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有抢掠，内有叛乱，“金融大脑”孙中山如何破局？（下篇）

文│吴景平

前篇回顾：

自南京临时政府解体，孙中山虽卸任临时大总统，却并未停止对新式银行事业的思考与探索。其间，他一方面积极倡行商办银行，提出"实业为富国之本，而银行尤为实业之母"的重要观点，全力支持中华银行改组为商办、创办中华实业银行；另一方面，他又敏锐地意识到国际银行团对中国财经主权的威胁，主张以平等基础上的中西合办银行引入外资、抵御垄断。然而，屡次借力外援的尝试因政局变幻而受挫，孙中山对在华外国银行资本的本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逐渐将目光从"借力"转向"自立"。待到1923年在广州建立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后，他终于得以在革命政权辖区内创办第一家真正属于自己的中央银行，并提出"现兑"发行、政府强力推行纸币等重要主张，使兴办新式银行的思想与实践进入到更具民族主义和国民革命取向的新阶段。这些在下野与再起之间曲折演进的主张和活动，同样是孙中山思想遗产中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而其从依赖外资到自主金融的转变轨迹，尤能给人以深刻的历史启迪。

中外合资银行：引外资以制垄断

03

辛亥鼎革之际的上海街头

除了支持中华银行和中华实业银行之外，孙中山先生还曾设想成立中外合资银行，引入发展中国家实业急需的资本，并且有助于抵制国际银行团对于中国金融和财经领域的垄断。

1912年4月，孙中山曾在和华人雷士接洽，准备设立中外合资的中华实业银行。6月11日，孙中山在广州与荷兰银行家士丕文达成了创办中华振兴商工银行的草约。该草约是以同日士丕文所拟创办中华振兴商工银行说帖为基础，经孙中山与不士文磋商后有所修改，双方同意视为合办银行将来规程之底本。对比说帖和草约，可以看出当时孙中山关于创办中外合资银行的具体主张。

关于股本组成。孙中山同意由他本人出面筹集1000万银元，分为10万股，每股100元；另由士丕文在欧洲筹集100万英镑，亦分为10万股，每股10镑。根据当时的汇价，双方的筹资额大体相等。

关于办事机构。设总行于上海，中国境内及亚、美、欧三洲设立分行；由中国股东在上海组成董事部，人数在5至9人之间，在欧洲增设一欧人顾问团，协助中国董事部，又兼监督欧洲之分行及出张所。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银行管理许可权的说明。士丕文所拟说帖原先规定：“总经理必聘用西人。其余一切席位，华人能相宜者，皆可聘用华人，惟处办之权必授于外国总理，他人不能干预。”经孙中山修改后的草约，虽然写入了“士丕文先生应为第一次为总经理”，“中国董事部会同欧洲顾问团，任用外籍总经理，本银行管理上之执行权，当授予该总经理”；但明确规定了对总经理的管理权和人事任用权的限制：“惟彼必受董事部及顾问团之监督及劝告；本银行所需中国及外国之职员与役人，当由总经理承董事部、顾问部之允许，然后选用。”可见，孙中山虽然同意外籍总经理对银行实施管理，且同意“管理本银行应用西法”、“簿记当用西文，并用最新之簿记法”，表明他对近代西方银行管理制度的了解和认同，但与此同时，孙中山是坚持外籍总经理必须受中国股东及其董事部监督的，这是中方投资人的权益，必须得到尊重和维护，不可忽视。另外，说帖原来设“性质”条，规定：“本银行之性质，与政府毫无关涉。”这里的政府系指中国政府。草约删去了这一条款，另设“规程”条：“孙逸仙先生担任将应有之规程，如准外国人为本银行股东之类，陈请北京政府承认。”【《拟创办中华振兴商工银行说帖》及附录《创办中华振兴商工银行草约》（1912年6月11日），《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76-380页。】这固然可以理解为当时孙中山承认北京政府的合法性，但更体现出他的主权意识，即外国人在中国设立银行、从事金融业务，必须得到中国中央政府的批准。

