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找陈俊生的姘头”，中国人为什么这么爱看“抓小三”

本文授权转载自浪潮工作室（ID：WelleStudio163），未经授权禁止转载

“阿姨，您找谁？”

“找小三！我找你们这公司的陈俊生的姘头！”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好呀，那就是你，来，跟我出来！"

如果你看到以上台词，脑海中还不能立即浮现下一句，那很遗憾，你将跟今夏的互联网潮流无缘。

时隔9年，《我的前半生》再次在互联网上翻红。上面这段“罗子君的妈妈，陈俊生的丈母娘”薛甄珠到公司找小三凌玲的剧情已经和《甄嬛传》里“臣妾要告发熹贵妃私通，秽乱后宫，罪不容诛”的滴血认亲；《小时代》里“ 今天我们大家欢聚在这里，是为了我们从小到大的好朋友顾里”的顾里生日会一样，成为了网友们刻进DNA里的影视剧名场面。

你只需在抖音B站随手一搜，就能看见说着不同语言、有着不同人设的人在盘问公司前台，仿佛全世界都在帮薛甄珠找小三。

杀伤力最强的沪语版“抓小三”在B站已经有了近千万播放量丨B站UP主@册那队长视频截图

剧情中，“找小三”三个字一出，整个办公室的人都停下手中的事来围观；荧幕外，“小三”一词也持续挑动着观众的神经。

当你刷完“找小三”二创，又没控制住自己，把短视频推送给你的“高段位手撕小三合集（高燃向）”重温了一遍之后，你不禁开始思考一个深刻的问题：为什么人们就是这么爱看抓小三？

不同的时代，永恒的小三

纵览古今，婚外情一直是艺术创作的母题之一，“小三”也因此成为永远潜伏在婚姻关系中的幽灵。

影视作品中从不缺少经典的小三形象：《色·戒》里王佳芝当易先生的小三当得轰轰烈烈，让紧张的时局相比起来都黯淡不少；《花样年华》中周慕云和苏丽珍双双“精神出轨”，是彼此的“共轭小三”。

当然，没人看这些影视作品是为了看“打小三”，婚外情不过是导演们反映人的欲望的载体，而这些所谓“小三”的形象也远比“婚姻的插足者”这个身份饱满、复杂得多。

所以，要说大部分人对“小三”以及“打小三”的启蒙，还得看国产电视剧。国产电视剧也不负众望，成功做到了让每代人都有自己熟悉的小三、渣男、原配“铁三角"。

不仅是国产电视剧，国外电视剧中也从不缺“杀渣男，打小三”的剧情丨《致命女人》截图

如果往回溯源，现代国产电视剧中最初的小三形象可能出自1998年的两部电视剧《牵手》和《来来往往》[1]，只是那时塑造的“小三”往往比现在正面得多，还没有把小三视作破坏婚姻的罪魁祸首。

以《来来往往》为例，许晴扮演的小三林珠是一个年轻时髦、聪明能干、敢爱敢恨的“新时代女性”，她和男主在一起只是单纯爱上了他，而在柴米油盐将自己对男主的爱意消磨殆尽后，她就主动结束了这段关系。林珠当小三不但没有受到任何惩罚，甚至还掌握着爱情的主动权，潇洒离去[2]。

90年代的中国，一切方兴未艾，当时的婚外情也被赋予了突破旧传统，解放个人情感的意义[1] 丨 GoogleImage

来到21世纪，第一个在全中国爆火的小三应该是09年《蜗居》里的郭海藻。青春靓丽的郭海藻为了报答帮姐姐偿还房贷的贪官宋思明，被迫委身于他，而后开始背着男友当宋思明的小三，享受宋思明提供给她的富足的物质生活。

郭海藻和宋思明的结局相比之前的“渣男”“小三”要惨烈得多，郭海藻最后在与宋太太对峙时被她推倒，不仅流产还永远失去了生育能力，宋思明则是在直接去看郭海藻的途中出车祸死亡。

虽然《蜗居》已经有了“打小三”的情节，但当时观众对于郭海藻的态度反而是偏同情和理解而非单纯的指责和批判。剧中郭海藻当小三的悲剧从不只是因为自己的思想堕落，还跟权力阶层、家庭环境等诸多因素息息相关。

《蜗居》以买房困境为切口，映照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中阶层分化加剧、物欲膨胀的社会现实丨图虫创意

