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旧唐书·崔湜传》、《新唐书·崔湜传》、《资治通鉴》、《太平广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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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亨二年（671年），定州安喜县博陵崔氏安平房的大宅院里，一声清亮的婴啼划破了春日午后的宁静。
仆妇们匆匆端着热水穿过回廊，管家崔福站在产房门外，双手合十，口中念念有词。
他在这座宅子里伺候了三十年，见过太夫人崔卢氏主持中馈时的威严，也见过老爷崔挹在书房里秉烛夜读的背影，但今天这个孩子的降生，意义格外不同——这是崔家嫡长房的第一个男丁，是博陵崔氏安平房这一支延续香火的关键。
孩子的祖父崔仁师，此刻正在长安城中书省的官衙里批阅文书。
这位贞观年间的重臣，以断狱宽仁闻名天下。
贞观初年，他任大理寺少卿时，曾力主宽刑，反对严刑峻法，多次在朝堂上与主张重刑的大臣激烈争辩。
太宗李世民对他的评价是"仁师断狱，务在宽平"，这份评语被写入国史，成为崔氏家族最引以为傲的政治遗产。
崔仁师后来官至中书侍郎，参知机务，实际上已经拥有了宰相的权力，却因为密奏请立魏王为太子触怒太宗，被转为鸿胪少卿，最终外放简州刺史，郁郁而终。
父亲崔挹，此时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京官。
他继承了父亲的学识，却远没有父亲的刚直。
崔挹为人圆滑，善于逢迎，在朝中辗转多年，始终未能进入权力核心。
但他有一个旁人不及的优势——他娶了博陵崔氏另一大房的嫡女，两家的联姻让崔挹在族中的分量陡然加重。
崔湜的降生，在博陵崔氏的宗族谱系中只是一个寻常的注脚。
这个家族自汉末崔琰、崔林奠定曹魏政治地位以来，历经北魏、北齐、隋朝，始终跻身顶级门阀之列。
唐太宗李世民曾命高士廉等人修撰《氏族志》，初稿将博陵崔氏列为第一等，太宗震怒，亲自干预，将皇族李氏提为第一，外戚为第二，崔氏降为第三。
即便如此，在民间和士林的心目中，博陵崔氏的地位从未真正动摇。
当时的社会风气中，崔、卢、李、郑、王等顶级士族门阀的声望极高，连皇室都要主动与之联姻，民间更有"宁娶五姓女，不入帝王家"的说法。
崔湜自幼在书卷堆里长大。
博陵崔氏的家学传统深厚，族中子弟从五岁起便要诵读《论语》《孝经》，七岁开始习文作赋，十二岁通读经史子集。
崔湜的天赋在族中子弟中尤为突出。
他过目成诵，十岁时便能背诵《左传》全文，十二岁写的策论被族中长辈传阅赞叹。
他的叔父崔液——后来同样以文才闻名——回忆少年崔湜时说："兄幼年所作诗文，已非我等所能及。"
弱冠之年，崔湜参加科举，一举进士及第。
在大唐的选官体系中，进士科是最难考的一科，每年录取不过二三十人，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之说。
崔湜二十岁便登第，在当时的士林中引起不小的轰动。
初入仕途，他被授予左补阙，这是一个从七品上的谏官职位，负责讽谏朝政、举荐人才。
这个起点放在整个大唐的官僚体系里，已是无数寒门子弟仰望一生的终点。
圣历年间（698年至700年），武则天下诏编纂《三教珠英》。
