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八年后的腊月，我们几个发小约在老家饭店吃饭。包间不大，暖气烧得足，玻璃上蒙着一层水汽。
张大强来得最晚。他推门时，我差点没认出来。旧羽绒服的领口发亮，头发白了不少，手里拎着物业值班用的保温杯。
他以前肚子圆，走路挺着胸。如今瘦得两颊往里收，坐下先问服务员，剩菜能不能打包。
李国强和王兰一起来。老李还是那副慢性子，袖口沾着鱼饵味。王兰替他拍了两下，笑着说刚从店里赶过来。
他家的渔具店开了好几年，门脸不算大，回头客却不少。儿子李晨从重点大学毕业后进了研发部门，年前刚升了一级。
张大强低头喝茶，半天才说，张浩也在外地做工程师，只是父子俩很少联系。说完，他把杯盖拧了又拧。
八年前，他和老李从包装厂退出，各自拿到四千多万元。那阵子，镇上见了他们的人，都要停下来多聊几句。
张大强拿出三千八百万元做投资，图的是几年后再翻一番。老李却买了一堆钓具，隔三岔五往河边跑。
当年我觉得，张大强有眼光，有胆量。至于老李，守着那么多钱只顾钓鱼，多少有些没出息。
酒过两巡，我问大强这些年到底怎么过来的。他盯着盘里的花生米，声音压得很低。
“项目垮了，钱也让孙倩卷走了。”
老李夹菜的手停了一下，没有附和，只把一块鱼腹肉放进王兰碗里。王兰也没抬头，慢慢挑着里面的小刺。
窗外有人放鞭炮，红纸屑被风卷到台阶下。我看着桌边这两个同岁发小，忽然想起八年前那个闷热的下午。
01
那年六月，包装厂被一家外地企业收购。手续办完，大强和老李从会议室出来，一个夹着文件袋，一个提着用了十几年的茶杯。
厂子是他们二十多岁时合伙办的。最早只有两台旧机器，晚上赶货，三个男人轮流睡在纸板上，我也常去帮着装车。
后来生意做大，我退出来开了建材店。他们继续守着厂子，熬过欠款，也熬过原料涨价，谁都没想到最后能卖出那个数。
扣掉各项费用，两个人各自分到四千多万元。钱到账那天，大强把手机递给我，屏幕上的数字一长串，我数了两遍。
“周明，咱也算翻身了。”
他说话时脸通红，像刚从车间蒸汽里出来。赵梅站在旁边，把手机拿过去，先核对开户行，又问税款是否结清。
大强当场皱了眉，说她做会计做惯了，看见钱只会查账。赵梅没争，把转账回单折好，收进随身的黑皮包。
老李那边安静得多。王兰坐在银行大厅的长椅上，把每一笔数目记进本子，老李就在旁边给她递计算器。
出了银行，大强请我们去县城最贵的饭店。包间里有整条石斑鱼，他挥手又加两瓶酒，说过去吃苦够多，该换个活法了。
那顿饭上，他说起一个民宿康养项目。地方在邻省山区，有温泉，有果园，还准备接城市里的养老客。
项目资料印得厚，效果图上全是木屋和草坪。大强翻给我看，说三千八百万元进去，两三年就能把本金挣回来。
赵梅放下筷子，问他有没有看过土地手续，客源从哪里来，淡季靠什么撑。大强的脸一点点沉下去。
“人家专业团队都算过，你别总泼冷水。”
赵梅抿了一口茶，没有再问。她低头剥虾，剥出的肉放到张浩碗里，自己只擦了擦手。
那时张浩还在读大学，暑假回来帮母亲跑银行。他听父亲说完，只提醒了一句，投资额太大，最好留些现金。
大强把酒杯往桌上一放，说年轻人没见过世面，做事前怕狼后怕虎，一辈子只能给别人打工。
我夹在中间，没觉得这话多重。那几年县城里到处谈项目，卖房的、开酒店的，仿佛谁慢一步，钱就会从眼前溜走。
饭后，大强带我去见项目方。办公室租在省城的新写字楼，墙上挂着几幅规划图，接待的人西装笔挺。
对方讲客流、回报和品牌，说得又快又顺。大强听得频频点头，回程路上已经盘算开业后请哪些人剪彩。