社会各界在莫利爱路29号（今香山路7号）热烈欢迎孙中山来沪

孙中山与士丕文达成上述草约后不久，曾在香港向商界宣传设立该银行的重要性，称此银行与前办者皆翼，系中外合办，专为介绍外资起见，不出钞票，专发欧美债票，其性质属于商办；对于部分港商反对合资、赞成自办的主张，孙中山明确表示：内债民捐，效力均短，惟合资银行，持久而利大，宜将自办之款，尽拨赞助。士丕文的说帖和孙中山签署的草约，都只提到设立中外合资系为发展中国之工商业实，没有提及国际银行团问题。然而，随着国际银行团在对华善后借款谈判交涉中压迫中方的情况的披露，孙中山关于中西合办银行的思想主张中，越来越明确地把抵制国际银行团作为重要目的。他曾在一份信函中谈到：

文近拟与西人合股立一银行，专以输入外资为目的，直接则振兴中国实业，间接则抵制四国团。现已联合欧洲银行数大家，其势力信用，十倍于四国团，其所发债票，可不靠彼政府之承诺，亦能畅销于市面，迥非四国团之比也。四国团之所以要求种种之条件者，以非此则不能得各该国政府之承诺；不得承诺，则市场无信用，非故以中国政府为难，实欲畅彼债票之销场耳。故与之相持愈久，则条件愈严，此必然之势也。而各国政府又欲乘机利用，以申张其势力于中国，此四国团之交涉，无论如何，皆无好果也。文所联合之银行，力能自任十万万以上之债务。惟四国团借债之事，已成一国际问题，故此团不能直排四国团而与中国政府交涉，必借一中国银行为机关方可，然纯为中国人之银行，彼又难见信，此中西合股之所由生也。此银行各号属中国，注册在中国，董事全为中国人，惟总司理则用西人。而欧洲股东则组织一顾问局，专助理输入外资之事。现拟各投资本千万元以成立之，八月底先各交股本二百五十万元，即行开市。此银行若成，则为中国开一生路，可免种种之干涉条件也。【《致日本某君函》（1913年），《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78-79页。按该函内所称之“四国团”，当指1912年日、俄加入之前的美英德法四国银行团，再从所提“近拟与西人合股立一银行”之内容来看，即为上文之6月与士丕文商谈之中华振兴商工银行；另有“八月底先各交股本”之句。因此，该函日期可以断为1912年夏。】

在孙中山看来，设立中国人拥有半数股本、中方股东得以监督外籍总经理的中外合资银行，不仅无损中国的主权和重大经济利益，而且是抵御现有之四国银行团的有效工具。

1912年下半年，随着日、俄加入国际银行团，国际金融势力联合掌控中国重要财经权益的企图日趋明显，孙中山意识到，必须汇集更多的本国银行资本，然后设立中外合资银行，才能有效地与国际银行团抗衡。1912年12月4日，孙中山在向上海银行界的演说中指出：中国政府在与六国银行团的借款交涉中“受种种之挟制，要求非分之权利，其原因亦因国中无极大银行担任借款之能力耳”。他呼吁国内多数银行联合，“与法国资本家合资创一极大银行。盖分则魄力小，于全国无甚影响。倘合中外为一家，将过中数十银行联合而成一巨大银行，发行债票，任外资之输入，则全国金融枢纽操之于己，即政府借款亦可担任，不致受非法之要胁，而利益亦不致入外人之手矣”。【孙中山：《在实业银行信成银行欢迎南洋华侨会上的演说》（1912年12月4日），《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549-550页。】在实际筹备过程时，孙中山曾考虑以中华实业银行在南洋地区招股四五百万元并入中外合办银行之中，但因实业银行创办人反对而作罢；后又希望以中华银行作为中外合办银行的基础。为此，1913年初孙中山再度明确主张“办一中西合资的银行，联合欧美最有力之银行，以抵制六国银行团，而解中国财政之困难”。“弟所议办之中西银行，乃联合世界之上之大资本家而成者也，将来实能为中国银行之母，其势力可贯全球，此银行一成，必能免六国之制[掣]我肘及救中国之穷也。有五百万现金，则能成立。今中华银行既愿以该行为基础，则宜先招足中华之股本，然后与西人议订合同，从速开办也。”【孙中山：《致邓泽如函》（1913年1月23日），《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6-7页。】