这是一部融合儒、释、道三教典籍的大型类书，规模宏大，旨在汇集天下学问之大成。
武则天从天下文士中精选二十六人参与编撰，入选者皆是当时文坛的一流人物。
崔湜凭借出众的才学名列其中，与他同列的有张说、沈佺期、宋之问、李峤等当世文坛巨擘。
编撰工作历时数年，崔湜在其中承担了大量具体的编纂任务，他的文才在这段时期得到了充分的施展和磨砺。
大足元年（701年）十一月，《三教珠英》编纂完成，全书共一千三百卷。
崔湜因功改任殿中侍御史，这是一个正八品上的监察官职，负责纠察朝仪、巡视宫殿。
此后他又迁任考功员外郎，隶属吏部，掌管文官的考课事务。
那时的崔湜，仕途清贵，文名远播。
朝中上下都默认，这位博陵崔氏的俊秀子弟，注定会沿着清流名臣的正道一路走下去。
他生得姿仪俊美，被史书明确记载"美姿仪"，在长安城的文人圈子里，每次他策马出行，都有不少仕女驻足围观。
大诗人张说曾见过他暮出端门时缓辔赋诗的模样，忍不住感叹："文与位尚可致，其年不可及也。"
意思是，这样的文采和地位，拼一拼或许能达到，但在这样的年纪就拥有这一切，实在是无人能及。
然而，没有人能想到，这个出身名门、才华盖世的年轻人，日后会成为大唐官场最臭名昭著的投机者。
他一生先后依附武三思、上官婉儿、韦皇后、太平公主四波权贵，每一次改换门庭都伴随着对旧主的背叛，每一次升迁都建立在出卖恩人的基础之上。
他三次拜相，位极人臣，最终却在四十三岁那年被赐死于荆州驿站，连一具完整的尸身都没能留下。
从定州安喜到荆州驿站，崔湜走了四十二年。
这一路，他踩过了恩人的尸骨，穿过了权贵的裙裾，最终倒在了自己亲手押上的赌局里。
【一】出卖恩主，踏碎仕途底线
神龙元年（705年）正月，一场酝酿已久的政变在洛阳紫微城中爆发。
彼时的武则天已年过八旬，身体每况愈下，长期卧病长生殿，唯有男宠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侍奉左右，隔绝内外。
宰相张柬之、崔玄暐与桓彦范、敬晖、袁恕己五人密谋已久，趁女皇病重之际，率左右羽林军五百余人从玄武门入宫，斩杀张易之、张昌宗，逼迫武则天迁居上阳宫。
这就是震动天下的"神龙政变"。
政变成功后，唐中宗李显复位，五位功臣被封王拜相——张柬之封汉阳郡王，崔玄暐封博陵郡王，敬晖封平阳郡王，桓彦范封扶阳郡王，袁恕己封南阳郡王，时人称之为"五王"。
崔湜此时刚改任考功员外郎，品秩不过正六品上，在朝中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中层官员。
但桓彦范执掌朝政后，很快注意到了这个年轻人。
桓彦范看中的是崔湜的机敏和他在博陵崔氏中的身份——崔氏与武氏虽有旧怨，但崔湜的叔父崔液与武三思府上的幕僚素有交情，这条人脉可以用来接近武三思。
桓彦范将崔湜召入私室，推心置腹地说："武三思虽暂时失势，但此人善于逢迎，与韦皇后关系暧昧，迟早会卷土重来。我需要一个人到武三思身边充当耳目，探听他的动向。你出身崔氏，与他没有直接的利害冲突，是最好的人选。"
崔湜领命之后，确实频繁出入武三思府邸。
他以文才为敲门砖，几次在武三思举办的文宴上即席赋诗，辞采华美，令武三思大为赞赏。
武三思此人虽然权谋深沉，却附庸风雅，对文人墨客颇为礼遇。
崔湜很快便取得了武三思的信任，得以出入其内室，接触到不少核心机密。
但崔湜在武三思身边观察到的情形，让他迅速做出了一个判断。
唐中宗李显性格懦弱，复位后不思亲政，任由韦皇后把持内廷。
韦皇后野心勃勃，一心效仿婆婆武则天称帝，与武三思私通，二人联手把持朝政。
