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9月1日晚，江苏徐州12345一条自我总结“高效处理四万八千件诉求”的微信推文引发关注：近日，某组合在徐州举办四场演出活动，市12345热线累计接收该组合演唱会相关诉求48,795件。其中47.54%要求整改双人/多人舞台，33.81%要求完整保留双人/多人舞台。
截至发稿，澎湃新闻查询发现，徐州12345公众号已搜索不到该文章。
9月2日，微博社区观察员“围脖侠”发文称：近期，网络上出现个别群体因对某线下演艺活动环节安排存在分歧，从而煽动粉丝大量拨打政务服务热线进行集中举报施压的不良风气。站方对在站内带头煽动情绪、号召举报并造成不良影响的部分违规账号予以禁言处置，并对相关煽动性内容予以全面清理。
“围脖侠”账号截图
粉丝批量拨打12345相关行为是否越过“合理维权”边界？若有后援会或“大V”煽动，组织者是否需承担更重责任？与此同时，网络平台对这类煽动性账号的处置措施是否充分？澎湃新闻联系到四川明炬律师事务所律师张碧影。
张碧影指出，公民有投诉举报的权利，但权利的行使必须有边界。《宪法》第四十一条赋予公民批评、建议、申诉、控告和检举的权利。因此，观众基于真实情况，对演出安排、现场管理等问题通过12345表达意见，本身并无不当。但需要明确的是，12345是公共服务平台，如果投诉从个人真实表达，演变成统一话术、集中号召、反复拨打甚至以数量制造压力，其性质就可能发生变化。法律保护的是正常表达诉求的权利，若批量拨打导致12345热线坐席/承办单位无法正常作业、妨碍其他群众正常诉求，可能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6条第一款。
相较于普通粉丝的个体行为，张碧影认为更值得关注的是背后的组织者与煽动者。如果后援会、“大V”或者具有较强影响力的账号，通过发布“任务”、统一话术、号召集中拨打等方式，将个体行为组织化、规模化，那么组织者不能简单以“我只是转发”“我只是号召”来免责。其法律风险显然高于普通参与者。最高检典型案例曾明确：“编造虚假信息，或明知是编造的虚假信息，在信息网络上散布，或组织、指使人员在信息网络上散布，起哄闹事，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
关于网络平台的处置责任，张碧影表示，平台“禁言”有必要，但不能把禁言当作万能答案。对于涉嫌违法的信息，平台还应依法采取停止传播、消除相关内容、保存有关记录以及向主管部门报告等措施；涉嫌违法犯罪的，则应依法配合有关部门调查处理。因此，判断平台处置是否充分，不能只看“这个账号封了几天”，更应该看：煽动性内容有没有停止传播，相关证据有没有依法留存，违法行为有没有真正进入相应的责任追究机制？
张碧影强调，流量可以表达态度，但不能绑架公共治理，粉丝可以维护偶像，但不能把公共资源变成粉圈内斗的筹码。真正理性的支持，不是把声量推到最大，而是把行为控制在法律与公共理性的边界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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