赵梅坚持让律师先看合同。大强嫌她磨蹭，几天里在家摔过两次门，最后还是按自己的意思定了。
签约那天，他换了新西装，专门叫我过去陪着。三千八百万元分期投入，第一笔打出去，他长长吐了口气。
“往后，厂房里的油味跟我没关系了。”
我也替他高兴。四十多岁的人，忙了半辈子，忽然有机会坐进宽敞办公室，谁看了都会觉得命运换了方向。
老李却像没拿到那笔钱。先买了两根鱼竿，又添了钓箱、雨衣和折叠椅，天不亮便骑车往水库去。
有一回我去河边找他，他蹲在泥岸上拌饵，裤腿卷到小腿，身旁保温桶里只有两个馒头。
我问他，钱留在账上不动，不怕越来越不值钱。他盯着浮漂看了一阵，才笑着摆手。
“我先歇歇，脑子里太吵。”
可他并非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换一辆二十多万元的车，先把配置单带回家，让王兰看了两晚。
后来车没买成，他继续开那辆旧面包车。钓具只要超过几千元，也会把付款页面给王兰瞧一眼。
王兰不拦他钓鱼，只规定晚上十点前回家。赶上天气不好，她会装一壶姜茶，再塞件干衣服到车里。
我那时常拿这事打趣，说老李有了几千万，花几千块还要请示。老李也不恼，提起鱼护给我看。
里面三条鲫鱼，最大的不过巴掌长。他笑得眼角全是褶子，说晚上炖汤，王兰正好爱喝。
相比之下，大强越来越忙。省城、邻省来回跑，新皮鞋沾了灰，第二天就换一双。他见谁都说项目快落地了。
我们几个坐在路边摊吃面，他接电话时总走远些。回来后把车钥匙往桌上一放，催老板再加一盘牛肉。
那把钥匙属于一辆新买的越野车。大强说做大项目得有样子，不然人家先把你看轻了。
赵梅仍旧开原来的小轿车，每天照常上班。偶尔在街上遇见我，她会问项目进度，大强却很少把细账告诉她。
我只说项目刚起步，慢慢来。她点点头，手里拎着给张浩寄的衣服，眉间那道细纹一直没有松开。
02
项目启动后第二个月，大强在省城请我们吃饭。那天他特意交代，要介绍一位做品牌策划的人给大家认识。
孙倩进门时二十九岁，穿一件米色衬衫，头发利落地束在脑后。她没有故作热络，先逐个问了姓名。
轮到我时，她说看过大强包装厂以前的资料，觉得老厂牌很有故事，以后可以放进民宿展厅。
大强听得高兴，忙让服务员换掉便宜茶叶。他介绍孙倩负责整个项目的定位、宣传和招商，是团队里的关键人物。
孙倩说话很稳，几句话便把山里的果园、温泉和旧村落串在一起。经她一讲，那片偏远地方像已经挤满游客。
她还带来一叠宣传册样稿。纸张厚，颜色素净，封面只有一扇木窗。大强翻来覆去看，问我像不像大城市的东西。
我不懂策划，只觉得做得漂亮。孙倩听了笑笑，说漂亮不值钱，能让客人掏钱住下才算本事。
席间，大强的电话响了几次。孙倩不用他开口，就能从包里找出对应资料，两人配合得很熟。
赵梅没有来。大强说她月底结账走不开，语气轻淡，随后又招呼大家尝菜，像这只是无关紧要的小事。
饭吃到一半，孙倩提醒他，第二天早上要赶去项目地见设计师。大强马上让司机改时间，还叫她别忘了订房。
她点头，在手机上记了几笔。桌下的纸袋碰倒了，大强弯腰替她扶正，动作自然得没有停顿。
那一刻，我心里掠过一点说不清的别扭。可很快，服务员端来滚烫的砂锅，白汽挡住了半张桌子。
回县城的车上，大强一路夸孙倩，说她见过世面，懂年轻人的喜好，项目缺了她根本转不起来。
我问赵梅是否见过她。大强靠在座椅上闭着眼，说见过一次，两个人谈不到一块去。
“赵梅只会盯发票，听不懂这些。”
他说完翻了个身，没再开口。车窗外的路灯一盏接一盏，从他脸上滑过去，照见眼下淡青的黑影。
