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2024年秋，新书记到任那天，水利局走廊里挤满了人。
我端着茶杯正要去接水，人群迎面涌过来，为首的女人穿着深色西装，步子有些异样，一高一低。
我的目光撞上她的脸，整个人像被钉在原地。
她也愣住了，脚步顿了一瞬，眼底翻涌的情绪快得抓不住。
然后她别过脸，对身边的人说：“走。”我手中的茶杯掉在地上，开水溅了一脚。
她停在走廊尽头，没有回头。
三十七年了，她那条跛腿，还是当年那个样子。
01
那天上午，局里通知新书记到任。办公室的人都在议论，说从省城空降来的，是个女干部，年纪不大，作风挺硬。
我没太往心里去。科里的老张还跟我开玩笑：“国华，你也是老科员了，新书记来了，你得表现表现。”
我笑了笑，没接话。
我这个人，在局里待了二十来年，早就不巴结领导了。不争不抢，该干啥干啥，日子过得平。
九点二十分，走廊那边传来脚步声。有人喊了一声“萧书记来了”，办公室的人纷纷起身往门口去。我端着茶杯站起来，也往外走。
刚走到走廊拐角，迎面一群人走过来。
我的心像漏跳了一拍。
人群最前面那个女人，穿着深蓝色西装外套，白衬衫，头发盘在脑后。
她走路的姿势我一眼就认出来了，右脚落地的瞬间，肩膀会微微往右沉一下，身体重心偏着往前送，那条腿拖了半步再跟上。
跟当年一模一样。
就是这一眼，我整个人愣住了。
她的目光刚好扫过来，撞上我的脸。她的脚步明显顿了一下，脸上的表情在一瞬间凝固。嘴唇微微张开，像是要说什么，又像是被什么东西卡住了。
走廊里安静了两三秒。
然后她迅速把目光移开，转头对旁边的人说：“会议室准备好了吗？先去看一下。”
声音比记忆中低沉了许多，但那个咬字的习惯还在。
我站在原地，手里的茶杯微微发抖。
杨英韶从她身后探出头来，看看她，又看看我，笑着问了一句：“萧书记，认识萧科长？”
她脚步没停，头也没回，淡淡丢下一句：“不认识。”
三个字，像三根针扎在我心口。
走远了。
我低头看手里的茶杯，不知道什么时候掉在了地上，开水溅了一脚。我蹲下去捡碎瓷片，手指碰到锋利的边缘，划了一道口子。我没觉得疼。
老张跑过来：“国华，你咋了？”
我摇摇头：“没事，手滑了。”
我蹲在那儿，看着地上那一摊水和碎瓷片，脑子里却回到了1987年。
那年秋天，我刚满十八岁，在县一中读高三。那是九月一号，开学第一天，教室的木头窗户推开着，外面蝉声还没断。
班主任站在讲台上点名分座位。
“萧国华，第三排靠窗。”
“萧慕青，第三排靠窗，跟萧国华同桌。”
教室里安静了一瞬间。然后后排有人低低地笑了一声，像是压着嗓子。
我看过到那个叫萧慕青的女生，拄着一根单拐，从教室门口一步一步往里走。
她瘦瘦小小，扎着马尾辫，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外套。
她低着头，走得慢，右腿落地时身体会往右边歪一下。
她没看周围的人，只看着脚下，像要把那条路走得很稳。
那条路不长，从门口到第三排，也就七八步。但她走了很久。
教室里没有人说话。那个笑声也停了。
她走到我旁边，把拐杖靠在桌角，拉开椅子坐下，一声不吭。她打开书包，拿出课本码在课桌左上角，整整齐齐。然后她抬头看了我一眼。
她的眼睛很好看，亮亮的，就是没什么光。
后来我才知道，她那条腿是小儿麻痹症落下的。
三岁那年发高烧，烧了三天三夜，命捡回来了，右腿没了力气。
从那以后，她走路就一直是那个样子。