要说真正让观众们“打小三”打爽了，还是得等到两年后《回家的诱惑》的横空出世。品如艾莉世贤的故事不需要过多赘述，想必在“为所有爱执着的痛，为所有恨执着的伤”的bgm中，每个人都能可以回忆起剧中的无数名场面。

作为深夜档剧集，《回家的诱惑》在播出时最高收视率达到5.23%，最高收视份额超过25%，是当时所有同时段上星频道近十年来的最好成绩[3]，而这一收视纪录直到2017年才被《人民的名义》打破[4]。自此，小三也从可能能让人同情的角色彻底变成了罪无可赦的恶人。

同时，国产电视剧还在孜孜不倦地更新着小三、渣男的模板。

之前的小三，可能还有“年轻貌美”的buff，《我的前半生》中的凌玲，作为一个外貌身家都很普通的中年妇女照样让陈俊生出轨。之前的渣男，至少事业有成，有吸引小三的物质条件，《三十而已》的林有有不为钱不为名，爱许幻山爱得不择手段，但没人知道样样普通的许幻山到底为啥能让人爱成这样。

前者证明渣男身边的所有普通人都可能是他的出轨对象，后者证明即使渣男再普通也会有人来“勾引”他。国产电视剧的婚外情叙事实现全方位立体防御，渣男出轨、小三插足都不用再找任何理由，反正怎么样都能开始婚外情。

随之而来的，是观众们在屏幕前打起小三来也越来越没有顾忌，完全践行着华妃的准则“打你就打你，还用挑日子吗？”凌玲和林有有的演员都曾经在剧播期间被网友骂到关闭微博评论区。

既然要追求刺激，那就贯彻到底

不过请放心，爱看婚外情不只是中国人独有的爱好。

美国马萨诸塞大学的一项研究抽样调查了2017至2018年美国收视率最高的115部电视剧/电视节目，发现其中三分之一的节目都涉及到了出轨情节或与之相关的讨论[5]，而这些涉及出轨的剧集中有七成出现了负面的后果[5]。即使隔着太平洋，也不影响大家携起手来打小三。

全世界人民都爱看打小三，首先可能跟人类的“底层代码”有关。

进化人类学发现，面对伴侣出轨的威胁，人类和其他具有稳定伴侣关系的物种一样，进化出了防止伴侣被夺和背叛的适应性机制[6]，包括留意伴侣周围的潜在情敌，减少伴侣与其他追求者接触的机会，甚至强制控制伴侣等等[6]。而“嫉妒”无疑是这些行为背后最重要的心理机制之一[6]。

加拿大的一项实验表明，仅仅想象伴侣出轨，就可能增强人们当下的嫉妒感；嫉妒越强，人们越容易产生“留住伴侣”的打算——既可能对伴侣更加体贴，也可能采取更强硬的控制手段[7]。

换句话说，当我们在代入原配手撕小三时，实际上也在对自己身处的这段关系进行预演，这在某种意义上甚至能帮助我们维护伴侣关系。这也难怪互联网上情感博主隔三岔五就要把《我的前半生》或者《三十而已》翻出来，当作解析婚姻问题的宝典。

出轨会同时威胁爱情、家庭、社会身份、自尊，因此特别容易激活嫉妒、愤怒和警觉丨图虫创意

但要是说大家这么爱看“打小三”仅仅是因为“DNA动了”未免有些太过草率。如果你随机问一个观众为什么爱看这种情节，ta大概只会回复你一个字，“爽”。

“打小三”的爽不仅来自于剧集里原配扇小三的那一巴掌，更可能来源于跟其他人一起骂林有有、凌玲们“不是人”“不要脸”。

一项模拟社交媒体实验发现，参与者越认为违规者理应承受负面后果，就越可能因为看到对方受到惩罚和谴责而感到满足，进而对其进行网络羞辱（包括对负面内容的点赞、转发以及留下负面评论）[8]。

实验对比了人们进行网络羞辱的两种可能路径，发现“幸灾乐祸”的情绪（目睹他人遭受负面后果而产生的愉悦）是行为的主要驱动因素，而诸如“伸张正义”之类的因素在排除幸灾乐祸的影响之后都无法对羞辱行为的任何结果造成单独的积极影响[8]。

