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近日，美国纽约州州长霍楚尔和纽约市市长马姆达尼公开指责特朗普政府拖欠该州8700万美元反恐资金，称这无异于“断供警察”（Defund the Police，即削减警察体系经费）。去年9月，美国国土安全部曾计划削减纽约州1.87亿美元的反恐资金拨款，特朗普于同年10月宣布撤销该计划，但纽约方面称部分资金仍未到位。“断供警察”本是由美国左翼进步派提出的政治口号，后被右翼曲解放大并用来攻击民主党人。如今，该口号又从民主党人口中说出，矛头指向共和党执政的联邦政府，颇具讽刺意味。这既是观察美国政治生态变化的窗口，更折射出美国社会安全焦虑情绪的本质转变。
2020年，弗洛伊德事件引发全美抗议浪潮，“断供警察”口号被提出，直指美国警察系统中的滥权与种族偏见问题。其完整主张是削减警察体系预算，把节约的资金转投给社区服务项目。但此后数年间，美国右翼将该口号解读为进步派要“解散警察”，塑造民主党“纵容犯罪、削弱秩序”的形象，使该口号成为攻击整个民主党的叙事弹药。民主党主流自2022年起逐步与该口号进行切割，改口要“重新构想公共安全”，回避原表述。如今，霍楚尔与马姆达尼再提“断供警察”，本质是想让“回旋镖”扎回共和党身上。其意不在真正解决犯罪问题——近期美国多项犯罪指标实际上趋于回落——而是为了争夺选票。一句口号从“抗议之矛”变为“党争之盾”，暴露出美国政治话语正被高度工具化以及两党党争全面泛化的现实。
值得注意的是，犯罪指标改善并未明显缓解美国民众对公共安全问题的焦虑情绪。正因焦虑广泛存在，两党才视“断供警察”为有效的选举炒作工具。回望2020年，美国民众对公共安全的不满有明确出口，即警察群体；而当下更多是对政府能否兑现安全承诺感到不确定。美国民众评估公共安全的参照系发生了很大变化：从“身边有没有犯罪活动”变成“美国安全制度会不会在我需要时失灵”。反恐经费正是一个具象化案例。不少美国人认为，反恐本应属于最具社会共识、不该被政治化的公共安全领域，而今其经费却沦为党派博弈筹码，那么民众日常依赖的其他安全供给更面临着可能随时被断供的风险。
这种安全焦虑的深层根源，在于美国安全供给体系碎片化的制度结构。美国实行以地方养警为主、联邦专项补足的多层级治理架构。全美共有约1.8万个执法机构，警员多由市、县雇用，经费主要来自地方财政。联邦政府不直接负担地方警务开支，但通过国土安全、反恐等专项拨款，掌握着地方政府难以自建的重要安全能力。无论是特朗普政府推行的“强力执法”路径，还是进步派提出的社会治理路径，都绕不开这一结构性约束。因此，“断供警察”之争反复，根源在于美国的安全责任归属从未形成稳定制度安排，这让美国人的安全感一直悬在空中。联邦制虽然赋予了美国地方治理活力和纠错空间，但也使全国性议题缺乏统一的责任主体，在遇到危机时更容易互相推卸责任。
美国人不安全感加深，本质是对政治体系信心流失。盖洛普今年7月发布的民调显示，10%的美国人将政治列为日常安全面临的最大风险，远高于全球1%的平均水平。另据美媒今年6月的民调，美民众对官方机构普遍感到不信任，仅18%的人信任联邦政府、12%的人信任国会。当然，美国素有对政府保持怀疑的政治传统，但过去的不信任更多是防范政府权力过大侵害公民权利，是权力制衡设计的组成部分；但今天的不信任指向政府治理效能不足——民众怀疑，这套被党争深度撕裂的政治体系还能否稳定提供最基础的公共产品。当政治不再被视为解决问题的手段，反而被相当一部分人视作风险本身，安全焦虑就从对具体问题的不满转化为对制度的不信任。（作者是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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