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一九八二年早春，地里的冻土刚松。我蹲在灶门前添柴，听见院外有人问，王翠平是不是住这儿。
来人七十多岁，穿一件洗得发灰的中山装，裤脚沾着泥。村支书陪在旁边，说他姓周，从县里来。
我把手在围裙上擦了两遍，请他进屋。老人没坐，先盯着墙上那只停摆的木壳钟看了一阵。
“我叫周正川。你不认得我，我认得余家的人。”
火钳从我手里滑下去，砸在砖地上。灶膛里的玉米秸噼啪一响，冒出一股焦甜味。
三十二年了，村里人早不在我面前提余则成。有人偶尔说漏嘴，也会赶紧换个话头。
我扶住锅沿，问周正川从哪儿听来的名字。他没有回答，只从贴身口袋里摸出一张折过几道的纸。
纸上空空的，没有字。他捏着纸角，像是借那点薄东西，压住什么不能说的话。
“有人托我带一句口信。”
我看着他。他垂下眼皮，把每个字说得很慢。
“黑龙潭边，第一棵柳树底下，替我把它拿出来。”
院里有只母鸡飞上柴垛，扑棱得干草乱落。我却只听见自己喉咙里发出的那声轻响。
“谁托你的？”
周正川把空纸重新折好，塞回胸前。他说眼下不能讲，东西取出来，我自然会知道下一步往哪儿走。
我又问这话是哪年留下的。他侧过身去看门外，只说日子太久，有些事不能凭一句话说清。
临出门，他瞧见炕柜上露出半截蓝布袋。脚步顿了顿，脸上的皱纹像被冷风压深了。
“那是余家老太太的东西吧？”
我把布袋往柜里推了一寸。等抬头时，周正川已经跨出门槛，只留下一句，明早黑龙潭见。
01
那一夜，我没合眼。屋顶的茅草被风刮得沙沙响，墙缝里落下细灰，正掉在枕边。
蓝布袋压在炕柜最底层，上面摞着两件旧棉袄。我摸黑取出来，抖开时，闻见一股淡淡的樟木味。
袋子是余则成他娘给我的。蓝粗布，四角缝得密，袋口却歪了一点，是老人眼花以后做的针线。
当年她塞给我时，说余家的东西不值钱，留下个念想也好。我没问里头原先装过什么。
三十二年间，我搬过两回家，屋顶塌过一次。粮缸、木凳都丢过，唯独这个袋子一直跟着我。
天快亮时，我把煤油灯拨亮。布袋底部有一处磨损，半月形，边上残留着浅黄的粉末。
从前没留神，如今拿指腹一捻，粉末细得像旧石灰。我凑近闻，没有土腥味，倒有点凉凉的石头气。
鸡叫头遍，我烧了一锅水。水沸了半天，壶盖一直响，我才发现自己没往碗里放茶叶。
一九五零年，我二十六岁。那年日子乱，路也不好走，我和余则成失散后，先在亲戚家躲了几个月。
起初总有人带消息回来。这个说在东边见过他，那个说他随车往北去了，传到最后，谁也讲不清。
我肚子一天天大，脚肿得穿不上鞋。夜里翻不了身，只能靠墙坐着，听窗外的狗叫到天亮。
临盆那天下着大雨。泥水从门槛往屋里漫，接生婆踩着湿鞋进来，裤腿上全是草叶。
孩子落地后，我只听见一声很轻的哭。想抬头看看，眼前却全是晃动的黄光，连人脸也分不清。
醒来已是两天后，炕边放着一只空木盆。亲戚说孩子没留住，趁雨停时已经安置了。
我问是男是女。她说是个女娃，声音很低，手里还在拧一块湿布。
后来那块空木盆烧了水，洗了衣裳，补过漏雨的瓦。我每次看见它，胸口都像塞进一团湿棉花。
病好以后，我去找过余则成。能托的人都托了，能走的路也走了，得到的多半是摇头。
