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清史稿》《清圣祖实录》《康熙朝实录》及相关历史研究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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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清朝的功臣簿,"功高震主"四个字几乎是一道绕不过去的催命符。
雍正朝的年羹尧,平定青海、坐拥西北,最终被赐自尽,罪名多达九十二条;
康熙末年的隆科多,拥立雍正有功,被称为"当代第一超群拔类之稀有大臣",最终却被圈禁至死,在幽禁中凄惨离世。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鳌拜被擒、索尼之子索额图被处死、明珠被革职永不叙用。
在满清以少数民族统治庞大汉族人口的格局下,汉族大臣即便立下再大的功勋,也始终处在一种微妙的张力之中:皇帝需要你办事,却又时刻提防你坐大。
但在康熙一朝,偏偏有五位汉族大臣走出了截然不同的命运轨迹。
他们帮助康熙平三藩、收台湾、治河务,立下赫赫功勋,最终却全部平安走完了一生,死后尽享哀荣。
这五个人,就是周培公、李光地、姚启圣、施琅和于成龙。
他们各自走上仕途的路径截然不同,所面对的危局也千差万别,却在波谲云诡的康熙朝堂上,各自找到了一条通往善终的独特道路。
周培公是一个没有科举功名的幕僚,凭一张嘴说降了拥兵自重的叛将;
于成龙四十五岁才出仕,从蛮荒之地的知县一路做到两江总督,到死家徒四壁;
李光地在战火中用蜡丸传递密信,从此成为康熙最信任的汉臣之一,却也背负了"卖友"的千古骂名;
姚启圣倾家荡产筹备平台大业,却在论功行赏时被冷落,抱憾而终;
施琅与郑家有杀父灭门之仇,却在收复台湾后力主保全郑氏后人,还上书保住了台湾这片土地。
五个人,五条路,五种截然不同的生存智慧。
而最终等待他们的结局,远比他们的功勋本身更加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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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培公:孤身入虎穴的胆识
周培公,本名周昌,字培公,湖北荆门人,生于明崇祯五年(1632年)。
他的少年时代笼罩在乱世之中。
父亲早逝,他年仅十岁时,李自成的农民军进攻荆郢一带,母亲孙氏在战乱中殉难。
据《清史稿》记载,其母"剜目破面触棺死",壮烈异常。
周培公从此孤苦无依,由乳娘龚氏抚养成人。
成年后,他在地方衙门充当小吏,后来依附显者进入京城,担任内阁供奉,由此踏入仕途的边缘。
康熙十二年(1673年)末,周培公投入振武将军吴丹门下效力。
康熙十三年(1674年)腊月,吴三桂发动"三藩之乱",策动陕西提督王辅臣在北方反叛呼应。
王辅臣拥兵自重,以骁勇善战闻名,盘踞在平凉一带,对清廷构成直接威胁。
康熙十五年(1676年),康熙帝任命图海为抚远大将军,统辖陕甘征讨大军前往平叛。
出征前,康熙在太和殿亲授帅印,命令各部一律听从图海节制。
图海抵达平凉前线后,重申纪律,严明赏罚。
诸将纷纷请命攻城,图海却另有打算。
他对手下说:"国家仁义之师,应当先招抚,后攻伐。平凉城中有数十万兵民,一旦强攻,伤亡必然惨重。"
五月,清军夺取了平凉城北的虎山墩——这是平凉城的咽喉所在,高数十仞,叛军以精兵固守,保证粮饷通道畅通。
图海亲率仰攻,从上午战至中午,终于攻克,随即用大炮轰击平凉城,城内兵民普遍畏惧。
就在这僵持之际,周培公向图海献上了"取平凉策"。
他分析道,陕西关中地区乃天下脊梁,王辅臣的反叛不过是情势所迫,并非铁了心要与朝廷为敌,如果派一个能说会道的人前去劝降,王辅臣极有可能归顺。
图海正苦于无计可施,听闻此言大喜。
恰好王辅臣手下的参将黄九畴、布政使龚荣遇与周培公是同乡,他们暗中将平凉城内的情况用蜡丸封好,秘密送到周培公手中。
周培公借此自告奋勇,主动请缨入城劝降,并表态:"如果成功,那是大学士的福分;如果失败,我周昌死而无怨。"
图海连夜上奏康熙,康熙当即传谕周培公进京,在乾清宫亲自召见。