此后大强出差越来越勤。有时一周回来一次，有时半个月才露面，行李箱长期放在越野车后备厢。
赵梅偶尔来我店里买水管和灯泡。以前这些东西大强顺路就带回去，如今家里的小修小补都落在她身上。
她问我，大强是不是常和项目团队在一起。我说创业初期忙些正常，等开业以后应该就稳了。
话出口时，店门外正有人卸瓷砖，灰尘钻进来，落在赵梅黑色外套上。她低头拍了两下，没有接话。
张浩放假回家，也去过一次项目地。回来后和父亲在楼下争了几句，隔着窗都能听见。
具体说了什么，我并不清楚。只知道大强连夜开车走了，赵梅追到门口，手里还拿着他没带的药。
第二天，我陪大强去见一个供货商。在饭店洗手间，他对着镜子整理衣领，顺手摘下左手的婚戒。
我看了他一眼。他把戒指放进裤袋，拧开水龙头，声音被水声压得有些发闷。
“戴着不方便谈生意，别人觉得你顾虑多。”
我笑他讲究越来越多。他也笑，擦干手后先走出去，戒指直到那顿饭结束都没戴回来。
几天后，我在他车里的杯架旁又看见那枚戒指。银白的一圈，沾着一点咖啡渍，像是放了好些天。
我没有问。生意场上的规矩，我本来也懂得不多。大强每天见的人多，或许真有他的考虑。
老李那边仍旧钓鱼。春天守水库，夏天去河湾，秋后又跑到乡下鱼塘，脸晒得比过去黑了一层。
王兰有时跟着去，却不下竿。她坐在岸边算账，膝盖上压着个蓝皮本，风大了就用水杯压住纸角。
我问老李，天天守着浮漂不烦吗。他抬起草帽，露出额头上一道白印，说不看浮漂时也看人家用什么线、什么钩。
说完便闭了嘴，再问，他只叫我别踩到鱼竿。那副遮遮掩掩的样子，让我以为他怕王兰嫌他乱花钱。
入秋后，王兰在老街租下一间小铺。地方只有四十多平方米，墙皮发黄，后门还堆着前任租户留下的木板。
我去帮他们量货架尺寸，看见租赁合同放在桌上。承租人一栏写着李国强和王兰，两个人的名字挨在一起。
老李蹲在墙角看插座，王兰拿卷尺量门宽。两人为货架摆左边还是右边，来回争了半天，谁也没让谁。
“靠左，进门看得见。”
王兰把卷尺收回去。老李拿粉笔在右墙画了一道，说左边下午晒，东西容易变色。
最后他们把货架分成两排，中间留出过道。王兰嫌窄，老李便抄起刮刀，把凸出来的一块旧木条削平。
我问这铺子究竟卖什么。老李拍掉裤子上的木屑，只说过阵子再看，能不能做成还没准。
门外卖烧饼的炉子正冒烟，焦香顺着风钻进空铺。王兰去买了三个，回来时给老李那只多夹了些咸菜。
大强的项目也在那时办了第一场推介会。酒店大厅摆满花篮，背景板上印着山景，孙倩站在台侧逐项核对流程。
大强穿着深色西装上台讲话，灯光照得他满脸发亮。我坐在后排，听见有人议论首期投入不小。
会后合影，大强站在正中，孙倩就在他右边。摄影师让大家靠近些，他抬手搭在她身后的椅背上。
照片洗出来后，大强发给我们看。赵梅没有出现在画面里，那枚婚戒也不在他的手上。
03
推介会过去半年，项目地只修好一段进山路。宣传册上的木屋还没影，果园边倒是立起几块褪色的围挡。
按原先的说法，第一批预订款早该回来。大强每次被问，都说手续比预计慢，等施工全面铺开就好了。
年底，他又从别处调了一笔钱进去。具体多少没说，只让我陪他去银行办过一次大额业务。
等候时，他不停接电话。一个催工程款，一个问开业日期。他压着嗓子安抚，挂断后又骂对方只认眼前小账。
“项目越到这时候，越不能停。”
我问他手里还留了多少。他揉着太阳穴，说民宿一开，现金就会回来，现在算那些没用。
赵梅很快知道了追加投资的事。她赶到我的建材店时，大强正坐在里间喝茶，两个人隔着一张小方桌争起来。