武三思对唐中宗说："臣离开皇帝，就什么都不是。"
中宗感动不已，对武三思的恩宠日甚一日。
反观五位功臣，虽然封王拜相，但中宗对他们心存猜忌，认为他们逼迫母亲退位，有损孝道。
朝中的风向，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发生逆转。
崔湜敏锐地嗅到了这股变化。
他在武三思的书房里，看到中宗赐给武三思的御笔手书，看到韦皇后的亲信频繁出入武府，看到越来越多的朝臣开始向武三思靠拢。
他心中那杆秤迅速倾斜——五王虽然权势熏天，但已是日薄西山；武三思虽然名声不佳，却是圣眷正浓。
他没有犹豫，也没有挣扎。
一个深夜，崔湜再次来到武三思府中。
武三思正在书房独坐，见崔湜进来，笑道："崔郎今日有何佳作？"
崔湜却反手关上了门，压低声音说："大王，桓彦范等人近日密议，欲对大王不利。臣不敢隐瞒，特来禀报。"
武三思的脸色瞬间变了。
他盯着崔湜看了许久，缓缓问道："此话当真？"
崔湜从袖中取出一份名单，上面详细记载了桓彦范、敬晖等人的部署：他们计划在适当时机再次发动政变，彻底铲除武氏势力。
这份名单是桓彦范亲手交给崔湜的，让他用来监视武三思的动向，如今却成了崔湜投向武三思的投名状。
武三思看完名单后，双手微微颤抖。
他一把抓住崔湜的手臂，声音嘶哑地说："崔郎大恩，三思没齿难忘。从今往后，你我便是一家人。"
崔湜的这一跪，跪出了他日后十年的荣华富贵，也跪碎了他作为士人的全部名节。
武三思得到情报后如获至宝，立刻展开反击。
他利用韦皇后的枕边风，不断在中宗面前诋毁五位功臣，说他们"恃功傲主，目无君上"。
中宗本就对功臣心存芥蒂，听了武三思的话更是深以为然。
神龙元年（705年）五月，张柬之、敬晖、桓彦范、袁恕己、崔玄暐五人先被罢去宰相之职，外放为远州刺史，随即又被剥夺实权，仅保留王爵虚名。
崔湜因为告密有功，迅速从考功员外郎擢升为中书舍人，负责起草诏令，进入了朝廷的核心决策圈。
这个升迁速度之快，令朝中上下议论纷纷，但没人敢明说原因。
事情到这里并没有结束。
神龙二年（706年），武三思进一步指使御史周利贞等人罗织罪名，将五王全部流放岭南。
岭南在当时是蛮荒之地，瘴疠横行，被流放岭南几乎等于被判了死缓。
但崔湜非但没有收手，反而向武三思进言："敬晖等人日后若被赦免回朝，必成后患，不如斩草除根。"
武三思问他谁可以担当这个差事。
崔湜推荐了自己的表兄周利贞。
周利贞此前曾被桓彦范等人打压，外放为嘉州司马，心中怀恨已久。
他奉命赶赴岭南，追上流放途中的功臣们，以极其残忍的手段将他们一一杀害。
桓彦范在贵州被追上。
周利贞命人将他绑在竹槎之上，拖行于荆棘丛中，皮肉刮尽，白骨露出，方才乱棍打死。
敬晖在流放途中被追上，受凌迟而死。
袁恕己被强灌野葛毒汁，毒性发作后痛苦不堪，以手抓地，十指指甲磨尽，方才断气。
张柬之和崔玄暐已在流放途中病死，免于这种酷刑。
"神龙政变"的五位功臣，无一善终。
而崔湜，踩着旧主的尸骨，站进了武氏集团的核心。
周利贞因杀戮有功，回朝后被擢升为御史中丞。
崔湜的这一次背叛，彻底断送了他作为士人的名声。
桓彦范待他以心腹之托，他却反手将恩人的性命送上了屠刀。
从此，"反复无常"四个字便牢牢钉在了崔湜的仕途履历上。
但他本人对此毫不在意。
在他看来，官场之上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谁势大便依附谁，这才是最清醒的生存法则。
【二】父子同朝，依附婉儿