有人劝我改嫁，说一个女人守着空屋，老了连端水的人都没有。我把话听完，回家照旧下地干活。
第二年，有人给我介绍邻村的木匠。人老实，还带来两斤红糖。我没让他进屋，红糖也原样退了。
往后提亲的人渐渐少了。村里孩子长大，见我总叫王婶，没人知道我年轻时也穿过一件红底碎花褂子。
那件褂子早烂了，余则成给我磨过的木梳却还在。梳齿断了三根，放在柜角，落满细细的灰。
我不是没想过他已经不在了。可没有坟，没有准信，连一件能认的遗物也没有，这念头落不到实处。
天亮后，我背上小锄头，拿麻绳把蓝布袋系在腰里。周正川已经站在村口那棵老槐树下。
他手里拄着根枣木拐杖，鞋帮湿透了。见我过来，只点点头，转身朝黑龙潭方向走。
早春的田埂发软，脚踩下去会冒泥浆。周正川年纪大，走得却不慢，像是把这条路记了很多年。
我跟在后面，盯着他的背影。走过两块麦田后，还是忍不住问，那托话的人跟余家什么关系。
“旧相识。”
他只说了三个字。我又问那人是否还在世，他用拐杖拨开路上的枯藤，没有作声。
黑龙潭其实不是潭，是山脚一片深水洼。水面常年发黑，村里人便给它起了这个名字。
岸边有七八棵柳树，年头都不短。第一棵离石桥最近，树身裂了一道缝，里面塞着几片干叶。
周正川走到树下，没有立刻指地方。他绕树看了一圈，又蹲下摸了摸裸在土外的树根。
“东西埋下时，这棵树还没碗口粗。”
我问他既然知道地方，为何不自己挖。他抬头看我，眼白混浊，目光却稳。
“树下那件东西，旁人拿出来也没用。只有你能辨认。”
一阵风贴着水面刮来，柳条扫过我的棉袄。我按住腰间的布袋，里面空空的，却沉得往下坠。
周正川让我今日先认清地方，等太阳高些再动土。我没听，取下锄头，当场刨去树根旁的枯草。
锄刃碰上冻硬的土，震得虎口发麻。他伸手拦了一下，又慢慢收回去。
“翠平，挖出来以后，有些旧日子就绕不过去了。”
我把锄头重新举起。潭边的湿气钻进袖口，凉得贴肉。我说，既然来了，总得看见是个什么东西。
02
第一锄下去，只翻起一块带冰碴的黑土。第二锄碰到细根，柳树枝梢跟着轻轻颤了两下。
周正川站在半步外，始终不催。他用拐杖在地上画了个小圈，让我只挖圈里的土。
挖到一尺深，土色变黄。我蹲下来改用手扒，泥钻进指甲缝，冷得十根手指发木。
又扒了几下，土里露出一角油布。油布已经发硬，边缘烂成细丝，上面缠着两圈褪色的红线。
我抬头看周正川。他嘴唇动了一下，只说先别扯线，东西在土里闷得久，容易碎。
他竟连包裹的样子都知道。我胸口一阵紧，手上的动作反倒慢下来，一点点剔掉四周湿土。
油布包只有巴掌大。拿出来时沉甸甸的，底下压出一道方正的土印，显然不是匆忙塞进去的。
我用袖口擦去泥水，红线打的是双扣。余家老太太捆被褥、扎药包，都爱用这种扣法。
先绕一圈，再从底下回穿。外人一扯就紧，知道手法的人，轻轻挑住线头便能松开。
我挑开红线，里面还有一层粗麻纸。纸上沾着暗斑，一碰便掉渣，却看不出写过字。
周正川往后退了一步，把脸转向潭面。我问他为何不看，他说该认东西的人是我，不是他。
麻纸打开，一块青白色的玉落进我掌心。玉被土气浸得发乌，中间有一道天然的淡黄纹。
我认得那道纹。余则成他娘常把它挂在贴身衣裳里，夏天沾了汗，便用井水冲洗。