听完周培公的方略后,康熙嘉封他为参议道台,赐穿黄马褂,命他携带谕降诏书前往平凉招抚。
周培公领旨出京,单枪匹马进入王辅臣的军营。
他先后多次出入敌营,凭借对局势的精准分析和过人的口才,终于说服了王辅臣。
王辅臣迫于势穷粮尽,派手下副将随周培公出城,向图海表示投降,并上缴了吴三桂投递的函札及"平远大将军印""陕西东路总管将军印"各一颗。
图海驰报京城,康熙龙颜大悦,颁发大赦令。
平凉劝降一事,是周培公一生中最辉煌的功绩。
《清史稿》评价他"好奇计"。
然而立下如此大功之后,周培公对朝廷的奖赏只有一个请求——他的母亲孙氏因父亲之死而殉节,希望皇上能为母亲请旌表彰。
康熙十五年(1676年),朝廷诰封其母为"贞烈恭人",康熙还亲自御笔撰写祭文,规定了祭祀规格。
此后,周培公被授予布政使参政的官职,又参与了蔡毓荣的军事行动。
事情结束后,被任命为山东登莱道,兼摄布政使。
然而这段上升期非常短暂。
在登莱道任上,周培公因与总兵官黄芳世互相攻讦,被弹劾"纵仆行私",遭到夺官。
一个没有科举功名、纯靠军功上来的汉人官员,在太平时期很容易被同僚排挤。
他的倒下,少有人替他说话。
此后二十年间,周培公闲居荆门家乡,过着半隐的生活。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蒙古族首领噶尔丹率众反清,赋闲在家的周培公闻讯后连忙赶写平叛"条呈"送到京城,被康熙采纳。
康熙重新起用他,任命他为盛京提督,负责戍边。
根据族谱记载,康熙四十年(1701年),周培公卒于盛京任上,享年六十九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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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于成龙:清廉是最好的护身符
于成龙,字北溟,号于山,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出生于山西永宁州(今山西省吕梁市方山县)。
他少年时参加科举,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考中副榜贡生,但此后二十余年间一直未能踏入仕途,在乡间过着耕读生活。
直到顺治十八年(1661年),已经四十五岁的于成龙终于等来了机会,被清廷任命为广西柳州府罗城县知县。
他怀着"此行绝不以温饱为志,誓勿昧天理良心"的抱负,抛妻别子,踏上了前往蛮荒之地的路途。
当时的罗城地处万山之中,瘴气弥漫,瑶族、僮族等少数民族杂居。
历经战乱后全县仅剩六户居民,无城郭廨舍,前两任县令一个被杀、一个挂印而去。
于成龙到任后寄居关帝庙中,用土块垒成办公的台案,晚上在灶台旁铺上稻草入睡。
他身边的一名仆人因受不了恶劣环境病死,其余几名仆人后来也相继逃离或去世,只剩他一个人独自支撑。
他后来写信给家乡的儿子说:"我在此地,与民同苦,只要一息尚存,就要把这里治理好。"
在罗城的七年里,于成龙推行保甲制度,严禁盗贼,减轻徭役,鼓励农耕,兴办学舍,创立养济院。
他亲自到田间地头巡视,鼓励农民开垦荒地。
碰上百姓缴纳赋税,他革除常例火耗,不收任何额外银钱。
在判案时,他常常在茅屋下席地而坐,让原被告当面诉说,当下剖明是非。
当地百姓看到他生活清苦,纷纷馈赠油盐柴米,于成龙笑谢道:"我一人在此,何须如许物,可持归,奉汝父母。"
经过七年苦干,罗城面貌大变,人口增加,田亩扩大,县城渐渐有了集市和屋舍。
康熙六年(1667年),于成龙因政绩考核"卓异",升任四川合州知州。
离任时,罗城百姓遮道呼号,追送数百里。
合州同样历经战乱,地广人稀,赋税却重。
于成龙到任后大力革除摊派陋规,招民垦荒,贷给牛种,合州也逐渐恢复生机。
康熙八年(1669年),他又被调往湖广黄州府担任同知,分驻岐亭镇,从此开始了他在湖北长达数年的捕盗安民生涯。
岐亭地方处在黄州、麻城交界,水陆交通复杂,大盗小贼横行。
于成龙脱掉官服,换上破衣,脸上抹上灰土,化妆成乞丐或者小贩,独自一人到盗匪出没的村落和市集暗中察访。
晚上他就睡在桥洞下或破庙里,将盗贼的相貌、巢穴和活动规律一一摸清。
对一般的小偷小摸,他往往先审问,了解到他们确实为生活所迫,就教育一番后释放,并帮助安置营生。
黄州一带的盗风就这样被他逐渐压了下去,百姓称他为"于青天"。