景龙元年（707年）七月，太子李重俊发动兵变。
李重俊是唐中宗的第三子，并非韦皇后亲生。
韦皇后与安乐公主对他百般欺凌，安乐公主甚至公开称他为"奴"，要求中宗废黜他，改立自己为"皇太女"。
李重俊忍无可忍，联合左羽林大将军李多祚等人，率羽林军三百余人发动兵变，先冲入武三思府中，将武三思及其子武崇训当场斩杀。
消息传到宫中，崔湜的第一反应是——天塌了。
他依附武三思不过两年，刚刚在武氏集团中站稳脚跟，如今靠山一朝覆灭，他作为武三思的心腹，随时可能被清算。
长安城中人心惶惶，武氏余党纷纷逃散，崔湜的府邸门前一夜之间门可罗雀。
但崔湜没有慌。
他迅速分析局势：李重俊的兵变虽然杀了武三思，但并未成功控制皇宫。
中宗在韦皇后的协助下，调集禁军镇压，李重俊兵败被杀。
武三思虽然死了，但韦皇后和安乐公主的权势不减反增，朝政大权依然牢牢掌握在韦氏集团手中。
崔湜需要一个新的靠山。
而这个靠山，必须比武三思更稳固，更持久。
他将目光锁定在了一个人身上——上官婉儿。
上官婉儿是唐中宗的昭容，掌管宫中诏令起草，百官奏章都要先经她之手，被时人称为"内宰相"。
她是武则天的旧臣，在武则天时期就已经参与朝政，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
中宗复位后，上官婉儿不仅保住了自己的地位，还进一步扩展了权力范围。
她常在宫外置办宅邸，召集文人雅士举办诗会，表面上是风雅之事，实际上是在经营自己的政治网络。
崔湜凭借出众的容貌和过人的才情，成功打入了上官婉儿的社交圈。
《旧唐书》记载这段关系时措辞含蓄："时昭容上官氏屡出外宅，湜托附之。"
《新唐书》则直白得多："湜附托昭容上官氏，数与宣淫于外。"
无论哪种记载，都指向同一个事实——崔湜通过亲近上官婉儿，获得了进入权力核心的通道。
上官婉儿比崔湜年长十余岁，此时已年过四旬。
她为何会对一个比自己年轻十几岁的男子另眼相看？
原因不难理解。
上官婉儿身处权力中心，身边围绕的要么是阿谀奉承之徒，要么是心怀叵测之辈，真正有才华、有见识的人屈指可数。
崔湜不仅容貌俊美，而且文才出众，能与她诗词唱和，更能帮她分析朝局、出谋划策。
这种兼具才情与智识的伴侣，在上官婉儿的社交圈中极为稀缺。
在上官婉儿的运作下，崔湜的升迁速度令人咋舌。
景龙二年（708年），他先改任兵部侍郎，同年又转任吏部侍郎，随即升任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正式拜相。
一个三十八岁的年轻人，便已跻身帝国最高决策层。
同年，崔湜的父亲崔挹升任礼部侍郎。
父子二人同时担任尚书省副职，这在唐朝开国以来从未有过先例，一时传为朝野谈资。
博陵崔氏的声势，在这一刻达到了顶峰。
然而，权力的甜蜜期总是短暂的。
景龙三年（709年），崔湜与另一位宰相郑愔一同执掌官员选拔事务。
典选本是吏部的核心职能，关系到天下士人的前途命运，责任重大。
但崔湜将这一职权当作了敛财的工具。
他公然在规定的名额之外擅自授官，甚至提前预支了三年的官职空缺，明码标价，大肆卖官鬻爵。
选官体系被搅得一塌糊涂，参选的人怨声载道。
事情败露得很快。
一名落选者当堂质问崔湜："您的亲人收了我的钱财，为何不给我官职？"
崔湜大怒，追问是哪个亲人，那人冷笑道："您若杖杀他，恐怕要守丧三年了。"
崔湜这才明白，原来是父亲崔挹私下收受贿赂，替他揽了这笔脏活，羞愧得无地自容。
侍御史勒恒与监察御史李尚隐在朝堂上公开弹劾崔湜和郑愔，列举了他们卖官鬻爵、破坏选官制度的种种罪状。