玉佩不圆不方，像削薄的半块桃核。右下角缺了一小块，摸上去不割手，已经被磨得光滑。
有一年老人病重，把玉佩取下来给我看，说缺口是逃荒时磕的。她还笑，说破玉养人，不碍事。
后来老人离开老家，我再没见过这块玉。有人说它随老人一起带走了，也有人说早换了米粮。
我攥着玉佩，掌心被凉意浸透。三十多年没见的东西，忽然从村边泥土里冒出来，叫人不敢相信。
“是余家的？”
周正川问得很轻。我点头，又用拇指擦掉玉背面的泥，指腹碰到几道生涩的凹槽。
从前玉佩背后光滑，只有靠近缺口处一道浅划痕。如今正中却多了六个细小的字。
我把玉举到亮处。早春的日头薄，照在湿玉上泛着冷光，那六个字慢慢显出来。
归余家旧宅。
刻痕不算新，却比玉上的旧划痕深。边角还有细微崩口，像是有人用不称手的小刀一点点凿成的。
我问周正川这字是谁刻的。他盯着远处石桥，说自己只负责带路，不负责替别人讲明白。
“那个人什么时候把玉埋下的？”
他弯腰捡起地上的红线，拍去泥，装进衣袋。隔了一会儿，才说他没亲眼看见埋玉。
我追问口信从何处来，他还是那句话，先去余家旧宅，到了那里，有人会认这块玉。
风把潭边的水草吹得伏倒一片。我低头看玉佩，忽然想起腰间那只蓝布袋，便解开麻绳取了下来。
袋底那处半月形磨损，大小跟玉佩缺口差不多。我把玉轻轻放进去，缺角正好嵌进磨薄的布边。
浅黄色粉末也有了来处。玉的缺口多年摩擦，留下细屑，藏在粗布经纬里，一直没有掉净。
可这更叫人不明白。玉佩既曾装在布袋中，为何袋子在我手里，玉却埋在黑龙潭边。
我反复摸着袋底。老太太把布袋交给我时，里面明明是空的。那时我年轻，也没细看磨损的形状。
周正川看见两样东西合上，长长吐了口气。那神情不像意外，倒像终于放下一件压了多年的差事。
“你早知道这袋子？”
他没否认，只说余家老太太惯用蓝布缝东西。可他刚才认的，分明不只是布料和针脚。
我把玉佩拿出来，翻看侧边。泥垢下面有一道很细的擦痕，像被金属夹过，痕迹横跨新刻的字。
这块玉被人取出、刻字，再包好埋下。究竟隔了多少年，我看不出来，只知道不是原来的模样。
周正川催我把坑填平。他弯腰帮着拢土，动作仔细，连那层烂油布也收进随身的旧挎包里。
我问为何不留着做凭证。他说油布沾水就烂，真正的凭证已经在我手上。
回村的路上，太阳照软了田埂。泥更黏鞋，每走几步，我都得在石头上刮一刮鞋底。
周正川告诉我，余家旧宅离这里两天路。先坐县里的班车，再换一趟慢车，最后还要走十几里山道。
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张手画的路线。纸已泛黄，折痕处用透明胶补过，显然不是这几天匆忙画的。
我问他何时准备的。他把手缩回袖口，只说路有变，图改过几回，照着走不会错。
到了村口，他没有进院。我请他明日同去，他摇头，说自己能带到这里，剩下的路得由我走。
“到了余家旧宅，我找谁？”
周正川看着我手里的蓝布袋，停了片刻。
“先把玉给管宅子的人看。别急着说你是谁，也别把玉离手。”
我想再问，他已经转身。枣木拐杖点在石路上，一声一声，走得比来时慢了许多。
回屋后，我把门闩插紧，将玉佩洗净。六个字里的泥褪去，刀口清楚得刺眼，末尾那个宅字略微刻歪。
