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9年5月11日，山东肥城陆房，万里与张秋桥在日军合围中摸黑突围，这段并肩逃生的经历，几十年后才因一篇回忆文章重新进入人们视野。
那天拂晓，日伪军以炮火和飞机轰炸压缩包围圈，八路军第115师师部、泰西特委等机关被困在陆房一带。敌军占据周围山岭，企图凭借所谓“铁壁合围”一举歼灭我军。
陆房地形复杂，村落多在丘陵和盆地之间，山口、道路都被敌人严密控制。115师部队只能依托简陋工事坚守，白天连续击退日军进攻，直到夜色降临，才迎来突围的机会。
突围并非一阵冲锋那么简单。队伍要避开敌军火堆、哨卡和巡逻骑兵，还要保持安静，不能让大批人员暴露。万里当时担任泰西特委宣传部长，年仅23岁，虽然参加过抗日救亡活动，却是第一次置身这样惨烈的战斗。
张秋桥当时在罗荣桓身边工作，熟悉周边情况，也有较强的组织和判断能力。据万里晚年的回忆，张秋桥带着他和通讯员寻找隐蔽小路，从红山口方向穿插出去，随后抵达荣花树村，再赶到无盐村与突围人员会合。
夜色很深。
敌人的喊话声就在附近，山石不断划破衣服，众人只能压低脚步，借着地形一点点向前挪。万里曾写道，同行者彼此提醒：“别出声，跟紧了。”走得稍慢时，张秋桥又鼓励大家：“再坚持一段，前面就是安全地带。”
这次突围保存了部队骨干。关于陆房突围的战果，史料记载各有表述，但可以确定的是，八路军以较大代价击退日伪军围攻，成功保全了第115师机关和大量有生力量。战后，罗荣桓在祝捷活动中肯定了部队的表现。
有意思的是，万里在回忆文章中没有直呼张秋桥姓名，只写作“一位同志”。这并不是因为两人关系疏远，恰恰相反，他们曾在生死关头相互照应。后来读者结合当时职务、行动路线及相关资料，才逐渐确认这位同志就是张秋桥。
张秋桥出生于山东巨野，早年接受过较好的教育。抗战全面爆发后，他奔赴延安，进入革命队伍，先后从事秘书、报刊编辑和宣传工作。与哥哥张春桥相比，他参加革命并不晚，在抗日根据地也有较扎实的工作经历。
抗战时期，他还曾在部队基层任职，参与山东敌后抗战。梁兴初、刘西元等将领在滨北地区工作时，张秋桥就在相关部队和宣传岗位上经受锻炼。战争年代的经历，使他既懂政治宣传，也熟悉部队生活。
新中国成立后，张秋桥长期从事军队宣传工作，担任过报社社长、军区宣传部门负责人以及《八一杂志》副总编辑。1955年实行军衔制时，他被授予上校军衔，并获得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他的道路，起点并不低，却没有像哥哥那样迅速进入政治中心。兄弟二人的经历逐渐分开，张秋桥长期埋头于报刊和宣传岗位。特殊时期，他还被安排下乡劳动，前后多年远离原有工作。
1975年，张秋桥得到组织安排，调任总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此时，张春桥也在总政治部任职，兄弟俩第一次在同一机关工作，张秋桥反而成为哥哥的下属。
变化来得很快。张春桥失势后，张秋桥也受到牵连。围绕他到昌平南口坦克第六师开展慰问活动一事，有人提出怀疑，他随即被停职审查。那段时间，他面对的并不是战场上的枪炮，而是身份关系带来的政治压力。
多年调查后，组织没有发现张秋桥存在相关问题，所谓“南口坦克师事件”也未被认定为事实。此后，他的待遇和职务得到恢复，并享受副军职待遇。对一个在抗战中出生入死、此后长期从事军队宣传工作的干部而言，这份结论来得迟，却十分关键。
张家老母亲宋蕙卿曾因两个儿子的命运接连受挫而忧惧不安。她年事已高，难以承受家庭骤然变化，后来在忧郁中离世。张秋桥经历这场波折时，已不是当年陆房突围中摸黑疾行的青年，但那种被误解、被审查的沉重，显然比战场上的伤痕更难消退。
晚年退休后，张秋桥写下回忆录《但求屹立天地间》，没有把人生写成一条顺风顺水的履历，而是记录了战争、宣传工作、政治风波和个人沉浮。书名中的“屹立”，既对应他在陆房突围中的选择，也对应他在漫长岁月里不愿随波改易的自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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