康熙十三年(1674年),吴三桂进军湖南,湖北震动。
麻城人刘君孚等人在东山聚众造反,与叛军遥相呼应。
湖广巡抚知道于成龙在当地深得民心,命令他前往招抚。
此时于成龙刚署理武昌知府。
他只带着两名差役,骑了一头驴,径直往东山山寨而去。
到了寨前,山上的党羽张弓露刀,于成龙神态自若地下驴,叫差役通报姓名。
刘君孚早就听说过于成龙待民如子的名声,犹豫片刻后开门迎接。
于成龙当场写下保证文书,盖上官印。
刘君孚被他的真诚打动,当天就率众下山归顺。
附近几处山寨听到消息,也纷纷效仿,一场大乱消于无形。
康熙十七年(1678年),于成龙升任福建按察使。
当时福建沿海因"迁海令"导致大量百姓被无辜牵连入狱,于成龙到任后仔细核查案件,一次性释放数百名无辜百姓,被百姓称为"于青菜"。
他在福建按察使任上重审"通海"案,影响巨大,第三次被举"卓异",升任福建布政使。
康熙十九年(1680年),于成龙被"特简"为直隶巡抚。
康熙二十年(1681年),于成龙入京觐见,康熙当面称赞他为"清官第一",赐帑金千两、亲乘良马一匹,还作诗褒宠。
随后于成龙升任江南江西总督。
身居高位后,他的生活没有丝毫改变。
他到江宁赴任时坐着一辆毫不起眼的骡子车进入总督衙署,谢绝接风宴,下令减免一切用以宴会的陈设。
他每日只吃糙米饭和青菜,一年到头几乎不食肉味。
总督衙门的仆人们连茶叶都买不起,只能采摘院中槐树叶泡茶喝,日子久了那棵槐树竟被摘得光秃秃。
他颁布《严禁漕弊各款》,重拳整顿漕运积弊,江南官场风气为之一清。
官僚、巨商都改穿了布衣,高门大户将大门楼改筑成小门楼,少数恶霸避居他乡。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四月,于成龙积劳成疾,病逝于两江总督任上,终年六十七岁。
同僚整理遗物,发现屋里只有一个旧竹筐,内有一件粗丝袍子、一双靴子和一根腰带,瓦缸中仅剩几斗粗米和几罐盐豉,此外再无任何积蓄。
前来查看的官员无不失声痛哭。
江宁百姓闻讯全城罢市,聚在一起哭泣,每天到他的灵前祭拜者数以万计,家家绘像祭祀。
康熙帝同年南巡至江宁,对朝中大臣感慨道:"朕博采舆评,咸称于成龙实天下廉吏第一。"
他下令赐谥"清端",追赠太子太保,让于成龙的一子进入国子监读书。
雍正十年(1732年),于成龙入祀京城贤良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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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李光地:蜡丸传书的奇功
李光地,字晋卿,号厚庵,又号榕村,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出生于福建安溪湖头镇。
他自幼聪颖过人,五岁开始读书,"发声试之,辄已成诵,不失一字"。
十三岁已将四书五经翻了个遍,十八岁写《性理解》,十九岁写《四书解》,二十岁写《周易解》。
康熙三年(1664年)乡试中举,康熙九年(1670年)参加庚戌科会试,高中二甲第二名进士,被选为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
康熙十二年(1673年),李光地请假南下福建省亲。
次年,靖南王耿精忠在福州举兵造反,郑经也派兵北攻泉州,福建全境陷入战乱。
耿精忠对李光地、陈梦雷这样的才人名士软硬兼施,网罗入幕。
李光地坚决拒绝,带着全家躲入深山之中。
与此同时,他的同年好友陈梦雷在福州被耿精忠扣押,被迫挂了一个"学士"的虚名。
两人暗中商议,定下计策:由陈梦雷留在耿幕卧底,刺探叛军虚实,李光地则设计逃出,遁迹安溪深山荒谷之中,二人"间道通信",里应外合。
临别之时,两人特别约定:"他日幸见天日,我之功成,则白尔之节;尔之节显,则述我之功。"
康熙十四年(1675年)五月,李光地将整理好的情报与平叛策略写成密疏,建议清军用"避实捣虚"之计,选派精兵万人,"诈为入广之兵,道经赣州,遂转而向汀界",因"贼方悉兵外拒,内地府州具尽致空虚",清军如能"出汀州小道,横贯其中,则三路之贼,不战自溃矣"。
这封密疏用蜡泥封裹成丸,让仆人绕道偏僻山路艰难送往京城,最终通过闽籍内阁学士富鸿基转呈给康熙。
康熙读罢密疏,嘉叹良久,遍示群臣,说:"此真忠臣也!"