1913年，与袁世凯政府签订善后借款合同的五国银行团代表

孙中山当时重点在争取法国银行界，由于法国政府不赞成，所以巴黎的大银行家不敢贸然行动公开与六国银行团抗衡。嗣因善后借款迟迟不能达成，法国政府的态度一度有所松动。法国巴黎联合银行派代表到上海，与孙中山接洽成立联合银行事宜。孙中山虽积极筹谋，但中方股本仍无着落，孙中山颇为着急，无奈之下，便要求北京当局设法筹款垫付。在1912年12月份，孙中山便在致袁世凯的电文中，提到与法国巴黎联合银行代表谈判设立中西合股银行之事。在与法方的会谈中，双方原则上达成的共识有：“一、银行在中国注册，悉遵中国法律。二、董事局全为华人，西人居顾问局。三、总办十年内用西人，十年后可用华人。四、管理各举二人，总办执行，悉惟督理之命是听。”会谈中，“现尚相持不下者，则四督理之决事，如遇可否各半，总办有表决权。除此点之外，华股皆略占优胜地位。”在洽商过程中，孙中山清醒地认识：“我中国现在国势不如人，财力不如人，智识不如人，故合资银行，我当得条件之保护略优，将来乃望得平等权利，否则流弊不堪设想。”【孙中山：《致袁世凯周学熙电》（1913年1月29日），《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8-9页。】总的看来，孙中山主张在非根本权益方面对外方作适当让步，以求得尽快达成合作协定。

当时袁世凯政府亦在北京与法方商谈成立中法银行之事，对此孙中山向袁氏指出：

巴黎联合银行，为世界极大银行之一，与彼联络通融者，皆势力宏厚之财团，固非泛泛然欲向中国承揽一事业之权利而转售于人者可比。望大总统及财政总长再细酌夺，如能备彼就此，则利国福民，诚非浅鲜。否则，外人永无就我范围之日，而所办之中法银行，亦不过多一华俄银行而已，恐非我当轴者之初心也。且此事一成，恐他国援以为例，用某国之资，则必遵某国之律，如此主权丧失，永无收回治外法权之望。【孙中山：《致袁世凯周学熙电》（1913年1月29日），《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8-9页。】

1913年1月，孙中山还在致袁世凯另一电文中，明确提出希望政府补助解决与法方合办银行的股金：

前议设立中西合股银行，近已蒙法国政府允许，将来可在巴黎市面发行种种债票。项巴黎业东已决议实行，不日派代表来华，商订合约。惟此方股本尚无着落，倘到时不能交头批二百五十万元，或尚须政府设法也，幸为注意。【孙中山：《致袁世凯电》（1913年1月），《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10页。】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廖仲恺在日本留影

旋即宋案发生，“二次革命”军兴和遭镇压，孙袁之间从此绝无合作之可能，孙中山亦无法在国内容身，不得不东渡日本，他屡次主张并且开始筹备的设立中西联合银行之议，便被无限期地搁置起来。而他对于在华外国银行资本的本质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中国商业中心的交换媒介，为外国银行家所控制。因而外国银行如汇丰银行之类，在中国的内部斗争中，实拥有举足轻重的权势。如果我们不能摆脱这种金融控制，独立就无从谈起。袁世凯不过是这类外国银行家的一个工具。

他进而提出，革命政府应当“撇开那些外国银行家而成为我们自己的主人”。【孙中山：《致戴德律函》（1914年8月14日），《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108 页。】孙中山认识到：外国银行家说到底是要控制中国的工商业，要摆脱这种控制，就必须设立革命政府自己的银行。这一思想主张日趋明确、成熟，终于在日后的广州中央银行的设立中，得以付诸实施。

中央银行：革命政权的金融支柱

04

1924年8月15日，孙中山参加（广州）中央银行开幕典礼

早在1922年5月，孙中山即曾计划在广州成立中央银行，但因发生陈炯明叛乱，孙中山离开广州而未果。1923年初，孙中山在广州成立了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这是自1917年孙中山南下护法以来建立的第一个摆脱了地方军阀控制的政权，其直接目标是发起国民革命。这年的4月24日，孙中山即委派留学美国哈佛大学归国的宋子文为“中央银行筹备员”。孙中山一开始即以“中央银行”作为革命政权自身银行的名称，显然是以全国而非仅以珠江三角洲，作为新政权的取向。