我找出一块干净白布包好玉，又套进蓝布袋。缺口落进旧磨痕里，严丝合缝，像从未分开过。
夜里，我借来村支书家的旧提包，装了两件换洗衣裳、几个玉米面饼，还有攒在瓦罐里的路费。
提包搁在门边。我坐到灯油烧尽，手掌一直压着蓝布袋，隔着粗布，摸着那块冰凉的旧玉。
03
县里的班车天不亮就发。我坐在最后一排，提包搁在膝上，两手压着，生怕蓝布袋从缝里滑出去。
车窗关不严，冷风夹着煤烟往领口钻。车过一个坑，人齐齐颠起来，我的后腰撞在木靠背上，疼了半路。
中午换慢车，傍晚又走了十几里。周正川画的路线很准，哪处有桥，哪处岔路边立着石碾，都对得上。
余家老宅在镇子西头。我年轻时来过一次，记得门前有两株槐树，青砖墙上爬满牵牛花。
如今槐树只剩一株，树干中间箍着铁圈。院墙刷成灰白色，门楣上挂着一块木牌，写着民办乡土纪念馆。
我站在门外看了好久，以为自己走错了。掏出路线图再核对，纸上的终点确实就是这处院子。
门敞着，里面摆了几架旧犁、纺车和石磨。廊檐下挂着一串红辣椒，旁边还晾着两条洗过的床单。
纪念馆和住家挤在一起，烟火味盖过了旧宅味。我跨进门槛时，灶房正飘出炒白菜的气味。
一个年轻女人从正屋出来，三十岁上下，穿蓝布褂子，胸前别着讲解员的小牌。她问我找谁。
我说找管宅子的人。她看了一眼我的提包，请我进门歇脚，又端来半碗温水。
“我叫沈晓禾，馆里的讲解员。馆长是我母亲。”
她说话清楚，不快，尾音稍稍往下落。我抬眼看她，碗沿碰到牙齿，发出轻轻一声。
她眉骨不高，眼尾略长，左边眉毛中间缺了一小截。年轻时照镜子，我也见过这样一张脸。
不是全像。鼻子和下巴都不同，可她低头吹去碗里浮沫时，那股微微皱眉的样子，让我后背发凉。
沈晓禾见我盯着她，抬手摸了摸脸。我赶紧移开目光，问这宅子何时成了纪念馆。
她说房子多年没人好好照管，后来修过两回。馆里收些本地旧物，也给老人们留个说旧事的地方。
“这里以前姓余，你知道吗？”
她擦桌子的手停了停，很快又把抹布叠齐。她说老门契上写过余姓，馆里还留着几件旧家具。
我问余家人去了哪里。沈晓禾朝后院看了一眼，说这事得问馆长，她只管讲解，不敢胡说。
后院传来木槌敲击声，一下轻，一下重。像有人在修木器，中间还夹着压低的咳嗽。
我握紧布袋，问修东西的是谁。她说家里有人懂木工，这些旧桌椅坏了，总得慢慢拾掇。
“他姓余吗？”
沈晓禾没有答。门外有人喊她，她出去指了路，回来时脸上添了一层小心，先把正屋门掩上了。
她问我是从哪里来的，为何打听余家。我说了村名，没有说自己的名字，只把蓝布袋放到桌上。
布袋洗过太多次，蓝色已经发白。她看不出什么，伸手想碰，又在离袋口半寸的地方收了回去。
“里面是什么？”
我照周正川的嘱咐，没让东西离手。只解开白布一角，露出青白玉面和那块磨圆的缺口。
沈晓禾的脸色当即变了。她退了半步，胳膊碰倒竹筒，几支讲解用的小旗滚到地上。
我把玉收回掌心，问她见过没有。她弯腰捡旗子，连捡两次都没抓稳，竹竿在砖地上碰得脆响。
“没见过实物，只听人说起过。”
我追问是谁说的。她抱着竹筒站起来，嘴唇抿了又松，目光不断往后院偏。
“我父亲认识它。”
木槌声就在这时停了。后院静了片刻，那阵咳嗽重新响起，比方才更闷，像隔着厚棉被传来。