虽然此疏传到前方将领手中时,福建前线的形势已发生变化,此策未及施行,耿精忠就已经投降了,但清廷还是大破耿精忠势力。
康熙十六年(1677年),朝廷收复泉州,李光地得以与拉哈达军会合。
康熙十七年(1678年)三月,李光地因蜡丸传书之功,被超授侍读学士。
同年,他及其家族联合清军,在泉州击破郑锦部将刘国轩,再次得到优叙,升迁翰林学士。
然而,蜡丸传书之功在日后却引发了一桩绵延数百年的公案。
耿精忠兵败后,陈梦雷因"附逆"被逮捕入狱论斩。
李光地上疏述说与陈梦雷两次秘密约见的情况,陈梦雷这才免去死罪,被发配奉天戍守。
但陈梦雷在狱中写下《告都城隍文》和《与李光地绝交书》,痛斥李光地"欺君负友",指控蜡丸密疏实为两人共同谋划,李光地却独吞功劳。
两人各执一词,遂成历史公案。
康熙十九年(1680年)七月,守制期满的李光地返回京城,康熙谕示他不必候缺,即任内阁学士。
此时三藩已定,但台湾郑氏政权仍是心腹大患。
李光地建言推举施琅担任平台将领,称"破台湾非水师不可,习水师非施琅不可"。
康熙采纳了他的建议,任命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最终顺利收复台湾。
此后,李光地的仕途稳步上升。
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他返回京城授翰林院掌院学士,在御前讲席上值讲,兼任日讲官和起居注官。
康熙三十年(1691年),他偕同河督靳辅勘视河工。
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督顺天学政。
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授工部侍郎。
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李光地出任直隶巡抚。
当时漳河、子牙河屡屡泛滥,他奉命修治,勘源委、堵口浚闸,使百姓免遭水患。
他又请开诸州县水田,引漳、淦、滹、沱诸水灌溉,岁有成效。
后来永定河也出现水患,李光地再次奉诏修治,动员民众筑堤开河,工期紧迫,沿河田畴因此丰收。
康熙亲临巡视,对群臣说:"朕用一清正抚臣,便岁丰民乐。"
并亲书"夙志澄清"匾额赐予李光地。
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李光地拜文渊阁大学士,位极人臣。
当时康熙潜心研究理学,御纂《朱子全书》《周易折中》《性理精义》诸书,皆命李光地校理,经常召他入便殿研讨学问。
李光地讲解经书时能深入浅出,还能把深奥的道理和现实政治结合起来。
他提出"君师合一"的观点,认为天子既是世俗的君主,也应该是天下的精神导师。
这种说法,康熙听了很高兴。
君臣二人"情虽君臣,义同朋友",关系十分密切。
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李光地参与千叟宴,获赐赉有加。
此后他以病乞休,康熙温旨慰留。
康熙五十六年,康熙帝的身体已经不好。
他有一次单独召见李光地,史书简单地记载君臣"密议建储事"。
谈了些什么,正史一个字也没有写。
李光地的回答必定极其隐晦,没有留下任何能被抓住的话柄。
这次密谈后,李光地迅速衰老。
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李光地去世,享年七十七岁。
康熙帝遣恒亲王允祺奠醊,赐金千两,谥号"文贞",并亲自撰写祭文,称赞他"谨慎清勤,始终一节,学问渊博。朕知之最真,知朕亦无过光地者"。
雍正初年,赠太子太傅,祀贤良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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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姚启圣:收复台湾的幕后推手
