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声响彻香港大会堂，多少人还在装睡！

9月3日上午八点，在香港大会堂纪念花园里举行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的活动。

升国旗、唱国歌，警察步枪仪仗队鸣枪致意，大家静默两分钟。行政长官李家超以及特区政府官员、司法人员、立法会议员、退伍军人组织、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队员、制服队伍以及青年代表参加。默哀完毕之后，在场举行了献花仪式，花圈缎带上面写的是“烈士永垂不朽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及全港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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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式比较简单，并且没有做很多的表演。它所要表达的意思就是：香港人还记着那次战争，也还记得那些没能等到胜利就去世的人。

每到这样的纪念日的时候，在网络上就会有人发出这样的疑问：难道这样形式化的纪念有什么意义吗？只是为了走个过场吗？质疑并不是什么新奇的事情。但是仅仅关注仪式的话，就会忽略一个事实：香港的抗战记忆里有具体的人和事，有具体的牺牲。

1941年12月，日本軍進攻香港。经过了十八天的抗争之后，英国军队最终还是选择了投降，在此之后香港就进入了长达三年又八个半月之久的日占时期。

但是投降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放弃了反抗。1942年2月，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在西贡建立起来。开始的时候只有六百多人，后来发展到了一千多人。他们曾对日军据点进行过攻击，并且破坏了日军的交通线，在一次战斗中还击落了一架日本飞机。人数不是很多，但是所面临的风险却是非常明确的。

最引人注目的就是“秘密大营救”了。日军占领香港之后，港九大队把800多个被关押在香港的文化界人士以及爱国分子解救出来，其中有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梁漱溟、茅盾、梅兰芳、蔡楚生等。另外他们还营救出八十九个外国朋友，有英国军队的士兵和美国空军飞行员。

这些行为并不是后来杜撰出来的，而是在香港抗战的历史上是有据可考的一些事情。港九大队大约有1000多名游击队员，在已经能够确定名字并被记录下来的牺牲人员当中就有上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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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9月3日举行的一次默哀，并不是对某一年份的一种抽象致敬。在两分钟的时间里，至少要考虑到那些在占领期间进行反抗的人、也要考虑到那些被营救人员以及没有留下名字的普通市民。

大会堂纪念花园的存在本身就证明了这次纪念不是仓促决定的。花园是为纪念1941-1945年间为了保卫香港而英勇献身的军人和市民而建，在1962年开放给公众使用。中央纪念龛是十二边形的，在墙面上用楷书书写了“英灵宛在，浩气长存”的字样。

2014年2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作出决定，在每年的九月三日设立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同年八月，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宣布自当年开始举办官方纪念活动。也就是说今天的香港纪念活动有历史根据、有制度保障，并非某个官员心血来潮所为，也不是为了营造现场气氛而做的安排。

李家超在社交媒体上说，历史是很好的教材，可以使人认识事情的本质。他还说，在抗日战争期间，全国上下团结一致、共同抵御外侮，香港人民和祖国一起经历了磨难。

这句话的价值并不在它的激烈程度上，在于它所对应的实际情况就是香港所经历的事情。香港曾经历过战争，并且有当地人民参与到反抗、救援以及支持之中来。把这段历史简单地当作一种仪式来对待，就相当于把这些具体的个人以及他们所付出的努力都给忽略了。

但是纪念仪式代替不了历史教育，也并不能通过一次鸣枪来使年轻人明白抗日的意义。如果每年都有这样的活动，但是没有人去解释港九大队做了些什么，也没有人说明香港处于什么样的战时状态的话，那么剩下的就只有形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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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并不表示这个仪式就没有意义了。相反地，仪式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公开、稳定的共同参与的时间点。升旗、奏乐、默哀、献花等行为都向世人宣告着这样一个事实：那段历史并不会随着时间流逝而消失不见。

特别是对于香港而言，抗战的记忆不应该被分割为一段和国家无关的地方历史。从1941年到1945年的香港来说，它是战争受难之地同时也是中国抗日战争中的一环。港九独立大队的行动、对文化人进行营救以及帮助外国朋友的行为都可以看出香港人民同全国人民一起参加抗日战争的事实。

所以9月3日的鸣枪就是一次公开宣告：胜利来之不易、牺牲不能随意抹杀、历史不可以随便篡改。

有人认为两分钟的默哀时间太短了，而有的人则认为这样的仪式就是走过场而已。长短如何、是否符合程序都可以讨论。但是在这两分钟之内，至少不能忘记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在1945年的9月2日的时候，日本就已经签署了投降书，并且在第二天也就是9月3号的时候举行了抗日战争胜利纪念大会。到了八十年代初的时候，香港仍然在庆祝。

这件事情本身就证明了记忆力并没有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