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我四十七,在县城人民医院做后勤勤杂工,整整十二年。
在外人眼里,这是一份又脏又霉气的活。换灯泡、修病床、收拾废弃病房、搬运遗体、往返太平间,医院里所有没人愿意干的杂活、累活、晦气活,全都落在我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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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怕医院,最怕的是地下室的太平间。可我不怕。旁人只觉得那里阴气森森、寒气刺骨,只有我清楚,这个地下的小房间,藏着整个人间最真实、最残酷的真相。
十二年前,我从广东流水线辞工回来。八年流水线生涯,机器碾碎了我右手的食指与中指,指骨变形,再也无法伸直。表哥在医院做了二十年保安,见我一身伤病、无处谋生,就拉了我一把,让我来医院做后勤。
一辈子务农的母亲见我穿上浅蓝色的后勤工作服,胸口别上工牌,就认为我端上了体面的公家饭碗,逢人便替我高兴。我从不辩解,拿着每月两千四的薪水,熬过一天天的琐碎与沉重。
我从没想过,我天天穿梭的病房、夜夜值守的医院,会成为送走我母亲的地方。
两年前,母亲查出晚期胰腺癌。拿到检查报告的那天,我已经在医院干了十年。
当医生对着我轻声说出“做好心理准备”时,我一瞬间失了神,耳边嗡嗡作响……
从确诊到离世,母亲只撑了不到三个月。最后几天,她躺在四楼肿瘤科靠窗的病床上,日渐消瘦、面色蜡黄,消化系统彻底衰竭,连一口流食都无法下咽。
我每晚守在床边,切好水果蘸上蜂蜜,一点点喂到她嘴边,她总是轻声劝我不要白费力气。我明明知道无用,却固执地不肯停下,仿佛只要我多坚持一秒,离别就能晚一秒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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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走前的那天晚上,正是月半,她的精神突然好转,让我扶她坐起来,看窗外的月亮。她慢慢地细数自己的一生:小时候家里很穷,嫁人后也没过上好日子,我父亲又去得早,她独自一人拉扯一双儿女长大,一生从没做过亏心事……
第二天清晨,我给母亲擦脸,却发现她双眼再也无法睁开。医护人员匆匆赶来,一阵慌乱的抢救过后,心电图拉出一条冰冷的直线。
亲眼看着母亲咽下最后一口气,我死死握着她的手,感受着她的手慢慢变冷变硬……
护士长轻声拍着我的肩膀劝我放手,我才恍然惊醒,我的母亲,真的永远离开了。
我妈走了以后,我才算看透生死,也踏实干上这份旁人躲都来不及的活儿。
这十二年,我推着送人的推车,来回跑病房和地下太平间。
刚干这活儿的时候,我总觉得运死人的电梯凉得瘆人。后来才想明白,凉的不是电梯,是看着人说没就没了,心里不好受。白布一盖,这人一辈子就到头了。不少逝者手指露在白布外边,指甲还是生前那样,有的干干净净,有的发黄粗糙,还有的涂了指甲油。人一死,啥都停了,指甲不长了,身子凉了,高兴难过全都没了,啥样子就定在啥样子,再也不会变。
我们这县城医院不大,一年少说也有三四百个人在这儿走。
十二年下来,我送过上千个人,啥样的家属都见过。有的哭得撕心裂肺,跪在地上不肯起来;有的面无表情,好像走的是不相干的外人;还有更不像话的,人还没安置好,太平间门口就吵翻了,争钱、争抚恤、争办丧事花的钱,压根不管旁边躺着的死人。
冬天是最忙的时候,天冷,好多年纪大身子弱的老人扛不住,一个接一个地走。地下太平间地方小,就六个台子,忙的时候全满了,只能临时在过道上加床。我天天在这些遗体中间挪来挪去,轻手轻脚的,不敢磕着碰着一点。
本来我是不信鬼神的,可我妈走了之后,我心里就有个念想:万一真有魂呢?万一我妈也在哪个看不见的地方看着我呢?于是,每次挪遗体,我都小声说一句:对不住啊,给你挪个地方。
去年夏天,急诊科送过来一个二十多岁小伙子,骑摩托撞上大货车,拉来的时候人就不行了。医生抢救了半个钟头,还是没救回来。我去临时放人的地方,他身子还是软的,胳膊蹭到床边,留一道红印子。
他爹妈赶过来,他妈一下子跪在地上,死死抱住推车的轮子,哭得快要背过气。他爸脸色铁青,浑身哆嗦,上来一拳砸在我胸口,吼着问我为啥不救人。
我后背抵着冷墙,胸口疼得厉害,没还手。我懂他那种难受,好好的儿子一下子没了,人就没理智了,总得找个地方撒心里的苦,刚好是我来送孩子走。
保安把他拉开,他瘫在地上,像小孩一样哇哇哭。
我推着轻飘飘的袋子往太平间走,心里挺不是滋味。这小伙子还不到一百二十斤,早上出门的时候好好的,说不定还笑着跟爸妈道别,谁能想到,那天早上的太阳,竟是他最后一回看见。
安置好,我伸手帮他把嘴合上,把白布铺平。我靠着墙抽烟,迷迷糊糊看见我妈穿那件枣红色棉袄,站在过道那头,安安静静看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