姚启圣,字熙止,号忧庵,生于明天启四年(1624年),浙江会稽(今绍兴)人。
他少负豪侠之气,十岁能文,十三岁中秀才。
顺治初年清军定江南时,他游历通州,被当地土豪侮辱,愤而投效军前,被委任为通州知州,随即抓捕土豪杖杀之,后弃官离去。
回乡途中,他在萧山遇到两个兵卒抢掠女子,佯装好语相劝,夺刀杀了兵卒,将女子送还其家。
后来他附族人籍隶镶红旗汉军,举康熙二年(1663年)八旗乡试第一,授广东香山知县。
在任期间因擅开海禁被弹劾夺官,此后以经商为生长达七年。
康熙十三年(1674年),耿精忠在福建反叛,兵入浙江境内,两浙骚动。
姚启圣闻讯后慷慨以家财募兵数百人,赴康亲王杰书军前效力,亲冒矢石与叛军作战。
他因善用兵、出奇制胜,先后被擢升为诸暨知县、温处道佥事,随康亲王军一路南下,攻克松阳、武义、云和等地,直趋福建。
康熙十五年(1676年),他劝降耿精忠成功,擢升福建布政使。
此后,姚启圣率兵讨伐郑经,先后收复邵武、兴化、漳州、泉州等地。
康熙十六年(1677年),他从康亲王征战福建南北,屡建战功,受诏嘉奖。
康熙十七年(1678年),郑经遣大将刘国轩进犯漳泉,清军大败,海澄、长泰、同安等县相继失陷。
危急之中,朝廷擢升姚启圣为福建总督,率师进讨。
他连破刘国轩军,攻克平和、漳平、长泰等地,因功进正一品。
康熙十八年(1679年),他与巡抚吴兴祚协力大败叛军,先后招降官吏四百余名、士兵一万四千余人。
康熙十九年(1680年),他分兵七路攻下海澄、金门、厦门,进封兵部尚书、太子太保。
郑经遁回台湾后,朝臣对台问题出现了战与和的争论。
姚启圣坚决反对议和,力陈必须武力收复台湾。
他采取了一系列关键举措:出资赎回流徙难民两万余人,准降卒垦荒定居,稳定沿海民心;
以变卖绍兴祖产、向亲朋借贷及经商所得,先后捐助军银十五万余两,其中半数用于为投诚官兵发饷,对降将另行赐财并辟馆安置;
更重要的是,他于康熙十八年(1679年)开始举荐施琅,三年间九次上疏推荐,康熙二十年(1681年)更是以全家老少一百二十一口人的性命担保施琅出任水师提督,称"破台湾非水师不可,习水师非施琅不可"。
他还在厦门建立充实的支前基地,馈运军需和后备兵力。
在军事筹备方面,姚启圣上疏康熙,直言"平海必藉水师,水师必藉巨舰"。
他在福州、泉州、漳州等地设立船厂,招募闽浙巧匠,仿制、改进各类战船。
至平台前,共建造、修复大小战船逾四百艘,包括大型的"鸟船""赶缯船",使清军水师从几乎空白一跃成为可进行大洋决战的力量。
他从旧部及绿营中选拔骁勇,又从投诚的郑军官兵中挑选熟谙海战者,混编操练。
他在厦门、金门、铜山等前沿岛屿修建仓库、营房,囤积粮秣、火药、箭矢,组织庞大的运输船队,建立了从福建沿海至前线的补给线。
在战略上,姚启圣展现了难得的耐心。
在朝野上下一度急于求成的氛围中,他反复上疏,主张"机会未至,不宜轻动"。
他的逻辑清晰:清军水师新建,将领需磨合,士兵需训练;郑氏集团内部尚有凝聚力,且握有海峡天险。
贸然进攻,若遭挫败,将极大提振郑军士气。
他坚持必须等待"我兵精练,贼势内变"的最佳时机。
正是这份耐心,等来了郑经病逝后幼主即位、内部不稳的战机。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三月,姚启圣曾亲率兵马从连江定海出兵,准备征讨台湾,却因遭遇大风不利而折返,驻屯数月。
他在观兵时曾作《视师》一诗:"提师渡海极沧溟,万里波涛枕上听。此际梦回银汉转,千峰明月一孤舲。"
这首诗既彰显了豪迈气概,也道出了他肩负复台重任时的复杂心境。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平台大业终于进入决战阶段。
然而就在出征前夕,康熙降下谕旨:"著施琅相机自行进剿,总督姚启圣留驻福建,催运粮饷,不必同往。"
这意味着姚启圣在呕心沥血筹备多年之后,在最后一刻被排除在了前线指挥之外。
大学士明珠向康熙奏陈了由施琅专征的好处和施、姚同征的弊端,康熙随即表示同意。