02
那年的日子，让我讲给别人听，也就是几句简单话。
但搁在我心里头，那三年跟她坐在一起的日子，像一条河，不大，也不急，就是日夜淌着，流到今天都没断。
开学头一个星期，班上没人跟她说话。
她也不主动跟谁搭话，下课就趴在桌上看书，中午自己拿饭盒去食堂，先让同学帮她打到饭，坐在角落最靠门的位置，一个人吃，安安静静的。
这个角落的位子，她说是她“捡来的”，因为别人不坐那儿。
那天中午，我打完饭端着饭盒走过去，在她对面坐下，把饭盒里的一块红烧肉夹到她碗里，说了句：“我吃不完。”
她抬头看我，愣了半天。
我看着窗外，假装在咽饭。其实我饭量大，一份饭不够。
过了好一会儿，她小声说了句：“谢谢你。”
声音闷闷的，像从盖着的锅盖底下冒上来的热气。
我没接话，低头扒饭。她的声音又飘过来：“你以后不用……不用管我。”
我“嗯”了一声，也没抬头，只说：“顺手的事儿。”
她没再吭声。我抬头看她的时候，她低着头吃饭，耳根子红红的。
过了几天，自习课上，她往我这边推了一张纸条。我展开一看，上面是几个清秀的字：“我吃不完的鸡腿会留给你。”
我看了一眼那张纸条，又看了一眼她。她盯着书本，耳朵又红了。我低下头，把纸条叠好，夹进语文课本里。
那会儿我有一个毛病，看书看到不懂的题目爱揪头发，眉心拧成疙瘩。
她总在一边偷偷瞟我，有一次实在看不过去，把手边的笔记推过来，说：“你看看吧，我记的。”
那是她的数学笔记，字迹工整，条理清楚，比老师的板书还细，有些地方还夹了她自己的批注。
我知道她细心，但没想到她对我也有心。
那本笔记我借回宿舍，看了大半宿。
从那天起，我们好像多了一层说不清的默契。
她会在我翻本子的时候，看见我不懂的题，用笔尖点一下。
我会在早上到教室的时候帮她擦好桌子。
她感冒那次，我第一时间把窗户关了。
她没说什么，只是拿那本笔记本轻轻挡着嘴，眼睛弯了一下。
高三的课业重，我们谁也没往深了想。
但那三年里，我记住了她很多小习惯。
她听课的时候脑袋微微偏着，右手握笔，左手无意识地卷书页角，卷完又捋平。
她喝水的搪瓷缸子掉了一块漆，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是拿暖瓶灌满开水。
她怕冷，冬天总是最先穿上棉袄。
那年冬天下了场大雪，早自习铃还没响，学校没开门。她拄着拐站在校门口，冻得跺那只好的脚。我跑过去，把书包里的棉手套掏出来递给她。
她没接，说：“你自己戴。”
我把手套硬塞进她手里：“我还有一双。”
她捏着手套，半天没说话。雪落在她头发上，白了一层。她仰起脸看我，眼眶有点红。
“萧国华，”她叫了我一声名字，声音很轻，“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我愣了一下，随口说：“同桌嘛，应该的。”
她低下头，看了看手里那副手套，很久没说话。雪花一片一片落在她睫毛上，她也没抬手去擦。
后来我们都没再提那句话。手套她戴了一整个冬天。
那年寒假我回家过春节，腊月二十九晚上，我妈坐在灶台前烧火，忽然对我说：“诶，你是不是在学校里有个挺好的女同学？”
我一下愣住了：“妈，你听谁说的？”
我妈笑了笑：“你姐说的，说跟你同桌的那个姑娘，腿脚不太方便。”
我没吱声。灶膛里的火映得墙上红彤彤的，火星子噼噼啪啪地响。
我妈说：“要真的是好姑娘，你好好待人家。”
她没读过什么书，也不会讲什么大道理，就说了这一句。那半盆洗澡水都凉了，才让人想起那句话不是玩笑，是一个人半辈子的嘱咐。