待到1924年1月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孙中山已经形成银行必须由国家经营管理的思想，并且写入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荣孟源主编、孙彩霞编辑：《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17-18页。】

这一思想的具体实践，就体现在中央银行的筹建之中。孙中山虽然委托宋子文进行中央银行具体的筹备事务，但他本人十分重视中央银行的建立，对于《中央银行条例》等档逐条审阅，提出修改意见，最后由大本营政务会议讨论通过。待到筹备工作就绪，孙中山于1924年8月8日任命成立由胡汉民、叶恭绰、廖仲恺、邓泽如、林云陔、孙科、宋子文等人组成的董事会，廖仲恺任董事长。8月13日，孙中山令大本营财政部长叶恭绰、广东省省长廖仲恺，分饬各财政机关与商民一律收用中央银行的纸币。【《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公报》，第23号（1924年8月20日）。】8月15日，孙中山出席中央银行的开幕式，并在致辞中阐发了若干重要思想主张。

位于广州长堤的中央银行

孙中山指出：中央银行“是革命政府第一次开办的第一个银行，所以今日是革命政府第一次开办银行的第一日。今日政府要开办这个银行，就是政府要经营商业，所以今日又是政府第一次经营商业的第一日”。孙中山并不讳言中央银行是要“经商”的，但他首先强调的是中央银行将从事汇兑业务，包括国内埠际汇兑和国际汇兑，其直接目的，是要打破外国银行对于中国汇兑业务的垄断：

本来银行事业对于社会上的经济关系是很大的，此时中国的银行事业对于中外经济上的关系尤其是很大。……现在市面上凡是关于大宗款项的汇兑，都是靠外国银行，外国银行要许多的汇水和折扣，我们中国人去汇兑是很吃亏的。我们所办的这个中央银行便与普通的银号不同，这个银行在今日虽然是开始营业，但是已经办好了一种债票，财政部还没有印就，等到财政部把那种债票印成了之后寄到伦敦，这个银行和伦敦汇兑，每次不但是可以汇十万。并且可以汇几十万或者是几百万。有了这个汇兑机关，便是中国的银行界别开生面。有了这个银行来做汇兑机关，凡是我们在广东的钱，无论是有多少，要汇到上海、天津、汉口，或者外国的各大商埠，都可以不必经外国银行的手，便可以不吃外国银行所定的高汇水和大折扣的亏。并且中国人同中国人交易，利权不致外溢，事事都要方便。这是我们军界、政界和一切农、工、商界，都是不可不知道的。【孙中山：《在广州中央银行成立典礼的演说》（1924年8月15日），《孙中山全集》第10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42页。】

孙中山还进一步把中央银行的发展与打破外国银行的操纵、维护中国的经济主权相联系：“如果大家都来维持这个银行，这个银行的经济力便可以大发展，中国商场上的经济力便不致为外国银行所操纵。所以这个银行之成立，关系中外经济权力的成败。”他并且强调了维系中央银行对于革命政权的巩固、革命的成功乃至中国实现富强的意义：

大家既是明白了政府开办这个银行的意思，便应该维持这个银行去进行；维持这个银行去进行，就是维持政府去进行；维持政府去进行，就是维持革命来成功；维持革命来成功，就是令贫弱之中国变成富强。【孙中山：《在广州中央银行成立典礼的演说》（1924年8月15日），《孙中山全集》第10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43-544页。】

可以看出，与辛亥革命以来历次阐释兴办新式银行的必要性相比，孙中山更为强调新设立的中央银行具有的民族主义和国民革命的双重取向。这是因为，与此前的中国银行、中华银行、中华实业银行以及孙中山曾经谋划过的中西合办银行的投资人相比，中央银行的实际投资方——孙中山为首的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

中央银行纸币（银行博物馆藏）

然而，银行本身并不是政治或军事机构，银行的业务有其独特的要求。孙中山在中央银行开幕式致辞中着力说明的，就是中央银行钞票的发行。

孙中山指出，中央银行将按照基本金的数目来发行纸币，这与其他中外银行有着根本的不同：

这个银行受了政府一种特权，可以发行纸币，这种纸币的基本金有一千万，和从前政府银行所发行的纸币不同。外国银行在中国发行纸币，有的固然也是有基本金，但是他们所发行的纸币之数目，至少也是四倍于基本金。我们这个银行所发行的纸币，定章不是四倍于基本金，是照基本金的数目去发行。