我起身要往后走，沈晓禾横过一步挡在门边。她说父亲病着，不见客，得先等馆长回来。
我问她父亲叫什么。她低头把小旗一根根插回竹筒，半晌才说，沈默川。
这个名字我从没听过。我又问他多大年纪，她说六十，过了年身子一直不好，已经多日没下楼。
六十。跟余则成同岁。
我把白布重新缠紧。窗纸被风吹得鼓起又落下，后院那扇门明明关着，我却总觉得有人站在门后听。
沈晓禾给我添了热水，劝我坐着等。她的手背有一块烫伤疤，倒水时，壶嘴一直偏向桌外。
天黑前，一个女人提着菜篮进院。她鬓角已有白发，脚步利索，看见我和桌上的蓝布袋，神情顿时沉了。
沈晓禾过去接菜篮，叫了声妈。女人没应，只把围巾摘下搭在椅背上，问我姓什么。
我看着她，一字一句说，我姓王，叫王翠平。
她手里的钥匙落进菜篮，压在两棵沾泥的葱上。过了好一会儿，她才弯腰捡起来。
“我是唐慧兰，这里的馆长。”
我把玉佩放到桌面，缺口朝外。她没碰，只看着背面的六个字，脸色比院里的暮色还暗。
后院又响起一声咳嗽。唐慧兰立即把玉推回我面前，说天晚了，馆里不留外客，镇上有招待所。
我没收玉，也没起身。灶房的白菜已经炒糊，焦味顺着门缝漫进来，谁都没有去看锅。
04
唐慧兰把焦黑的白菜倒进泔水桶，又煮了一锅面。她给我盛了一碗，筷子却只摆了一双。
我说不饿。她把碗推近，语气平平，说两天路走来，不吃东西，话也问不长久。
沈晓禾坐在门边择葱，头低得很深。葱叶被她掐成一小截一小截，落在围裙上也没察觉。
我问沈默川为何认识余家的玉。唐慧兰拿布擦桌角，同一处擦了七八遍，才说旧宅留下的事，他知道一些。
“他跟余家是什么关系？”
“修馆时见过旧账，听老人讲过。”
这话圆得太快。我拿起玉佩，让她看清那六个字，问旧账上会不会连新刻的刀口也记着。
唐慧兰不再擦桌。她说字是谁刻的，她不清楚，也劝我别凭一块玉，认定这里藏着我要找的人。
她知道我是来找人的，可我从没对她说过余则成的名字。我放下筷子，问她怎么知道。
沈晓禾猛地抬头。唐慧兰朝她看了一眼，年轻女人抱起葱盆，匆匆进了灶房。
“周正川来过这里，是不是？”
唐慧兰没有回答，只说我今晚可以睡陈列室旁的小屋，明早再谈。后院的人仍旧不能见。
她越拦，我越不能走。我提着煤油灯进陈列室，想看看余家留下的旧物，也想找出沈默川的来处。
陈列室原是余家的正堂。房梁还在，墙面重新抹过，靠东边摆着木箱、账柜和几张发黄的照片。
照片下都压着纸条，写明年月和人物。多是镇上的织布作坊、春耕队伍，还有修桥时的合影。
最里边挂着一只玻璃框，里面是一张一九五八年的家庭照。照片上三个人站在旧宅门前。
女人年轻些，眉眼能认出是唐慧兰。她身边站着个男人，穿白衬衣，右手扶着一张木椅。
纸条写着，沈默川一家，一九五八年摄于旧宅。
煤油灯芯爆了一点火花。我凑近玻璃，先看他的额头，再看鼻梁和嘴角，连左耳那处小小的凹陷也没放过。
照片里的男人比记忆中瘦，头发梳得整齐。他没笑，眼神落在镜头旁边，像是不愿正脸看人。
余则成左耳后有一颗小痣，照片照不到。可他站立时右肩略低，这个习惯，旁人学不来。
从前挑水，他总把扁担压在右肩。久了，走路、站着，右边肩头都会往下沉一点。
我把灯举高，玻璃映出自己的脸，正压在男人脸上。两张面孔一老一旧，晃得我眼睛发酸。