03
高二那年秋天，县一中要搞运动会。萧慕青不用报项目，班主任安排她待在教室看门。
那天下午，我们班有几个男生在后操场练接力棒，缺个人手，有人喊我：“国华，你来凑个数！”我把书往桌上一搁，正要往外跑。
她忽然抬头，叫了我一声：“萧国华。”
我回头：“嗯？”
她张了张嘴，又像是没想好说什么。顿了一下才说：“跑完步别马上喝水，会岔气。”
我“嗯”了一声，觉得她这话有点没头没尾的，人已经跑出了教室门。
跑到走廊拐弯的时候，我从窗户看见她的侧脸，她低着头，手里转着笔，没在看书。
我跑了三圈回教室拿外套，她已经不在了。
那时候不懂，她其实是想说“你早点回来”，又觉得没资格说出口。
我后来才明白，有些话捂在心里头久了，就像捂在怀里的冰，怎么捂也捂不热，到最后全化成水，一滴一滴漏光了。
现在回想起来，高考前那几个月确实是压着人的。
卷子铺天盖地，每个人都在熬。
萧慕青照样帮我补英语，她的英语好，一口清亮的发音，我听她读课文的时候，总觉得那声音像屋檐下挂着的风铃，被风吹得叮当响。
她念完一句，我就愣一下，她就用笔尖敲敲我手背：“听懂了没？愣什么愣。”
我回过神来：“没听懂，你再念一遍。”
她就又念一遍。窗外那棵老槐树的叶子在风里哗啦啦响，午后的阳光从树叶缝隙落下来，在课桌上晃成一片碎金。
高考前最后一次模拟考，她考了全班第一，总分比我高出将近一百分。
成绩出来那天下晚自习，我没回宿舍，一个人在操场上走了好几圈。
她不知道什么时候跟过来了，拄着拐，步子一深一浅，走到我身边。
我没有说话，她也沉默着走了好长一段路，走到操场另一头，才开口说：“萧国华，你别灰心。”我“嗯”了一声。
她顿了顿，又说：“你要是愿意……我可以帮你补。暑假也行。我们考同一所大学。”
我愣了一下说：“你想考哪个大学？”
她没接话，低头看着地面，过了很久才说：“你去哪，我就去哪。”
那话轻得像风吹过来的，可落在心里却沉甸甸的。
我站在原地，好半晌没说话。
她也不催，就那么陪着我，在操场上慢慢走。
她的影子被路灯拉得很长，一高一低。
我偷偷看了她一眼，她的侧脸映着路灯的光，轮廓柔和，像一幅画。
那是很多年以后，我闭上眼睛还能想起来的一张脸。
高考前的第四个礼拜，那天放学后，她把我叫到教学楼后门。
她从书包里掏出一个信封递过来，信封装得鼓鼓囊囊的，封口用浆糊粘得很仔细，她低着头，声音有点抖：“这是……复习资料，你回家再看。”
我接过信封，想说什么，她已经拄着拐杖转身走了。
走了两步，她又停住，像是下了很大决心才憋出来一句话：“你……一定要看。”说完，她加快了步子，拐杖点着地面，一步一步走远了。
我从背后看着她的身影过了拐角，然后在原地站了好一会儿。信封上的字迹清秀工整，写着三个字：萧国华。
那时我心心念念想的都是考试，把信往书包里一塞就骑车回家了。我没想到，那是我最后一次听她跟我说那句带笑的话。
晚上到家，天已经全黑了。
我妈在灶台上忙活，见我进门就喊：“明天你大伯家收麦子，你过去搭把手。”
我说好，扒了一碗饭就回屋，把书包往桌上一搁，倒头睡了。半夜听见我妈窸窸窣窣在外屋收拾东西的声音，也没在意。
第二天一早，我跟着大伯下了地，忙到天黑才回家。第三天，第四天，麦子收完，我才顾得上碰书包。一翻开，课本都还在，就少了一样东西。
那封信不见了。
我几乎是疯了一样把书包翻了个底朝天，课本文具全倒出来，又一样一样塞回去，没有。
我把书桌里里外外翻了三遍，凳子底下也摸了，连床缝里都掏了一遍。