唐中宗下令将二人收监审查。
安乐公主暗中示意主审官员从轻发落，但主审官不为所动，反而再次当庭弹劾。
最终，郑愔被免死流放岭表，崔湜被贬为江州司马。
换作旁人，被贬到江州这种偏远之地，仕途基本宣告终结。
但崔湜手中还有王牌。
上官婉儿联合安乐公主，在中宗面前多方营救。
中宗本就是个耳根子软的人，架不住两个女人日夜吹枕边风，最终改了主意：郑愔被贬为江州司马，崔湜则改授襄州刺史。
这个安排看似也是贬谪，实则襄州地处要冲，刺史的品级远高于江州司马，而且离长安更近，随时可能被召回。
果然，没过多久，崔湜又被召回长安，担任尚书左丞。
尚书左丞是尚书省的属官，负责协助左右仆射处理省务，品级虽然不算太高，但位置关键，是进入宰相班子的跳板。
这番操作让满朝文武见识到了崔湜背后关系网的强大。
他被弹劾、被收监、被贬谪，换一个人早已身败名裂，他却像没事人一样，贬令还没上路，新的任命就已经追来。
上官婉儿和安乐公主的联手营救，让崔湜的贬谪变成了一纸空文。
这件事在朝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也让崔湜本人更加坚信：只要牢牢抓住权贵的身心，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三】献策开山，再攀韦后
崔湜在襄州刺史任上并未安分太久。
他在襄州期间，一边治理地方，一边密切关注长安的局势变化。
他深知，襄州刺史不过是一个过渡性的职位，他的目标始终是重返权力核心。
机会很快来了。
长安及关中地区人口剧增，粮食供应日趋紧张。
原有的漕运路线从江南经大运河运至洛阳，再由洛阳经三门峡运至长安，但三门峡一带水流湍急，礁石密布，粮船经常翻覆，运输效率极低。
朝廷上下都在寻找替代方案。
崔湜向唐中宗献策：从山南道引丹水通漕至商州，再从商州凿山开辟石门，北抵蓝田，打通一条连接山南与关中的水陆联运通道。
这条路线可以绕过三门峡天险，将山南道的粮食直接运入关中，大大缓解长安的粮食压力。
唐中宗批准了这个方案，任命崔湜为使臣主持工程。
崔湜征发数万役丁，在秦岭间开凿新路。
工程极为艰巨，秦岭山势险峻，岩石坚硬，役丁们日夜不停地在悬崖峭壁上凿石开路，死伤惨重，十之三四未能生还。
新路修通后，崔湜下令严禁旧道通行，强迫所有行旅改走新路，以便收取过路费。
然而新路路基不实，每逢夏季暴雨便被山洪冲毁，道路频繁崩塌中断，行旅苦不堪言。
这项劳民伤财的工程最终沦为笑柄，朝中有人上疏弹劾崔湜"开山无功，徒害百姓"。
但朝廷论功行赏时，崔湜反而因"开山路之功"被加封银青光禄大夫。
这个结果令许多人感到荒谬，但也从侧面反映出崔湜在朝中关系网的深厚——即便工程失败，他依然能捞到好处。
景龙四年（710年）六月，唐中宗李显突然驾崩。
关于中宗的死因，史书记载存在争议。
《旧唐书》和《资治通鉴》均记载，韦皇后与安乐公主合谋，在饼中下毒，毒杀了中宗。
但也有学者认为，中宗可能是自然死亡，韦皇后只是秘不发丧，企图利用时间差巩固权力。
无论真相如何，中宗驾崩后的局势是明确的：韦皇后秘不发丧，立温王李重茂为帝，自己临朝称制，意图效仿武则天称帝。
韦皇后重新起用崔湜，任命他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再次将他推上宰相之位。
这是崔湜第二次拜相。
在韦后临朝的短暂时间里，崔湜积极表态效忠，甚至暗中与谯王李重福互通款曲，赠给对方金带，为自己多留一条后路。