唐慧兰不知何时站在门口。她看见我盯着照片，走过来熄小了灯芯，说旧照片怕烟熏。
我指着那个男人，问沈默川现在何处。她说病了，在阁楼养着，不能吹风，也经不起生人打扰。
“他是你什么人？”
她抬手扶正相框，终于说，他是我丈夫。
那两个字落下来，不响，却把我一路抱着的念头砸得七零八落。我扶住展柜，柜脚在砖上挪了一寸。
我又看照片。唐慧兰站得离男人很近，两人中间没有缝。她衣襟上别着一朵小白花，神情安稳。
“你们哪年成的家？”
她说年代久了，不愿拿旧事招待外人。我说我不是来看展品的，更不是来听她讲几句含糊话。
后院传来药碗落托盘的声音。沈晓禾喊了声妈，说楼上又烧起来了。
唐慧兰要走，我伸手拦住门。她看着我横在门框上的胳膊，脸上第一次有了火气。
“王翠平，你非得今晚问吗？”
我反问她既然知道我的名字，为何还装作初见。她抿住嘴，把我的手从门框上慢慢拨开。
她说有些话不是她能替别人讲的。楼上的病人若出了事，谁也担不起。
“那就让我听他自己讲。”
“不行。”
她答得很快。沈晓禾端着水盆站在走廊里，眼睛红着，像是刚被热气熏过。
我退回陈列室，摘下那只相框。背板用四颗小钉固定，其中一颗松了，轻轻一拨便露出里面的黄纸。
唐慧兰伸手来夺，我先把照片抽出。相纸背后写着一行字，墨色已经发褐。
欠她一个交代。
后面本该有落款，却被人连纸带字撕去一角。撕口不齐，还留着半个墨点。
唐慧兰闭了闭眼，把照片从我手中接过去。她的手抖得厉害，相框边沿碰在桌上，磕掉一小片黑漆。
我问那个她是谁。她说不知道，也可能只是沈默川修馆时记下的一句旧话。
我将玉佩压在照片旁。玉上的冷光挨着男人的脸，缺口正对他扶椅子的右手。
“你再看一遍，说不认识余则成。”
唐慧兰把照片翻回正面，没有说。窗外开始落雨，雨点敲在天井的瓦片上，一阵密，一阵疏。
我守在陈列室门口，不肯去小屋。她给我抱来一床棉被，我没接，只把提包垫在身下。
半夜，阁楼传来急促的脚步。沈晓禾端着热水上去，过了一会儿，又下来找退热药。
门帘掀起的一瞬，我闻到浓重的草药味。楼上有人喘息，声音老了，可咳嗽后那一声短促的吸气，我记得。
余则成每逢冬天犯旧病，也是这样吸气。短短一声，像胸口藏着一把生锈的小锯。
我站起来往楼梯走。唐慧兰从阴影里出来，背靠楼梯口，手中攥着那张家庭照。
“他不是你想见的那个人。”
我看着她身后漆黑的木梯，把玉佩从布袋里取出，贴在她眼前。
“那你让他下来，当着我的面说。”
05
天亮后雨还没停。屋檐水连成细线，落进石槽里。唐慧兰守在楼梯口，一夜没有换地方。
沈晓禾从阁楼下来，端着半碗没喝完的药。她看我一眼，又看母亲，轻声说人醒了。
我把玉佩放到楼梯第一级。青白玉沾着晨光，背面的六个字朝上，谁经过都能看见。
“让沈默川认。他若说不认识，我马上走。”
唐慧兰弯腰想捡，我先一步按住玉。她的手停在半空，掌心有一道被药罐烫出的红印。
她说沈默川昨夜发高热，镇上的医生才来过，经不起追问。我说我走了三十二年才到这里，经得起。
沈晓禾端药的手晃了一下。黑色药汁泼上指背，她没叫疼，只把碗放在窗台上。
“妈，让她见吧。”
唐慧兰转过脸，低声让她回房。沈晓禾没有动，眼睛一直看着我掌下那块玉。