赵梅拿出几张银行回单，问钱去了哪里。大强只看了一眼，便把纸扣在桌上。
“公司的事，你别乱插手。”
“这是家里的钱，我总得知道。”
大强站起来拿外套，转头叫我劝劝她。他说赵梅只懂账面，不懂项目正处在紧要关口。
门外下着冷雨，他径直钻进车里。车轮碾过积水，泥点溅到店门口刚摆好的水泥袋上。
赵梅还坐在原处。她把回单一张张抹平，问我是不是也觉得她管得太多。
我说生意做到一半，抽钱确实难，夫妻俩还是该好好商量。话说得圆，哪边都没落下。
她听完收起纸，只说大强已经两个月没在家住满三晚。张浩打电话找父亲，也常常没人接。
那年张浩快毕业，正忙着找工作。大强答应托人看看岗位，后来一拖再拖，连孩子面试的日子都记错了。
有次张浩回家，在楼下等到夜里十一点。大强回来时带着酒气，刚进门，父子俩便吵了起来。
第二天我见到大强，劝他抽空陪陪孩子。他说张浩已经成人，不该什么事都指望父母。
“我现在顾的是几千万的盘子。”
他说得理直气壮。我想起当年我们在厂里赶货，孩子发烧，他能骑摩托连夜回家，路上摔破膝盖也没耽误。
如今越野车开得又快又稳，人却总在家门外。赵梅打来的电话，他看一眼便按掉，有时干脆把手机调成静音。
孙倩仍跟着他跑项目。开会、接待、看样板房，几乎都在。大强说团队离不开她，旁人问多了，他就显得不耐烦。
开春后，赵梅在书房找旧保单，无意间翻出一只陌生文件袋。里面是几页房产资料，还有看房时留下的户型图。
房子不在县城，位置靠近项目所在的市区。资料上有几处手写数字，她认不出字迹，也看不出钱从哪里来。
她把手机拍下的照片给我看。我只认得开发商名称，便说也许是项目接待用房，让她直接问大强。
大强回来后，只说团队考察过几套房，没买。赵梅再问，文件袋第二天就从书房消失了。
她没有继续追到项目地，只把开发商名字和发现资料的日期记进一本旧账册。那本账册边角已经磨毛。
老李家的小铺也在那年开了门，卖鱼线、浮漂、鱼护和折叠凳。货不算多，墙上却挂得密密实实。
选货时，两口子没少争。老李觉得鱼竿得上好货，王兰却说刚开门，压太多本钱容易砸在手里。
一次我去送货架板，两个人正为一箱浮漂拌嘴。王兰说颜色花哨，老李说年轻人就爱这个，谁都不肯先点头。
吵到最后，他们拆开两只样品，老李拿去河边试，王兰留下算进价。三天后，只进了半箱。
那年夏天，李晨收到了省城一所重点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王兰把红纸贴在铺门边，老李请我们吃了顿家常菜。
席上他没吹孩子多有本事，只给李晨夹了块排骨，让他到省城少熬夜，缺钱就提前说。
大强没来。他人在外地，说要陪投资方看现场。张浩坐在桌角，听见这话，把刚举起的杯子又放下了。
04
赵梅确认那件事，是在第二年初夏。那天她给大强送换洗衣服，在项目市区的一套房里见到了孙倩。
她后来只跟我说，门是孙倩开的，身上穿着家常衣服。玄关摆着两双拖鞋，大强的剃须刀也在洗手台边。
赵梅没有吵。她把装衣服的袋子放在门口，坐电梯下楼。到了停车场，才发现车钥匙还攥在手里。
当天晚上，大强回了县城。两个人关着门谈到半夜，第二天一早，赵梅便来店里找我。
她眼睛有些肿，脸上却收拾得很干净。坐下后先问我，大强摘婚戒的事，我是不是早就知道。
我说见过一两次，只听他说谈生意不方便。她点了点头，把杯里的凉茶一口喝完。
“周明，他要离婚。”
我愣了好一阵。门口来了一辆送沙子的车，司机连按两声喇叭，我出去签完单，回来时她仍坐在原处。
大强下午也来找我，说和赵梅早就过不到一起。一个只想守，一个想往前走，拖下去对谁都没好处。