孙中山进一步说明中央银行所拟采用的“现兑”发行方法：

我们发行纸币的方法，不是“兑现”，是“现兑”。外面普通银行的办法，是人民先有一百元纸币，才到银行兑回一百元现钱。这个银行的办法，是人民要用一百元现钱，必须先买一百元纸币。所以这种纸币，只要是在外面通行的，有纸币便有现钱的抵押，便随时可以兑现，故这个银行发行纸币的方法，是先有现然后才兑，所以说是“现兑”。因为是“现兑”，并且又有大宗基本金，所以这种纸币的作用，一定是很高的，一定没有从前省立广东银行纸币的毛病。

孙中山对于在广东地区推行中央银行的纸币颇感自信：

社会上既是知道这个银行发行纸币办法是“现兑”，政府又极力保护这个银行，和提倡这个银行，大家便应该同心协力来维持这个银行。【孙中山：《在广州中央银行成立典礼的演说》（1924年8月15日），《孙中山全集》第10卷，第542-543页。】

孙中山在广州中央银行成立时提到的“先有现然后才兑”的方法，实际上在民国初年他所提出的“钱币革命”思想主张中，便有相应的表述。1912年11月3日，沙俄与外蒙当局签订所谓《俄蒙协约》，企图攫夺外蒙为其保护国。消息传来，国内舆论哗然，各种反俄救国主张充斥报端。当时在上海的孙中山先生于12月3日发布通电，提出“行钱币革命”以解决财政之困难，进而对抗沙俄的侵略。孙中山非常明确地阐述钱币和纸币的本质：

钱币维何？不过交换之中准，而货财之代表耳。此代表之物，在工商业已发达之国，财货溢于金银千百万倍，则多以纸票代之矣。然则纸票者，将必尽夺金银之用，而为未来之钱币，如金银之夺往昔之布帛刀具之用，而为钱币也。此天然之进化，势所必至，理有固然，今欲以人事速其进行，是谓之革命，此钱币革命之理也。

在孙中山看来，既然钱币“不过交换之中准”和“货财之代表”，那么如同金银取代布币刀币成为钱币一样，纸币也将取代金银成为新的钱币。那么，纸币如何取代金银币呢？他指出：“即以国家法令所制定纸票为钱币，而悉贬金银为货物，国家收支，市廛交易，悉用纸币，严禁金银，其现作钱币之兑金银，只准向纸币发行局兑换纸币，不准在市面流行。如此则纸币一出，必立得信用，畅销无阻，则财用可通矣。”进而言之，“在政府当速行立法”，“第一，筹备设立铸币局，制出纸币和银铜辅币；第二，筹备设立公仓工厂，以便人民以货换币，或以工换币也；第三，筹备设立纸币收毁局”。【孙中山：《倡议钱币革命对抗沙俄侵略通电》（1912年12月3日），《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644-649页。】只是在军阀政权统治下，孙中山的构想没有得到采行。待到革命政权——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成立之后，这一构想才得以付诸实施。

1921年，孙中山与部分内阁成员合影

问题是，如何使得民众愿意以现钱购买中央银行纸币，即如何保证中央银行纸币的流通呢？

1924年8月15日即中央银行在广州举行开幕典礼的当日，孙中山便命令广东省署：“中央银行定于本月十五日始业。所有发行纸币，应饬征收各机关及布告各商民一体通用。”【孙中山：《给广东省署的命令》（1924年8月15日），《孙中山全集》第10卷，第544页。】当日孙中山还另颁令：“中央银行今日开始营业。所有省署辖属各机关之出纳，应严令纯用中央银行纸币。收支一切存款，应转存中央银行。倘有不遵，以违令论。”【孙中山：《给广东省署的命令》（1924年8月15日），《孙中山全集》第10卷，第544页。】当时中央银行所发行的钞票一度被广州银钱业拒收，这就极大地影响了央行纸币的信用。孙中山很清楚，要提振中央银行纸币的信用，政府机关自身必须唯央行纸币是用。8月20日，孙中山向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财政部长叶恭绰、建设部长林森、兼盐务署督办叶恭绰、广东省长廖仲恺、两广盐运使邓泽如发布训令：