我问玉是谁埋的，字是谁刻的，周正川为何知道地方。唐慧兰只说，周正川答应过不把这里告诉我。
这句话说漏了。她自己也觉出来，脸色一点点灰下去，扶着楼梯栏杆坐到木凳上。
我蹲在她面前，叫她看清我的脸。我说我不是来讨一口饭，也不是来占这所宅子。
“我只问，沈默川是不是余则成。”
雨水从门外漫进来，湿了我的鞋尖。唐慧兰盯着那片水，许久才点了一下头。
“是。”
我原以为会听错，又问了一遍。她闭上眼，声音比雨声还低。
“沈默川就是余则成。”
胸口像被人猛推了一掌。我没有倒，只是膝盖发软，坐在了冰凉的砖地上。
三十二年里，我替他想过许多去处。埋在荒山，病死异乡，连名字都没留下。唯独没想过，他在一所旧宅里活着。
我抬头看阁楼。楼板上有轻微的响动，像鞋底拖过木头。那个人就在头顶，隔着不过几丈。
唐慧兰说余则成改名沈默川，是为了过安稳日子。她还说，他到这里时遍体是伤，病了很久。
我让她别替他说。一个人能改名字，能养病，能娶妻，难道连一句口信也送不出来。
唐慧兰嘴唇动了动，没有接这句话。她只说两人后来办了登记，这些年一直住在旧宅。
沈晓禾忽然往后退，背撞在门框上。她望着我，脸上既有防备，也有说不出的茫然。
“你跟我父亲是什么关系？”
我看着她的眉眼，喉咙干得发疼。那声父亲叫得自然，显然叫了许多年。
“我是余则成的妻子。”
沈晓禾猛地转向唐慧兰。唐慧兰没有否认，只把她拉到身边，手臂紧紧护住她的肩。
我从地上站起来，腿麻得不听使唤。扶着墙缓了片刻，才一步一步迈上楼梯。
唐慧兰挡在前面。我把玉递到她眼下，说余家的旧物替我走到这里，不是为了再听一句不能见。
她终于侧身。木楼梯年久，每踩一级都吱呀作响。阁楼低矮，窗户蒙着旧报纸，只漏进两线灰光。
门外摆着药炉，炭火将灭，空气里全是苦药和汗味。一个戴眼镜的老医生收拾针盒，脸色很重。
他让家属有话简短说，病人心肺都弱，昨夜高热不退，今夜能不能撑过去，很难讲。
我扶住门帘，没有立即掀。隔着薄布，能看见床上人的轮廓，肩背瘦得只剩窄窄一条。
唐慧兰把三十二岁的沈晓禾推到我面前，声音发哑。
“她叫余则成父亲，也叫我母亲。”
沈晓禾没有靠近我。她抓住母亲的袖口，眼里含着水，却死死忍着不落下来。
唐慧兰掀开阁楼门帘。病榻上的老人侧躺着，花白头发贴在额角，脸颊深深陷下去。
他比照片上老了太多。我还是一眼认出了左耳后的那颗小痣，还有那道从眉尾斜下去的淡疤。
正是我苦等三十二年的丈夫。
余则成听见响动，缓慢睁开眼。他先看唐慧兰，再看沈晓禾，最后把目光落到我脸上。
他嘴唇颤了几下，胸口跟着急促起伏。许久，才从喉咙里挤出两个字。
“翠平。”
我把玉佩扔到被面上。玉撞在瓷药碗边，发出脆响。他盯着缺口，眼角慢慢湿了。
我问他为什么活着不回来。他张开嘴，只咳出一口带血丝的痰，唐慧兰赶紧拿布替他擦。
他可能熬不过今夜，我却还没问到为什么三十二年不回来。医生催我停，唐慧兰也挡住了床沿。
沈晓禾却拿起玉佩，紧紧攥在手中。她看了看床上的余则成，又看向我，声音发颤。
“你今晚必须说清楚。”
她站到门口，拦住我下楼的路。
“你是来认丈夫，还是来夺走我父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