我问他和孙倩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他避开日期，只说感情的事算不清，反正婚必须离。
“房子、存款，该给的我不会少。”
那时项目回款慢，账面能查到的钱已经不多。大强说剩下资产大都压在项目里，真要分，也只能按现有数目算。
赵梅不信。她拿出那本旧账册，里面记着投资日期、追加资金时间，还有大强长期不回家的日子。
大强扫了一眼，冷笑着说她当会计当出了毛病，连夫妻过日子也要逐条记账。
两个人又吵起来。赵梅问那套房是谁的，大强说只是团队临时使用，和离婚没有关系。
我夹在中间，听见项目亏损、夫妻不和这些话，慢慢也觉得再拖只会更难看。
私下里，我劝赵梅接受大强提出的分割数目。我的想法很简单，感情已经断了，早些办完，各自还能过安生日子。
“他现在的项目未必值钱。”
赵梅抬眼看我，问了一句。
“那以前的钱呢？”
我答不上来，只说账目总能核清，大强也不至于亏待张浩。她把账册合上，没再跟我争。
现在回头看，那天她不是来听我讲道理。她大概只想确认，身边这些认识多年的老朋友，有没有一个人肯认真听她把疑问说完。
可当时的我，只看见大强做项目的辛苦，也把他反复说的夫妻不合，当成了这场离婚的全部缘由。
张浩知道父亲要离婚后，从外地赶回来。他堵在楼道口问大强，为什么不能先把账说清。
大强嫌他被母亲带偏，说大人的事不该由儿子插手。张浩气得把行李箱踢翻，衣服撒了半条走廊。
父子俩从那以后很少联系。张浩毕业参加工作，地址没有告诉父亲，过年也只陪赵梅吃饭。
离婚办得并不顺利。赵梅要求核对项目投入，大强拿出的材料却很零散，有的说在财务手里，有的说项目尚未结算。
我还替大强说过话，认为创业账目杂乱很正常。赵梅听着，手一直按在那本旧账册上。
最终，她接受了比原先预想低得多的分割。县城的旧房归她，另有一笔存款，项目权益没有算进去。
手续办完那天，大强请我喝酒。他说总算不用天天解释，等项目起来，所有人都会明白他的选择。
没过多久，他和孙倩领了证。婚礼办在项目所在市的一家酒店，厅里摆着他们当初做宣传用的山景照片。
大强给张浩打了几次电话。张浩一次没接，最后只让赵梅转告，他不会去。
婚礼当天，我还是到了。大强穿着新西装，胸前别着花，见我进门，远远招手让我坐主桌。
孙倩敬酒时很客气，叫我周哥。她说这几年大强太累，以后两个人会把项目好好做下去。
席间有人问大强儿子怎么没来。他端着酒杯顿了顿，说年轻人在外地忙，工作走不开。
我低头夹菜，看见他左手重新戴了戒指。款式比从前宽，灯光一照，亮得有些扎眼。
赵梅那段时间照常上班。她把旧房重新刷了墙，阳台上堆着大强留下的几只纸箱，一直没扔。
账册也还留着。她继续往后记，把离婚日期、大强再婚日期和项目公开活动的时间，按先后排在同一页。
有一回她指着那些日期问我，账面上那点东西，真是他们全部的家底吗。
我看着纸上密密的小字，仍劝她别再翻旧账。她收回手，把本子慢慢装进包里。
05
饭店聚会散场时，已经快十点。大强把桌上的剩菜装了三盒，临走还问老板，物业值夜班的人能不能在门厅坐一会儿。
老李和王兰先走了。我站在门口叫车，大强忽然抓住我的胳膊，说孙倩不但卷走项目，连他住的房子也想拿走。
“我现在只剩那套小房了。”
风吹得他直咳嗽。他拧开保温杯喝了一口，里面不是茶，只有几片泡得发白的姜。
我想问得细些，车却到了。他钻进后座，隔着玻璃朝我摆手，旧羽绒服的袖口缩上去一截。
第二天上午，赵梅给我打电话。她说知道我们昨晚聚会，想找我谈谈大强的事。
她约在我店铺后面的库房。冬天没什么人来，水管和瓷砖堆得整齐，墙角电暖器发出轻微焦味。
