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出来不怕大家骂我，今年三十八岁，老公判了八年己经进去快五年

我叫周丽萍，今年三十八，在济南槐荫区一家超市干收银，一个月到手四千二百块钱。这数儿我闭着眼都能背出来，因为每一分都得掰成八瓣花——养着个正读初中的闺女，还有个药罐子似的婆婆，常年降压药、稳心颗粒没断过。说出来也不怕大伙笑话，我男人赵强判了八年，到今年秋天正好满五年。五年，一千八百多个日夜，我从一个说话都细声细气的年轻媳妇，硬生生熬成了在市场为五毛钱敢跟菜贩子拍秤盘的“母老虎”。

说起来，那桩事儿出在五年前的秋天。赵强跟几个朋友喝了点马尿，替人出头撑场面，结果下手没轻重，把对方脾脏打裂了，鉴定是重伤。法院判了八年，连带民事赔偿十二万。庭审那天我就坐在旁听席上，法官念判决书的声音嗡嗡的，我一个字都没听清，就看见赵强回头瞅我那一眼——那眼神我到现在都忘不了，有慌张，有愧疚，还有种说不清的舍不得。法警上来拽他胳膊的时候，他扯着嗓子喊：“丽萍，等我！出来我当牛做马补偿你！”我追出去两步，眼泪哗就下来了，镣铐哗啦哗啦响着，那个背影越来越远。

可人啊，光靠一句“等我”是熬不过日子的。赵强进去的头一年，我几乎把家底儿倒腾了个精光。电视机、电动车、结婚时候买的那枚金戒指，全折现了，凑了四万，又硬着头皮回娘家借了三万，才把赔偿款的大头堵上。剩下五万跟人家说好了分期，一年一万，跟还房贷似的，到点儿就得掏。婆婆那时候天天地抹眼泪，血压飙到一百八，进了两回急诊。闺女小雅才八岁，刚上二年级，有回开家长会回来，她扒着我的衣角问：“妈，同学问我爸呢，我咋说？”我蹲下来，把她那几根碎发别到耳朵后头，说：“就说爸爸在外面打工，挣大钱呢，过几年就回来。”孩子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可眼圈儿红了。

那几年，我把自个儿活成了一条被拧了又拧的湿毛巾，挤不出一点儿水分来。超市的班从早上八点上到晚上九点，中间歇俩钟头，我就利用那空当儿跑去附近快餐店洗碗，一小时赚二十块。晚上下了班，再去烧烤摊上穿肉串儿，一串八分钱，干到凌晨一两点是常事儿。手指头让竹签子扎得密密麻麻全是小红点，冬天一沾水，裂开的口子往外渗血丝，疼得人直抽冷气。白天站收银台，两条腿肿得跟发面馒头似的，晚上回去拿热水泡脚，泡着泡着人就歪在沙发上睡着了。第二天闹钟一响，照样爬起来给闺女做早饭、送上学、再赶去上班。那两年我连生病都不敢，因为病不起，倒下了这个家就散了。

到了第三年，我去监狱探视赵强。隔着那层厚玻璃，他瘦了一圈，剃着青皮光头，胡子拉碴的，老了不止五岁。他抓了抓脑袋，声音发闷：“丽萍，你瘦了。”我挤着笑说：“瘦点好，省得减肥。”他嘴唇哆嗦了几下，忽然低下头不吭声了。过了半天他才闷出一句：“家里……挺难的吧？”我摆摆手说：“难啥呀？超市给我涨工资了，一个月能挣四千多，够花。”他猛地抬头看我，那双眼里头全是血丝，满当当的自责和心疼。我心里头翻了个个儿，差点把实话说出来——婆婆又住院了、闺女在学校被同学喊“劳改犯闺女”、我在烧烤摊让醉汉拽着胳膊脱不了身——可话到嘴边全让我咽回去了。他在里头已经够受了，我再拿这些压他，那还叫人吗？

从监狱回来的那个晚上，我骑着电动车路过泺源大街，冷不丁蹿出一辆洒水车，我手一抖，连人带车就摔在路牙子上了。裤腿磕破个大洞，膝盖火辣辣地疼。路上来来往往的人，没一个停脚的。我坐在冰凉的水泥地上，忽然就绷不住了，放声大哭，哭得跟个丢了糖的孩子似的。有人过来问我要不要叫救护车，我摆着手说：“不用，我就是……想哭一会儿。”等人家走了，我哭够了，自己爬起来，把电动车扶正，一瘸一拐地骑回家。进门前，我深吸一口气，把脸上的泪抹干净，推开门，看见小雅趴在茶几上写作业，婆婆歪在沙发上看电视。我装作没事人似的，说：“饿了吧？我去热饭。”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不是没想过找个肩膀靠一靠。去年冬天，超市对面烟酒铺子的老孙，四十出头，离了婚，一个人过，常来我这儿买烟买水，一来二去就熟了。有天晚上下大雪，我下班晚，他推着辆旧自行车堵在门口，说：“周姐，这车你先骑着回去，明天还我就成。”我摆手说不用，他硬把车把塞我手里：“雪这么大，走回去得半个钟头，闺女还在家等着呢。”我骑上车，雪花打在脸上针扎似的疼，可心口那儿竟热了一下。