也就是说，大家在弹幕和评论区中乐此不疲地“打小三”，不仅是在彰显自己正确的道德立场，更是在通过这一行为获得情绪上的奖赏。

研究发现，当人们意识到“其他人也在谴责这个人”时，对违规者的道德愤怒和厌恶会被进一步放大[9]丨 图虫创意

不仅如此，小三越坏，大家打起来越爽。幸灾乐祸和同情往往只有一线之隔，而“应得性”（当事人遭受的不幸是否是应得的）往往是左右大家对一个人是幸灾乐祸还是同情的核心因素[10]。小三坏得越扁平、越彻底，她遭受的惩罚就越理所应当，大家对她产生同情的概率也就越低，也就容易投入进“打小三”的满足情绪中。

当然，观众们再怎么群情激愤地打小三，也不可能真的让小三消失在屏幕中。小三们不仅在屏幕中诱惑着渣男们，也在屏幕外牢牢抓住地观众的注意力。

一篇在《Science》发表的实验发现与负面社交信息配对的面孔更容易留在我们的视觉意识中[11]。

在实验中，研究者先把一些中性面孔分别与正面、负面或中性八卦配对，让参与者观看这些陌生的面孔和配对的信息，随后让参与者进行“双眼竞争”测试。结果发现，与负面八卦配对的陌生面孔，会在参与者的视觉意识中停留得更久；正面和中性八卦没有这种效果[11]。

又能吸引观众注意力，又能让观众爽，也就不怪编剧总是想方设法地在电视剧中塞一个小三了。

抓小三，从不只在电视里

当然，国产电视剧观众这么爱看“抓小三”，还跟中国社会环境的变化息息相关。

进入21世纪，在电视剧里的小三形象越来越扁平的同时，中国人的婚外性行为率也越来越高。

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在2000至2015年间，完成了四次有关“中国人的性”的全中国总人口随机抽样调查[12]。调查结果显示，在短短十五年间，中国男性（自报）发生过婚外性行为比例从11.8%增长到34.0%，而女性则从4.1%增长到13.4%，而且在2010年到2015年还有加速增长的趋势[12]。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在2020年使用中国私生活调查（CPLS）的数据接续了这一研究（当然数据的准确性不如前者），发现在2020年，有35%的男性和26%的女性在当前的婚姻中发生过婚外性行为，比例依旧在上升[13]。中国婚外性行为的总比例已经达到甚至超过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的水平[13]。

这一数据同时也解释了为什么大众印象中小三总是女性，因为在过去的20年间，男性报告曾有过婚外性行为的概率始终高于女性[13]。是男性的不忠造就了女性当“小三”的污名，而不是相反。

婚外性行为（外遇）的统计不仅包括出轨、有小三等也包括嫖娼、一夜情等其他类型的性行为丨 [12]

矛盾的是，虽然中国人的婚外性行为率水涨船高，但大多数人对于出轨依旧保持着严苛的态度（当然整体已经比20年前宽容多了）。

到2020年，约81%的已婚受访者（其中已婚男性占76%，已婚女性占84%）表示，ta们认为婚外性行为始终是错误的，或几乎总是错误的[13]。

也就是说，一个无法接受丈夫出轨的妻子相较于20年前更可能遇见一个会出轨的丈夫（反之亦然）。

这时，“抓小三”的电视剧实际上承担了某种泄压阀的作用，用来抒发社会对于“丈夫出轨/小三插足”的愤怒，自然不可能再在叙事时保留“同情小三”的空间。

更有意思的是，《我的前半生》中凌玲这样相貌普通但能随时接触丈夫的“小三”形象也同样映射着现实。2020年的调查显示，已婚人士最常见的婚外性伴侣是邻居、同事、同学或熟人，占到整体比例的将近一半[13]。

作为下属的凌玲在日常工作中一步步攻陷上司陈俊生的心，可能是现实中常见的故事，也难怪会激起观众如此剧烈的反应。

频繁的工作接触会增加彼此的熟悉感与信任感，同事情谊很可能在共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逐渐转化为情感依赖丨 图虫创意