八年没细聊，赵梅老了不少。头发从鬓边白进去，手里仍拎着那个黑皮包，只是皮面多了几道裂纹。
她没问聚会上吃了什么，开口就说，大强是不是又讲自己被孙倩骗得一无所有。
我没有否认。她拉开包，取出一个厚文件夹，先放在膝上，没有马上递给我。
“周明，你当年见过几次转款。”
我想起陪大强跑银行的那些日子，点了点头。那时他常说钱是工程款、品牌费和周转款，我从没细查收款方。
赵梅问我是否还记得日期。我说只能记住大概，有两次在离婚之前，还有一次是在项目推介会以后不久。
她从文件夹里抽出几页复印件。每一页右下角都有印章，纸边贴着不同颜色的便签。
最上面是一份股权赠与书。项目公司的一部分权益无偿转给孙倩，落款日期在大强和赵梅离婚之前。
我先看日期，又看签名。张大强三个字写得又重又开，最后一笔往上挑，和他从前签送货单一模一样。
我说也许是项目安排，名义上转一下。赵梅没反驳，接着把后面的材料一张张摆开。
共有二十三笔转账。小的几十万元，大的几百万元，收款账户有孙倩个人账户，也有她参与经营的公司。
备注写得很杂，策划服务、房屋款、项目借款、权益转让。部分材料后面还附着大强签过字的授权文件。
聚会上那句卷走财产，在这些纸面前变了样。至少有相当一部分钱，不是被人趁乱拿走，而是大强自己签字交出去的。
我坐在折叠椅上，背后是冰凉的瓷砖箱。库房门缝灌进一线风，桌上的纸角轻轻翘动。
赵梅说，这些材料是她为处理旧财产争议陆续补齐的。项目实际亏损确实存在，却远没有大强讲得那么干净。
她指给我看其中两套房产的资料。一套靠近项目市区，另一套是省城的小户型，都还留在孙倩名下。
另外还有项目公司的部分份额。公司经营困难，份额未必值当初的数，可也不是大强口中的什么都没剩。
我问她为什么等到现在。她沉默片刻，把滑下来的眼镜推回鼻梁。
这些年张浩不愿再提父亲，她也怕一追究，孩子刚安稳下来的日子又被搅乱。直到近期财产争议重新摆到眼前，她才下定决心。
我想起自己当年说过的话。账目总能核清，大强不会亏待张浩，项目权益不一定值钱。每一句听着都稳妥，落到她身上却像推了一把。
赵梅没有责怪我，只问银行那两次转账时，大强说过什么。我记得一次他催柜员快些，说项目那边等着救急。
另一次，孙倩打电话来问手续是否完成。大强开着外放，我听见她提醒合同页码，他还笑着说不会漏。
那些声音隔了八年，原本早混进机器声和卸货声里。如今对着日期，竟又一段段接了回来。
赵梅把材料重新按顺序整理。她的手很稳，只有夹子扣合时按了两次，第一次没能扣上。
“明晚六点前，我得作决定。”
她准备起诉追回离婚前被转走的夫妻共同财产。可若要说明几笔款项当时的用途和时间，能作证的人只剩我。
我问大强知不知道。赵梅说他知道争议已经出现，也知道她在找旧证据，只是不知道她今天来见我。
库房外传来叉车倒退的提示声，一下一下，隔着铁门发闷。我盯着那份赠与书，喉咙里满是昨晚的酒味。
大强如今住的那套小房，也牵涉在争议中。若相关主张成立，他可能连最后的住处都保不住。
可赵梅和张浩承受了八年。旧房、断掉的父子关系，还有当年被我劝着接受的低额分割，都压在那几张日期上。
赵梅把公证过的股权赠与书和二十三笔转账清单推到我面前，签名全是大强亲笔。
她说明晚六点前必须决定是否起诉追回夫妻共同财产，而能证明转账时间和用途的人只有我。
作证，大强可能连最后的住处都保不住。沉默，赵梅和张浩八年的委屈便再无凭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