崔湜的每一次站队，都伴随着对旧主的背叛和对新主的投靠。
他在韦后临朝期间的表现，充分说明了他对权力的渴望远超过对任何人的忠诚。
他不在乎韦后是否名正言顺，不在乎李重茂是否合法登基，他只在乎自己能不能继续站在权力的中心。
然而，韦皇后的皇帝梦只做了不到一个月。
景龙四年（710年）七月，临淄王李隆基联合太平公主发动唐隆政变。
李隆基是相王李旦的第三子，年轻有为，早在韦后毒杀中宗之前就已经暗中联络禁军将领，筹备政变。
七月二十一日夜，李隆基率羽林军从玄武门入宫，一举诛杀韦皇后、安乐公主及其党羽。
上官婉儿在政变之夜的表现值得注意。
她手持事先拟好的遗诏出面迎接李隆基，遗诏的内容是立相王李旦为帝，试图证明自己站在李唐宗室一边，与韦后并无瓜葛。
但李隆基不为所动，当场将她斩杀于旗下。
上官婉儿死后，她的宅邸被抄没，大量文书被搜出，其中涉及崔湜与她往来的信件和账目。
一夜之间，崔湜曾经仰仗的所有靠山全部覆灭。
武三思早在景龙元年（707年）就被太子李重俊所杀，上官婉儿死于政变之夜，韦皇后和安乐公主也一并覆灭。
他精心编织的关系网在几个时辰内土崩瓦解。
朝中人人自危。
许多依附韦后的官员被清洗处死，崔湜作为韦后任命的宰相，按常理应该在清洗名单的首位。
他站在血迹未干的宫门前，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寒意。
这一次，他第一次感到了真正的恐惧——不是因为害怕死亡，而是因为他意识到，自己精心经营多年的关系网，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他再也没有人可以投靠了。
但这一次，他依然没有认命。
在所有人都以为他将随之覆灭时，他迅速将目光投向了政变的另一位主导者——太平公主。
【四】依附太平，位极人臣
唐隆政变后，相王李旦被拥立为帝，是为唐睿宗。
崔湜因曾依附韦后被贬为华州刺史，但贬令还没焐热，太平公主便出面将他召回，先任太子詹事，不久又引荐他复迁中书门下三品，第三次登上宰相之位。
太平公主是武则天的亲生女儿，权势在睿宗朝达到了巅峰。
她继承了母亲的政治手腕和权力欲望，在唐隆政变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政变成功后，睿宗对她言听计从，朝中七位宰相，五位出自她的门下，文武大臣大半依附于她。
睿宗处理政务时，开口第一句话往往是"与太平公主商量过了吗"，可见其权势之盛。
崔湜凭借出众的容貌和风雅的谈吐，迅速成为太平公主身边最受宠信的人。
《旧唐书》记载他"私侍太平公主"，"时人深畏之"。
这段关系的具体细节，史料记载不详，但可以确定的是，崔湜与太平公主之间的纽带，绝不仅仅是男女之情那么简单。
太平公主需要一个有才华、有能力、又完全听命于她的人在朝中为她效力，而崔湜需要一个比上官婉儿更强大的靠山来保全自己的地位。
两人各取所需，形成了一种互利共生的关系。
先天元年（712年），唐睿宗传位于太子李隆基，是为唐玄宗。
玄宗登基后，出人意料地任命崔湜为中书令——这是宰相中的首席，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玄宗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在东宫做太子时，曾多次到崔湜家中做客，两人关系密切。