然而，现实中“打小三”的爽文剧情并不总能发生，就像出轨并不意味着夫妻二人就会因此离婚一样。

虽然在离婚冷静期出台之前中国的离婚率也一路飙升[14]，但目前并没有研究证明中国的离婚率上升与婚外性行为率上升有关。

复旦大学调查了2600多名离异青年女性，研究她们离婚和与生活中的哪些因素相关。研究发现，当青年女性承担更多的家务劳动以及与父母同住（特别是男方的父母）会提高她们离婚的可能；同时，女性自身的资源水平和资源独立性也会加速离婚的发生（除非夫妻二人在这方面比较匹配）[15]。

也就是说，导致婚姻破灭的更可能是家庭分工、代际关系、资源配置等更现实、更日常的理由。

实际上，德国一项对德国成年人约1000例婚外情事件的双边数据分析也表明，在婚外情发生之前（而非之后），出轨者和受害者的个人满意度和关系满意度就已经在逐渐下降[16]。

出轨往往是感情破裂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将小三当作感情的终极反派，无疑简化了现实中复杂的婚姻关系。

只是，比起承认婚姻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自己在婚姻关系中可能也有问题，把所有问题归咎到小三身上显然是处理矛盾时更简单直接的方式。

如果现实婚姻关系中的所有问题，都能像打小三一样，用一巴掌就能解决，那该多好。

参考文献

[1] 杨慧. (2020). 社会变迁与性别呈现：中国当代家庭伦理剧女性形象研究. 清华大学出版社.

[2] Liao, S., & Ling, Q. (2022). The “little third”: Changing images of women characters involved in extramarital affairs on Chinese TV.Communication, Culture and Critique,15(3), 355-371.

[3] 解放日报.(2011-04-12).《回家的诱惑》“山寨”到底？收视飚红板砖飞.

[4] 南方都市报.(2017-04-26).《人民的名义》收视破7 创十年国产剧史最高纪录.

[5] Alexopoulos, C., & Gamble, H. (2022). Prime time affairs: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infidelity in popular television programs.Sexuality & Culture,26(4), 1490-1509.

[6] Scelza, B. A., Prall, S. P., Blumenfield, T., Crittenden, A. N., Gurven, M., Kline, M., ... & McElreath, R. (2020). Patterns of paternal investment predict cross-cultural variation in jealous response.Nature human behaviour,4(1), 20-26.

[7] Arnocky, S., Kubinec, K., MacKinnon, M., & Mazmanian, D. (2024). An experimental test of jealousy's evolved function: Imagined partner infidelity induces jealousy, which predicts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s mate retention.Evolutionary Psychology,22(3), 14747049241267226.

[8] Barron, A. C., Woodyatt, L., Thomas, E. F., Loh, J. E. K., & Dunning, K. (2023). Doing good or feeling good? Justice concerns predict online shaming via deservingness and schadenfreude.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Reports,11, 100317.

[9] Konishi, N., Oe, T., Shimizu, H., Tanaka, K., & Ohtsubo, Y. (2017). Perceived shared condemnation intensifies punitive moral emotions.Scientific Reports,7(1), 7289.

[10] Suter, L., & Döveling, K. (2024). Seeing others suffer and enjoying it? The Model of Individual and Social Appraisals of Misfortunes of others in media reception.Frontiers in Psychology,15, 1437721.

[11] Anderson, E., Siegel, E. H., Bliss-Moreau, E., & Barrett, L. F. (2011). The visual impact of gossip.Science,332(6036), 1446-1448

[12] 潘绥铭. (2017). 2000—2015年中国人的“全性”（sexuality）：四次全国总人口抽样调查的主要数据分析结果. 1908有限公司.

[13] Luo, W., & Yu, J. (2022). Sexual infidelity among the married in China.Chi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8(3), 374-397.

[14] 杨菊华.(2023).中国离婚潮的变动轨迹与性别模式——经验数据中的理论逻辑.探索与争鸣,(9),111-124+179-180.

[15] 杜世超 & 沈奕斐.(2025).再见爱人：关联生活视角下青年女性的离婚抉择.青年研究,(5),58-76+195.

[16] Stavrova, O., Pronk, T., & Denissen, J. (2023). Estranged and unhappy? Examining the dynamics of personal and relationship well-being surrounding infidelity.Psychological Science,34(2), 143-169.

图片编辑：碳酸战士

审核编辑：科黛丝

微信编辑：芭 乐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浪潮工作室（ID：WelleStudio163），如需二次转载请联系原作者。欢迎转发到朋友圈。

点个“小爱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