后来老孙又帮过我几回。超市盘点加班，他给送过热腾腾的包子；小雅学校要交表格，我没空，他骑电动车带着孩子去复印；最要命的是有一回婆婆半夜犯心慌，我急得在楼道里直跺脚，老孙听见动静，披着棉袄就跑出来，背上老太太就往医院冲。急诊室里，他楼上楼下挂号交费拿药，忙得一头汗。我坐在走廊冰凉的长椅上，看着他跑来跑去的背影，脑子里忽然闪过一个念头——要是赵强在，这些事还用得着别人吗？可紧接着我就抽了自己一嘴巴，赵强不在，是因为他自己犯了事，这怨不得天也怨不得地。

就那样，我跟老孙之间变得有些微妙了。他不再光是帮忙，有时候说出来的话让我心慌。比如他说：“周姐，你一个人扛太累了，往后有我呢。”再比如他过生日，非请我跟小雅下馆子，还送了条丝巾。我推了半天没推掉，拿回家对着镜子系了系，又摘下来叠平整，塞进衣柜最底下。我知道这不合适——我男人还在高墙里头蹲着，我要是跟别的男人走得太近，不用别人嚼舌根，我自己就先瞧不起自己了。可人啊，有时候就是管不住自个儿的心。那些个深夜里头，那些累得骨头缝都往外冒酸水的时刻，老孙的那些热包子、那辆自行车、他背着婆婆上楼时的背影，就像冬夜里一小簇炭火，明明暗暗地烤着我，让我浑身又暖又不安。

真正让我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是今年春天的一桩事儿。小雅在学校跟同学吵架，把人家作业本给撕了，我被叫去挨了班主任一顿数落。回家的路上，我拉着她胳膊说：“你咋这么不懂事？你爸不在，你就不能让妈省省心？”闺女猛地甩开我的手，站在路边冲我喊：“我爸不在！你就知道说我不懂事！别人都有爸爸接送，我呢？他们背后管我叫劳改犯闺女！我恨他！我也恨你！”那句话像一把刀子，直直捅进我心窝子里。我张着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看着孩子满脸的泪，我这当妈的心里头比刀割还疼。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眼盯着天花板，一宿没合眼，脑子里翻来覆去就一句话：我是不是快撑不住了？

我忽然怕了。怕这个家散在我手里，怕小雅走歪了路，怕婆婆的身体说垮就垮，更怕的是——赵强出来了，看见的是一个七零八落的家，一个被生活磨得没了笑模样的女人，甚至可能听见些风言风语。到那时候，他会不会觉得，自己拼了命在里头改造，到头来还是一场空？

思来想去，我决定再去一趟监狱。老孙听说我要去，往我包里塞了两条烟，说：“给赵哥带着。”我死活不要，他急了：“周姐，你别多想，我就是觉得赵哥在里头不容易，男人懂男人。”我拎着那两条烟坐在长途车上，心里头像开了锅的粥。我周丽萍到底算个什么女人？一边守着服刑的丈夫，一边又贪恋别人的那点好。我骂自个儿没出息，可又委屈——我也是个活生生的人，我也想有人心疼，这难道就错了吗？

到了监狱，赵强比上回又瘦了，但精神头还行。他隔着玻璃冲我咧嘴笑，说：“来了？”我拿起听筒，千言万语堵在嗓子眼儿，最后只挤出一句：“小雅这回期中考试，进了年级前五十。”他眼睛一下子亮了，拍着大腿说：“我闺女行啊！”接着他压低嗓子，眼里头放着光：“丽萍，我跟你说个好消息——我减刑了，表现好，减了八个月。再熬两年多，我就能出去了！”我看着他，鼻子一酸，使劲点了点头。他又说：“我知道你在外头受罪了，我对不住你。我天天在里头想，等我出去，一天都不让你再吃苦。”我别过脸去，不敢让他看见我掉眼泪。

从监狱回来的路上，我拿定主意了。老孙那头，必须断干净。不是因为他不好，是我不能背着赵强做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事。哪怕剩下这两年难死，我也得自个儿扛。回到家，我把那两条烟塞进柜子深处，转头去了老孙的铺子。他正低头擦柜台，我站在门口，半天才开口：“老孙，往后……别给我送东西了。街坊四邻看着，不好。”他手一顿，抬头看我：“周姐，你这是啥话？我老孙没别的意思，就是看你辛苦，搭把手。”我咬着嘴唇说：“我知道你是好人。可我男人还在里头，我不能让人戳脊梁骨。”他沉默了老半天，从柜台里摸出根烟点上，吸了一口，吐个烟圈，说：“行，我明白了。往后你有事喊一声，我不往你跟前凑。”我转身走了，出了门，风一吹，眼睛又酸又涨。