但姚启圣没有因此消沉,他更加拼命地投入后勤保障,为施琅水师筹集了足够食用一年的米粮,调集大小战船三百余艘,备齐火药、炮弹、弓箭。
很多物资朝廷调拨不来,他就自掏腰包,甚至将妻妾的簪珥首饰全部变卖充作军饷。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六月十四日辰时,施琅率水师两万余人、战船二百余艘自铜山扬帆出征。
六月十六日,清军首次进攻澎湖,与郑军展开激战,双方互有伤亡。
六十三岁的施琅右眼被火铳射伤,他以手帕止血,临危不乱,兵退八罩,总结初战经验,严申军令,查定功罪,赏罚将士。
六月二十二日上午,施琅再申军令,分兵三路向郑军发动总攻。
他亲自督率中路大鸟船进攻娘妈宫各处炮城及郑军战船,双方炮矢交攻,烟焰蔽天。
恰逢南风大作,清军舟师占据上风上流,乘风施放火器,烧毁郑军战船。
经约八小时的激战,郑军完全崩溃。
这一战,清军共击沉、烧毁郑军各类战船一百三十七艘,缴获三十五艘,焚杀郑氏官兵一万二千余人,有五千余名郑军官兵向施琅投降。
郑军主帅刘国轩率残余的三十一艘战船从吼门逃回台湾。
澎湖大捷的消息传回福建,姚启圣立刻意识到军事打击已经奏效,现在必须用政治招抚完成最后一击。
他起草并刊印了大量招抚文告,派人送到台湾,又上书朝廷请求立即停止一切杀戮,只要郑克塽愿意归降,不但保其宗族性命,还要予以封爵。
他多年在福建经营的恩信在此刻发挥了关键作用——那些曾经从郑军投降过来的官兵纷纷现身说法,台湾方面相信姚总督会说话算话。
施琅在澎湖也没有闲着。
他对投诚的郑氏五千余官兵分别赏予袍帽和银米,伤者给予医药和口粮,要和家人团聚者派小船送回台湾。
降卒归台后辗转传述,使得"台湾民众莫不解体归心,唯恐王师之不早来"。
他还特意派原刘国轩的副将曾蜚去招抚刘国轩,许诺国轩如能来归,定论功行赏。
刘国轩见大势已去,也力主投降。
施琅与郑家有杀父诛弟之仇,又于康熙十九年(1680年)失去了在郑军中密谋起义的儿子施世泽、侄子施明良及家眷亲兵七十二口,但他明确表示:"若能衔璧来归,当力奏赦其罪,毋苦我父老子弟幸矣!"
闰六月初八日,郑克塽遣礼官到澎湖请降。
七月二十七日,康熙帝在谕旨中指出:郑氏倘果能纳土来归,不但既往不咎,而且"仍从优叙录,加恩安插,务全得所"。
八月,郑克塽率众剃发,交出延平王册及王、公、侯、伯、将军印各一颗,台湾正式纳入大清版图。
然而,就在台湾平定的消息传遍朝野之际,一场围绕功赏的暗流正在京城悄然涌动。
施琅的报捷船比姚启圣早到两天,清廷的封赏便彻底倾斜到了施琅这头。
施琅获封靖海侯,子孙世袭罔替;
而姚启圣仅保留此前金厦之战所得的虚衔,连承诺的世袭爵位也未兑现。
更令人寒心的是康熙对姚启圣的评价——"好事喜功""沽名市恩"。
而在福建总督衙门中,姚启圣正拖着因背疽复发的病体,等待着朝廷的最终定论。
康熙二十二年十一月三十日(1684年1月16日),姚启圣在福州总督任上疽病复发,安然离世,终年六十岁。
他病逝之际,福建大雪纷飞,积雪盈尺。
闽人无贵贱老幼,莫不流涕。
朝廷在核算姚启圣生前军费账目时,发现他修造船舶、军械仍亏欠帑金四万七千两,本应追缴,康熙感念他生前劳苦,下旨免于追缴。
施琅封侯之后,手握重兵,坐镇福建,又与郑家有血海深仇。
朝中不少人暗中揣测,他会不会在台湾自立为王,或者借机屠杀郑氏后人。
然而施琅的举动出乎所有人意料。
他不仅没有报复郑氏,反而亲自到郑成功庙致祭,在祭词中承认自己与郑成功因"微嫌"而"酿成大戾",并对郑氏父子经营台湾的功绩作了高度评价。
他还上疏力主保留台湾、设府驻军,从战略高度论证台湾对东南海防的不可替代性。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廷采纳了他的建议,在台湾设立一府三县,隶属福建省,派驻军队驻防。
施琅在福建水师提督任上一直干到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以七十六岁高龄卒于任上。
康熙帝赠太子少傅,赐祭葬,谥号"襄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