没有。
我妈从厨房探出头来问：“找什么呢？”
“我桌上一封信，你看见了吗？”我问得急，嗓门也大。
我妈愣了一下，摇摇头：“没注意。不知道。”
我压着火又翻了一遍，可哪都找不到。那天晚上我没怎么睡着觉，心里空落落的，总觉得丢了什么重要的东西。
第二天一早就骑车回了学校，直接去教室找那封信。结果到了才发现，教室里没有人。
班长在讲台上打扫卫生，告诉我：“萧慕青被省城大学提前录取了，昨天就办完手续走了。”
我站在教室门口，像被人兜头浇了一盆凉水。
我走到自己的座位坐下，那里空着，她的座位上干干净净，桌面擦过，课本文具都收走了。
桌角贴着一张小纸条，上面是她清秀的字迹：“愿你前程似锦。”
我用手指摸了好一会儿那行字，心里空得生出回音。我甚至没来得及问她那封信里写了什么。
我坐在她坐了三年的那个位子上，从早读坐到了午休。
教室里来来去去的人，我谁也没抬头看。
那本她给我批注过数学公式的笔记本我来回翻了三遍，没有夹带任何一个字。
后来我回家，翻遍了屋里的每个角落，又把课本一页一页翻过来，在大伯家麦堆前蹲了半宿。哪里都没有那封信的影子。
直到这时我才明白：我当时收的那封信，可能真的不是复习资料。
很多年后我才知道，那年她递给我那封信时，拐杖差点打滑，她稳住身子，背对着我说：“你要是不愿意看到里面的东西，就别拆了。”说完她松了一口气，像是怕我真说出一句什么来。
我那时候不知道，那封信里面，是她整个后半生的命运。
04
高考成绩出来那天，我在村口的电线杆下面蹲了很久。成绩单攥在手里，纸被冷汗洇湿了一角。比我预估的低了一大截，连专科线都差着好几十分。
我起身回了家。一路上，秋田里的稻子已经开始泛黄，知了在头顶叫得没完没了。
我妈在院子里晾被子，见我回来，也没问，看了看我的脸色，把晒好的被子叠起来回了屋。
晚饭时她端着粥碗坐在我对面，隔着一张桌子看了我半天，才挤出一句话：“国华，不行就再读一年。”
我说：“不读了。”
那时候我家里穷得叮当响，我姐嫁人早，我爸走得早，就剩下我跟我妈相依为命。
我不能再让她一个人在地里刨食供我念书。
那年秋天，我跟着村上的亲戚去了县城的砖瓦厂，在窑里拉了半年砖坯子。
后来厂子效益不好，我又托人进了县水利局，从临时工干起，跑了几年腿，最后转了正，成了一名普通科员。
单位里的人知道我高中学历，也没人指望我有什么大出息。
我这个人，不争不抢，干活踏实。
在局里待了二十多年，从那年二十六岁干到五十二岁，靠着一份老实本分混了个办公室科员的位子。
日子过得谈不上好，也谈不上差。
前几年经人介绍认识了蔡秀芬。
她在菜市场摆了个豆腐摊，小学文化，样貌普通，手脚麻利，过日子是一把好手。
她跟我是相亲认识的，处了半年就结了婚。
那会儿我三十好几，她也没嫌我穷，就图我这个人踏实。
婚后第二年，她给我生了个儿子，我俩感情不算浓，但一直和睦。
她性子泼辣，嘴巴厉害，心肠却软。
我偶尔提起高中时照顾过一位女同学，她仗着耳朵听了一耳朵，没多问，拍了拍围裙说：“那都是老黄历了，想着干啥。”然后就去做饭了。
这样的日子一过就过了二十来年。
那些年，我有时候在单位值班，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窗外下着雨，雨点打在铁皮雨棚上，啪嗒啪嗒响。
我就会想起那个扎着马尾辫的姑娘，想起她拄着拐杖走在教室走廊里的样子。
想起她塞给我的那个信封。