打那以后，日子又回到了老轨道，像个磨秃了的齿轮，咯吱咯吱转个不停。上班、接孩子、伺候婆婆，连轴转。老孙说话算话，不再主动来找我。偶尔在超市门口碰上，他点点头就过去了。有那么两三回，我想张嘴说句什么，可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我知道，有些缘分就像指缝里的水，攥不住，也回不去了。

可老天爷好像就见不得人安生。上个月，婆婆下楼倒垃圾，一脚踩空，股骨颈骨折，直接推进了手术室。住院费、手术费、后续康复，加起来六七万。我翻出存折，上面满打满算不到两万。小雅刚上初一，住校费、伙食费刚交完。我坐在医院走廊那排绿色塑料椅上，把脑袋埋进膝盖里，浑身发抖。我想找个人商量，可赵强在墙里头，连个电话都打不了；想回娘家开口，上次那三万还没还清呢，我哪还有脸？那一刻，我是真恨赵强了。恨他当年逞英雄、恨他喝酒误事、恨他把这么个烂摊子扔给我一个人。可恨完了，又忍不住想：他在里头要是知道妈摔了，会不会比我还难受？

最后是超市的姐妹们凑了一万二，加上我自己攒的那点儿，勉强把手术费凑齐了。婆婆从手术室推出来的那天，我趴在病床前头，攥着她的手，哭得泣不成声。她半昏半醒的，嘴里含含糊糊喊小雅的名字。我把闺女拽过来，孩子握着奶奶的手，眼泪啪嗒啪嗒往下掉。那丫头自从上回在马路上冲我喊过之后，一下子懂事了，每天放学就往医院跑，给奶奶擦脸、喂水、端屎端尿。有天晚上，我在她书包里翻出张小纸条，上头歪歪扭扭写着：“妈妈，对不起，我以后一定听你的话。”我把纸条贴冰箱上了，每天早上看一眼，心里头就又酸又暖。

婆婆出院以后，家里的日子绷得更紧了。我把快餐店洗碗那份工辞了，因为实在分身乏术。小雅住校，周末才回来一趟，我每天下班就回家伺候婆婆，擦身子、换药、扶着她在屋里慢慢挪步子。婆婆精神好的时候，拉着我的手说：“丽萍，苦了你了。等强子出来，让他好好补偿你。”我笑着说：“妈，你好好养病比啥都强。”她眼里闪着泪花，说：“我这把老骨头净拖累你了，有时候想想，不如早点走了，你娘俩还能松快些。”我赶紧捂住她的嘴，不让她说。可夜里躺下的时候，我也忍不住问自个儿：我到底还能撑多久？

前几天，赵强从监狱里打来电话。他知道了婆婆摔伤的事，电话那头声音发颤：“丽萍，你咋不告诉我？你一个人咋扛过来的？”我说：“告诉你又能咋地？你在里头好好改造，别瞎操心。”他沉默了好半天，才哑着嗓子说：“丽萍，等我出去，我这条命就是你的。你要是……要是不想跟我过了，我也不怨你，我欠你的，下辈子当牛做马还。”我攥着手机，眼泪哗地就下来了，冲着话筒喊：“赵强你个混蛋！我要是不想跟你过，我等你这五年图个啥？我在外头啥苦没吃过？就盼着咱一家团圆！你少给我说这些丧气话！”他在那头也哭了。两个人隔着几百里地，隔着一道高墙，哭得跟俩傻子似的。

如今，我又站在了一道坎儿上。赵强还有两年多就回来了，婆婆一天天见好，小雅也像棵小树似的往上蹿。我照旧每天去超市上班，站在收银台后头扫码、收钱、笑着说“欢迎下次光临”。日子就像一条堵了半截的河，水还在往前淌，只是慢，只是浑。可只要还在流，就总有淌到头的一天。

古人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我这五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从三十三熬到三十八，不是没动过撂挑子的念头，也不是没对别人动过心，更不是没在深夜里把枕头哭得能拧出水来。可我终究没迈出那一步。为啥？就为当初在法院门口，赵强回头瞅我那一眼里头的东西——有慌，有愧，有不舍。我晓得，他心里有我。就冲这个，我等。

等我四十岁那年，他出来，我给他做一碗手擀面，卧俩荷包蛋，撒上葱花，浇一勺热油。他吃面，我坐在对面看着他。到那时候，这五年的苦啊累啊委屈啊，大概就都值了。

可话说回来——谁又敢拍着胸脯保证，这两年多里头不会再出啥幺蛾子？谁又知道，等他真出来了，我俩还能不能像以前那样过日子？生活这玩意儿，从来不会因为你已经够惨了就手下留情。可那又怎样呢？人活着，不就得揣着那点儿念想往前奔吗？哪怕前面是个未知数，哪怕最后未必能赢——可万一呢？万一苦尽甘来了呢？

我周丽萍不图别的，就图个万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