玄宗看重的是崔湜的才干，希望将他从太平公主的阵营中拉拢过来。
但玄宗低估了崔湜对太平公主的依附程度——崔湜看重的不是玄宗的赏识，而是继续依附太平公主带来的权力。
担任中书令后，崔湜的权势达到了一生的顶峰。
他与刘幽求争权不和，利用职权将这位唐隆政变的首功之臣诬陷贬谪到岭南，还指使广州都督周利贞在半路上将刘幽求杀害。
周利贞追至桂州，桂州都督王晙将刘幽求扣下保护，拒不交人，周利贞逗留多日无法得手，只得作罢。
这件事充分暴露了崔湜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本性——刘幽求是李隆基的心腹功臣，崔湜为了排除异己，不惜对功臣下毒手。
此时，崔湜的父亲崔挹已以户部尚书的身份退休，但生性贪婪，多次受人请托向崔湜说情。
崔湜大多拒绝，父子关系因此日趋紧张，遭到舆论的鄙薄。
崔湜在家中宴饮时，常常自比东晋王导、谢安之家，对兄弟们说："吾之一门及出身历官，未尝不为第一。
丈夫当先据要路以制人，岂能默默受制于人也！"
这番话将他热衷权势、精致利己的内心暴露无遗。
门客陈振鹭看出了崔湜在烈火与悬崖边缘反复横跳的危险，特意写了一篇《海鸥赋》送给他。
这篇赋以海鸥在暴风雨前的海面上自以为聪明地玩弄风浪为喻，暗示崔湜在权力漩涡中自以为游刃有余，最终只会被巨浪吞噬。
崔湜看完后拍案叫绝，连声称善，却丝毫没有改变自己的打算。
他欣赏这篇赋的文采，却拒绝接受其中的劝诫——这正是崔湜性格中最致命的一面：他能看到危险，却永远相信自己能躲过去。
太平公主与李隆基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
太平公主多次设计废黜李隆基的太子之位，未能成功。
李隆基登基后，太平公主依仗太上皇的势力专权擅政，姐弟二人已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崔湜身处这场风暴的中心，却做出了他一生中最后一个、也是最致命的选择——他站在了太平公主一边，参与密谋废黜唐玄宗、另立新君的计划。
先天二年（713年）七月，唐玄宗决定先发制人。
就在政变即将爆发的前夜，玄宗召见崔湜，打算将他引为心腹。
这是玄宗给崔湜的最后一次机会。
崔湜的弟弟崔涤与玄宗关系密切，事先得到消息，急切地劝哥哥："主上若有所问，不得有所隐也。"
崔湜不听，见到玄宗后对答失旨，错失了最后一次保全性命的机会。
先天二年（713年）七月初三，唐玄宗李隆基率领龙武将军王毛仲、殿中少监姜皎等亲信，调动闲厩马匹及士兵三百余人，从武德殿进入虔化门，率先斩杀了太平公主安插在禁军中的眼线常元楷和李慈，随即在朝堂上擒获宰相萧至忠、岑羲，当场处斩。
宰相窦怀贞闻讯逃入水沟中自缢身亡，尸体被拖出后戮尸改姓。
太上皇睿宗闻变登上承天门楼，郭元振奏报诛杀的皆是太平公主党羽，睿宗随即下诏将一切军国政刑交由皇帝处置。
在这场雷霆万钧的政变中，崔湜因为未被当场抓获，暂时逃过一死。
但他与太平公主的关系人尽皆知，政变结束后，他与尚书右丞卢藏用一同被定罪，崔湜流放窦州，卢藏用流放泷州。
崔湜站在长安城门外，望着南方灰蒙蒙的天际线，心中五味杂陈。
他没有想到，自己精心算计了一辈子，最终还是走到了这一步。
但他还没有绝望——他知道弟弟崔涤与玄宗关系密切，只要到了流放途中，或许还有转机。
他不知道的是，等待他的不是赦令，而是一纸赐死的诏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