我还想起那天她跟我说：“我吃不完的鸡腿会留给你。”有时候想着想着，就觉得自己这辈子，对不起太多人了。
但日子总是要往前过的。直到2024年秋天，新书记到任那天，我在走廊上又见到了她。
她站在人群里，穿着深色西装，气场完全变了。
可她走路的姿势没变。
她看我的那一眼，我读得懂，那是慌乱，那是惊惶，那也是一点点怨。
她脸色煞白，嘴唇紧紧抿着，像是要把什么话压回去。
于是她走了。她说不认识我。其实我知道，她是怕了。
怕什么呢？
怕我在人前提起那些旧事？
怕我抖出她不能见人的过往？
可我从没想过。
我只是觉得疼，胸口那里，像被什么硬物硌着，吞不下去，也吐不出来。
那晚我在办公室坐到很晚。
窗外路灯把梧桐树叶的影子投在玻璃上，风一吹，一晃一晃的。
我手里的茶杯早就凉了，茶锈沉在杯底，像一层旧年的薄垢。
05
萧慕青上任一个月，水利局的风向就变了。
她雷厉风行，先是清理了两个拖了三年的整改项目，又调岗了三个慵懒的老油条。
杨英韶垂涎书记位子多年，眼看煮熟鸭子飞了，一张脸绷得跟鼓皮似的。
那段时间，杨英韶没事就在楼道里打电话，声音不大不小，正好让人听个影子：“哎，你说这个新来的萧书记，什么背景？省城来的，看着不简单呐。”
又有一次，他在档案室门口跟人嘀咕：“我听说萧书记也是咱们柳河乡的人，怎么跑省城去了？”
我听着，心里一阵发紧。
柳河乡，县一中的老校区就在那儿。
那是我们共同的出生地。
果然没几天，杨英韶从教育局调阅了八七届毕业生名册，又找到了已经退休的班主任。
班主任年纪大了，记忆却很好：“你们说慕青那孩子呀？多好的姑娘，就是腿脚不好。当年多亏了国华这孩子，照顾了她三年，关系好得很呐。”
这话传到了杨英韶耳朵里。他像捡到了金子一样，兴奋得走路都带风。
第三天，办公室里的氛围不太对劲。我进去倒水，老张压低声音跟我说：“国华，你听说了没有？有人在传，说你是萧书记的老相好。”
我的手搭在暖水瓶把手上，没吭声。老张又补了一句：“还说，你是因为这层关系才进来的。”
我拧开瓶盖，倒水，沉默了好长时间才说：“我是正常招工进来的，有文件。”
老张拍了拍我的肩膀，叹了口气，没再说什么。他信我，但光他信没用。流言这东西，向来是传出去容易，收回来难。
周末回家，蔡秀芬在厨房里炒菜。我换了鞋进屋，她正端着锅铲，头也没回，像是不经意地问了句：“你们局里新来了个女书记？”
我心里一沉：“你听谁说的？”
“菜市场有人念叨。”她翻了翻锅里的菜，声音淡淡的，“说跟你认识？”
我放下包，站在厨房门口，沉默了很久。
她终于回头看了我一眼：“真认识？”
我点了点头：“高中同桌。”顿了顿，又补了一句，“三年。”
她没再问了。
把菜盛进盘子，端到桌上，说：“吃饭吧。”那天晚饭吃得很安静，两人各扒各的饭，谁也没再说一句话。
我心里头堵得慌，又不知道怎么开口解释。
她也没再追问，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收拾了碗筷，一个人坐在客厅里看电视。
电视里放着什么节目，我根本没看进去，只看见她的侧影。
那个晚上，我失眠了。
周一上班，事情终于彻底爆发了。
局里开防汛抗旱动员会，杨英韶分管这项工作的前期数据汇总，会上他点名批评了我：“萧国华同志，你们科室的数据填报滞后三天了，工作态度很成问题。这不是小事，汛期数据就是生命线，你们科不能拖后腿。”
我站起来想解释：“杨局长，数据迟报是因为……”
他打断我：“我不听借口。干得好不好，不看过程，看结果！”
