”

工作人员查阅名册后回答：“是张伯驹先生。他身体不好，没有到现场。”

毛泽东沉默片刻，又把挽联读了一遍。据传，挽联中有“无愧于平生，有功于天下，九泉应含笑，伫看重新世界，遍树红旗”等语句。它没有一味铺陈职务和战功，而是把陈毅一生的选择、胸襟和理想写在了一起。

主席称赞道：“写得好。”随后又说：“一定要找到他。”

这副挽联之所以特别，正在于它写的不只是“功”。陈毅早年投身革命，长期在枪林弹雨中工作，既能带兵打仗，也能写诗作文；新中国成立后，他又承担外交重任，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维护国家利益。挽联把这些经历化作“无愧于平生”，分量自然不同。

而写下挽联的张伯驹，也不是普通的书画爱好者。

张伯驹1898年出生于河南项城，出身于官宦家庭，是张镇芳的养子。张镇芳曾任清政府官员，后来经营盐业银行，家境十分优渥。张伯驹少年聪慧，熟读经史，九岁便能作诗，成年后还曾在旧军队任职。

不过，军界和官场并没有留住他。他厌恶军阀混战，也不愿看见百姓在权力争夺中受苦，很早便离开军队，转而接触金融、诗词、戏曲和书画。

真正改变他收藏观念的，是国宝流失海外带来的刺激。名画《照夜白图》在动荡年代流出中国，后来进入海外收藏机构。张伯驹对此痛惜不已，逐渐认定，珍贵文物一旦离开故土，再想追回，往往难如登天。

于是，他开始倾尽家财收藏古代书画。唐人写本《平复帖》、展子虔《游春图》等名迹，都曾得到他的保护。有人出高价求购，他宁可变卖房产，也不肯轻易转手。他常说：“黄金易得，绝品难求。”

抗战时期，张伯驹还曾因拒绝交出《平复帖》遭到绑架。面对威胁，他仍不愿让国宝落入外人手中。那不是一句漂亮话，而是他用财产、自由甚至生命承担的选择。

新中国成立后，他陆续将大量珍贵文物捐献给国家。1956年，他把李白传世唯一的书法真迹《上阳台帖》捐给国家，毛泽东曾代为收藏，后来又转交故宫博物院。张伯驹本人并没有因此获得多少物质回报，生活反而一度十分清苦。

1957年，陈毅参观书画展览，得知其中许多珍品来自张伯驹捐赠，便对这位收藏家十分敬重。两人交往后，陈毅曾邀请他到家中做客，也在生活上给予帮助。一个是叱咤战场的老将，一个是散尽家财护国宝的文人，彼此欣赏，并不奇怪。

陈毅病逝后，张伯驹已经重病在身，无法亲自前往八宝山，却还是写下挽联寄去。那几句话，既是悼念老友，也像是对一生道路的交代。

毛泽东要找的，正是这个没有到场的张伯驹。后来，相关人员设法与他联系，毛泽东也曾接见并肯定他保护、捐献文物的举动。张伯驹此后继续在中央文史研究馆任职，直到1982年去世，享年84岁。ે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