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854年春，天京东王府内，冬官又正丞相陈宗扬与妻子谢晚妹，因一次秘密同宿，走到了太平天国严酷制度的刀口之下。
这不是普通的夫妻争执，也不是军营中的偶然违纪。两人早在金田起义前便已结为夫妻，后来却被编入不同营伍，平日各自生活，连见面都受到限制。对他们而言，夫妻关系并没有消失，只是被一道军令硬生生隔开了。
太平天国早期实行男女分营，背景并不难理解。1851年金田起义后，队伍迅速扩张，军民混杂，粮食、住所和军纪都十分紧张。把男女分别编组，便于管理，也能防止士兵私斗、抢掠和营内混乱。
这套办法在广西转战、永安突围以及进军南京的阶段，确实强化了组织控制。可制度一旦脱离具体环境，便容易从权宜之计变成不可触碰的教条。1853年3月，太平军攻占南京并改称天京后，局势已经发生变化，原有军营制度却没有及时调整。
普通夫妻不能同住，掌权者却并非完全受同样约束。洪秀全、杨秀清等最高层人物拥有妻妾和独立居所，王府与普通营伍之间，形成了明显差别。问题也正在这里：制度要求越严，执行者越需要做到一视同仁，否则军令就会变成权力的工具。
陈宗扬夫妇的案子，恰好撞上了这层矛盾。
那天两人同时当值，久别之后相见，趁夜进入同一住处。事情很快被人发现。谢晚妹曾在东王府任职，熟悉府中规矩，也曾因职责关系斥责过一名与男官员举止亲密的女官。有人认为，这名女官因此怀恨在心，便把陈宗扬夫妇私自同宿的事情报给了杨秀清。
按照太平天国当时的规定，夫妻私自同宿属于触犯“天条”，男女都可能被处死。陈宗扬并非普通士卒，他是太平天国二十位丞相之一，也曾参与早期军事行动。可在东王杨秀清面前，官职和旧功并没有成为护身符。
被押到堂前后，陈宗扬没有只为自己求情，而是抛出了另一件事。他指出，东王亲信卢贤拔也曾在东王府内与妻子同吃同住。既然军令不分贵贱，卢贤拔同样应当受罚。
“既然是天条，为何只问罪于我？”
这句话的真假，史料记载并不完全一致，但它所揭示的矛盾十分清楚：男女分营并非人人都能严格遵守，而真正受到重罚的，往往是没有权势的一方。
卢贤拔是杨秀清倚重的人物，处理内务、搜罗人员等方面颇得信任。若依同一标准处置，东王就必须把自己的亲信一并推出去。于是，陈宗扬夫妇被处死，卢贤拔却只是被削去爵位、游街示众。这样的判决，在形式上保留了军令，在事实上却留下了偏袒。
消息传开后，天京军民议论纷纷。杨秀清素以强硬和善于整顿军纪著称，若这一次完全不作回应，东王府的权威便会受到影响。于是，他又借“天父下凡”传达命令，称自己在处理此案时有所不公，应受责罚。
洪秀全、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等重要人物被召到场。传说中的命令是杖责东王五十。杨秀清随即命人执行，公开受杖，以此显示自己并非置身军令之外。
这场自罚很难弥补陈宗扬夫妇已经失去的生命，却反映出杨秀清面临的两难：既要维持男女分营的绝对权威，又无法真正让王府、亲信和普通军民完全遵守同一尺度。制度越严，权力差异造成的裂缝便越明显。
有意思的是，陈宗扬夫妇的死并没有被当作一桩普通案件处理。1854年9月，杨秀清以“天父”名义下令，废除男女分营制度。具体过程在不同记载中略有差异，但这一转变与天京时期社会秩序变化密切相关。
此后，太平天国仍有严格的军政管理，也仍然存在等级和禁令，但夫妻分居不再作为普遍制度执行。陈宗扬和谢晚妹没有等到制度改变，却用一桩命案把矛盾暴露出来：一项原本服务于军队管理的临时措施，若被神圣化、绝对化，最终连统治者自己也会被它逼入难堪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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