我张了张嘴，又闭上了。
目光不由地看向会议桌正中的萧慕青，她翻开笔记本，面色平静地看了一会儿，然后抬起头，声音平得没有一丝起伏：“工作要按流程来。感情是感情，工作是工作。萧科长，你没异议吧？”
会议室里安静得能听见空调的风声。我攥紧手里的笔记本，指尖几乎要从纸面穿过去。
我看着她：“没异议。”
她没看我，把笔记本合上，带头走出了会议室。
身后，杨英韶嘴角露出一丝得意的笑。
他用手背碰了碰我的胳膊肘，压低声音：“国华，别怪哥，工作就是工作。”
我没接话。
等会议室的人都走光了，我一个人坐在那把硬邦邦的椅子上，盯着面前摊开的笔记本，纸页上还留着昨天写的几行字，笔迹潦草，像一片挣扎过的水迹。
过了好久，脚步声又响起来。
我没抬头，直到那声音在我面前停下。
一双小牛皮鞋停在我视线边缘，穿着深色西裤，裤脚轻轻拂过鞋面。
然后她的声音从头顶落下来，压得很低，带着一点沙哑：“你……家里都还好吗？”
我一口气卡在喉咙里，没吐出来。
我抬头看她。
她站在门口，一手扶着门框，指节微微发白，背光处的脸看不清楚表情。
我喉咙动了动，想说点什么，声音还没出来，她已经转身走了。
皮鞋踩在大理石地面上，一只脚重，一只脚轻，越来越远。
我坐在空荡荡的会议室里，攥着那本笔记本。窗外不知什么时候下起了雨，雨点打在玻璃上，啪嗒啪嗒的，像谁在敲门。
06
母亲是在那年十月住进医院的。
起初只是说头晕，我送她去镇上卫生院打了两天点滴，不见好，转到了县医院。
医生说，脑梗，年纪大了，情况不太好。
我请了假，日夜守在医院里。
母亲瘦得厉害，脸上骨头一棱一棱的，眼睛也浑浊了，但意识还算清醒。
她躺在病床上，有时候一整天都不说话。
偶尔清醒一点的时候，她看着我，眼神里像藏着什么事。
十月十二号下午，母亲又迷迷糊糊睡着了，我坐在病床边，手撑着额头，感觉自己已经在崩溃的边缘。
我脑子里乱糟糟的，一会儿是走廊上萧慕青那句“不认识”，一会儿是会议室里她低着声音问我“家里都还好吗”，一会儿又是1987年那个夏天的傍晚。
所有这些搅在一起，堵在胸口，闷得透不过气来。
天黑的时候，母亲醒了过来。她看了看我，又看了看窗外，忽然用很轻很哑的声音说：“国华……你课本……那个课本，还在不在？”
我一时没反应过来：“哪个课本？”
“就是……你高中的课本……”
她喘了几口气，又补了一句：“封皮夹层里面……有一张纸。”
我的后背猛地僵住了。
她看着我，浑浊的眼睛里渗出了泪光：“那年烧了的信，我抢出来一角……怕你怪我，藏起来了。放在你课本的封皮夹层里，后来就……忘了。”
我整个人像被人攥住了喉咙。
我疯了一样翻出母亲的衣柜，在一个旧包袱里找到了那本旧课本。
深蓝色封皮，边角磨得发白，封面上的字早就看不太清了。
我抖着手翻开封皮，夹层里果然有一角泛黄发脆的纸片。
我用指尖把它夹出来，纸片被烧掉了大半，字迹依然清晰可辨，是她娟秀的字迹：“国华，如果你愿意，我不去保送了，我们一起……”
后面什么都没有了。
纸就被烧到这个位置。
但那行字我读了一遍，两遍，三遍，每读一遍就像有人拿锤子在我胸口砸一下。
她当年不是要给我复习资料，她是要把她的命门交到我手里。
母亲在病床上哭着说：“我不识字……不知道写了什么……你当时问我的时候，我怕你怪我，就瞒下了……对不起，儿子……对不起……”
我攥着那角纸片，整个人都在发抖。我妈忽然提着一口气，声音颤得厉害：“国华，那个姑娘……是不是……是不是等你来着？”
我没忍住，眼泪一下就砸在那角纸片上。