中央银行成立，所以整理国家经济，调剂社会金融，用意周详，立法美备。嗣后所有各财政机关收入，应解由该银行存储，随时提用。【孙中山：《给叶恭绰等的训令》（1924年8月20日），《孙中山全集》第10卷，第553页。】

8月23日，孙中山向大本营财政部和各征收机关首长、各军总司令、军长发布训令：

查中央银行现已开始营业，所有政府收入机关应限于收中央银行纸币，不准收各银号凭单及各种银毫。但各机关所收得之中央银行纸币，亦不得直接支用，务即将该项纸币交还中央银行兑换现洋，然后支给军饷及各种政费，使收入必收纸币，而支出必支现洋，庶人民不致借口政府滥发纸币而有所怀疑。【孙中山：《给叶恭绰等的训令》（1924年8月23日），《孙中山全集》第10卷，第569页。】

根据孙中山的训令，广东省长公署在中央银行成立初始便颁令各机关各县，规定“凡中央银行发行之货币，……公私出纳，一律收受。至缴解公款，应由解款人向中央银行换取货币，再行照解各收银机关。对于解款，非该行货币，不得收受，以利推行”。【《通令各机关只用中行币》，《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8月29日，第6版。】为了利于推行上述规定，至当年底，中央银行仅在广州市内就设立了两个兑换发行处，并委托八家信誉较著的银号代理兑换业务。次年2月，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通过的《取缔外币条例》进一步规定：“所有市面直接交易，概以国币为限，不得行用外币”；“凡人民向征收机关缴纳田赋厘税饷捐及其他公款，均须一律缴纳国币”。【《粤省实行取缔外币》，《银行周报》第9卷第9号（1925年3月17日），第30-31页。】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后，又颁令：“中央银行货币，凡公家机关，应一律收用。”【《粤政府严厉推行中央纸币》，《银行周报》第9卷第34号（1925年9月8日），第33页。】施行上述各项规定后，每月有数百万元的税捐收入都须以中央银行的纸币缴交。这样，在广东革命政权所辖地区里，中央银行的纸币得以逐渐流通起来。

应当指出，孙中山所倡行的中央银行的“现兑”发行方式，是要在银本位依然存在的情况下，用革命政权的强制力推行纸币，这种做法只可以在局部区域里短期内实施，属于战时货币与银行体制范畴，并不具有什么普遍的意义。广州中央银行之所以能够在成立不久便在国民党控制的区域站住脚，与孙中山的支援直接有关。如果孙中山对于设立中央银行的重要性没有充分的认识，也没有及时采取果断的支持措施，广州中央银行的命运恐怕就很难说了。而从实际运作来看，中央银行所掌握的现银数量、革命政权对于主要物资和货品的控制情况，对于中央银行纸币的信用，有着更直接的影响。

毋庸讳言，通观孙中山关于兴办新式银行的思想主张，并非以严谨的学理性、系统性和首倡性为其特点；孙中山本人亲自将其思想主张付诸实践的时间甚短。但是，如果从孙中山的革命家、政治家的角色来考察，如果联系民元以来社会变迁的实际进程，那么我们便可以看出，孙中山在民初涉及国家银行的官商关系场合，能够明确提出“民国国家与银行股东两得兼利”、能够尊重和维护商股的权益，可以说是近代以来的当政者所罕见的；即便在下野之后，他依然倡行“实业为富国之本，而银行尤为实业之母”，主张以平等基础上的中西合办银行抵制国际金融垄断势力，亦属远见卓识；他有关创立中央银行必要性的论述中体现出的民族主义和国民革命的双重取向，关于全力推行中央银行纸币的思想主张，则集中体现了孙中山是把建立近代银行作为推进民族解放和民主革命事业的重要手段。孙中山先生去世后，国民政府对银行业的重要程度要远远超过晚清政府和北洋政府，以及中国真正意义上的近代银行体系在20世纪30年代确立，不兑现的法币取代了银本位货币，便是孙中山先生关于兴办新式银行思想的现代性意义最好的体现。

“上海市银行博物馆”官方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