纸片太脆了，眼泪落上去洇开一小片，我赶紧用手抹掉，可越抹越花。
我母亲也哭着说：“我这辈子做得最亏心的事，就是烧了那么一封信……我对不起你……也对不起人家姑娘……”
我握着她的手，喉咙里哽咽得说不出话来。窗外雨越下越大，像是要把整个天空的漏都堵上。
那天后半夜，母亲走了。
走的时候很安详，像是说完那些话后，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我跪在病床前，攥着那半角纸片，从深夜一直跪到天色泛白。
母亲出殡那天，蔡秀芬替我忙前忙后，一句话也没多问。她只是那天晚上收拾完碗筷后，坐在桌边，轻轻对我说：“你妈说的事，我听见了。”
我没说话，手指在桌上反复摩挲着那角纸片。
蔡秀芬看了我一会儿，没有追问，起身去烧了一壶水，泡了杯茶放在我手边。
她说：“你想哭就哭，家里没外人。”我低着头，眼泪无声地砸进茶杯里，荡漾起上面浮着的几片叶子。
07
母亲走后第三天，我回到单位上班。
办公室里的人看我的眼神都带着一点不易察觉的探究，似乎有人已经打听到了我请假的原因。
我埋头处理手头堆了几天的工作，不去管那些猜测和目光。
下午四点多，赵钰彤来找我。
她是萧慕青的秘书，来机关也就一个多月，平时话不多，在走廊里碰见会微微点一下头。
她站在我办公桌旁边，声音很轻：“萧科长，萧书记让我把这个文件给你，说让你看看。”
我接过文件袋，赵钰彤没有马上走。她站在那儿，像是有什么话要说，犹豫了一下，终于开口：“萧科长，你……认识萧书记很久了吧？”
我抬头看她：“怎么了？”
赵钰彤咬了咬嘴唇：“萧书记昨天在我面前哭了一场。我跟她两年了，没见过她那样。”我按住文件袋的手指收紧了。
赵钰彤看了看四周，放低了声音：“她跟我提过那封信的事。”
我像被人兜头浇了一盆凉水，整个人僵在了椅子上。
赵钰彤深吸一口气，说：“萧书记说，她当年写了那封信，是想告诉你，她可以放弃保送，跟你一起复读。她以为你看了信却没回音，就是不想被她拖累。”
赵钰彤顿了一下：“她说她这辈子最恨的两样东西，一样是这条瘸腿，另一样是等一封永远不会来的信。”
我握在手里的钢笔，“啪”地一声断成了两截。
赵钰彤没再说什么。
她看了我一眼，转身走出办公室，带上了门。
我坐在椅子上，好长时间没有动。
窗外天阴沉沉的，秋末的风把树上的叶子一片片卷落下来。
那些叶子一半绿着一半黄了，飘在风里翻来覆去，落在地上又被风卷起来。
我盯着它们看了很久，想起了很多事。
我想起那个冬天，我把棉手套塞进她手里，她仰头看着我的样子。
我想起那个傍晚，她在操场上跟我说“你去哪，我就去哪”的声音。
我想起教学楼后门口，她把那个信封塞给我的时候，耳根红得透光的样子。
可她从来没有等来我的答案。
不是不想回答，是我根本不知道她在问。
那天晚上我没有回家，在办公室里坐到很晚。
那些过去的事，一件件都在脑子里过。
夜深了，走廊里静悄悄的，只有值班室漏出来的一线灯光，在楼道地板上拖出一道昏黄的影子。
我坐在黑暗中想了很久很久，窗外的梧桐树在夜风里沙沙响，像是有什么话想说又说不出来。
我终于起身，拉开办公室的门，走到走廊尽头那扇窗户前站定。
楼下是县城的主街道，路灯亮着，偶尔有一两辆电瓶车经过，车灯在雨后的柏油路面上拖出一道长长的水光。
我在那儿站了很久，雨水顺着窗玻璃一道道淌下来，像在替我流着流不出来的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