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的心理结构》第五章 依赖心理与现代社会 连带感、罪恶感、受害者意识

《日本人的心理结构》原名《甘えの構造》（俗称《撒娇的结构》），是日本精神科医生土居健郎1971年出版的文化心理学经典著作抖音百科。作者结合留美时的跨文化冲击、临床精神医学经验，提炼核心概念“甘え（依赖 / 撒娇）”，把婴儿渴求母亲包容、渴望与他人融为一体的心理原型，用来解读日本人的人际关系、义理人情、内外有别的社交模式与部分精神病理现象；对比西方强调个体界限的思维，剖析这种依赖心理在日本社会的利弊，同时探讨现代社会转型之下该心理模式遭遇的冲突与困境。

第五章 依赖心理与现代社会

连带感、罪恶感、受害者意识

现代社会里，父亲的威信扫地，大家我行我素也没有人来指责。所有的禁忌均被解除，整个社会每天像过节一样兴高采烈。

《朝日新闻》的“天声人语”专栏曾这样评述学运期间占领东京大学安田礼堂的学生与警察相互对峙的情形：“表面上情况紧迫形势严峻，而全民倒是一片互相依赖、相互体贴的情形。学生们宁可玉碎的精神，人们同情弱者的奇特心理，足以构成一场精彩的舞台，这种日本式挥舞铁棍的儿戏真堪称是和平的象征。”互相依赖泛滥到如此地步，确实可以说是日本的一大特点。但这似乎又并非是日本独有的现象。一位法国精神分析家认为，法国“五月革命”这是一种赌咒心理的产物，学生们实际上并未与父亲发生冲突，只是通过对父亲的否定来避免恋母情结，它不会带来任何社会变革。不过，我们今天不应该只说青年们在任性闹事，社会上的成年人也同他们不分伯仲，上面引用的“天声人语”的宗旨也在于批评整个国民耽于相互宠惯的现象，且看最近的新闻报道中，标题上依赖、撒娇之类的词比比皆是，就我所见的就有“不要依赖政府的劝告”、“不可轻视美元自卫的效果”、“不要娇纵消费者”等等。不久前，就纺织品问题的对美谈判以失败告终，有报道说日本的预测过于“乐观了”。此后不久，又报道了通商产业大臣宫泽①的部分发言：“在此我要特别申明，我们应该改变以往过分依赖美国的态度。”至于这样的警告究竟带有多少危机感，实在令人怀疑，充其量不过是表示一下“不敢太靠人家了”而已，发言本身也让人感到有一种“想依赖”美国的情绪。

整个社会都这样相互依赖的话，至少从主观上可以皆大欢喜，但事实却似乎并非如此。现代人一方面生活得兴致勃勃，一方面又为某种模糊不清的罪恶感所困扰。这种情感在新左派活动家身上表现得最为显著，他们极力倡导人类的连带感，认为不论是越南还是尼日利亚的，或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凡是在人们受苦受难的惨状前，不为动心，袖手旁观的行为都是一种犯罪。实际上因他们无法拯救受难的人们，加深了自己的罪恶感，于是他们把所有的罪恶根源归于统治人们的庞大的社会结构，而且果敢地向之挑战。那些没有连带感的未同他们一起战斗的人便成为他们的敌人。总之，问题的关键是连带感，就此，越南和平联盟的成员之一小田实在《朝日新闻》（《朝日新闻》1969年3月18日晚刊）的“我心目中的日本人”系列专题中，谈及他对美国逃兵带有一种连带感，其中有一段话引起我的极大兴趣：“如果对我来说，日本或‘我的日本’存在的话，我与之自然有一种不可回避的关系，这种关系甚至连战场上的逃兵也能够容纳在内。”仅看新左派的这种认识，确实充满了人性，甚至带有基督教的色彩，而实际上他们里边确有一些虔诚的基督教徒，不光在日本，其他新左派运动激进的国家也有这种倾向，甚至引起某些基督教思想家对这一运动的精神共鸣。新左派的精确的与基督教著名的寓言“乐于行善的好撒玛利亚人”（《新约·圣经》路加传第十章25—37节）有许多共同之处。总之，毋庸置疑，当今新左派的活动家们不仅触动了那些生活安逸、满足个人主义的现代人的良心，而且驱使众多的人加入到这场运动中来。如此看来，似乎新左派运动还很得人心，其实这里又有其他许多问题，过于强调连带感可能抹杀个人独立的价值，即个人通过连带关系才获得价值，个人为了拯救自我不得不去冀求连带。这些受到新左派活动家鼓动的被唤起的罪恶感也似乎是很肤浅的。因为这种罪恶感通过连带会轻易地消失，即使不是彻底地消失，也会轻松地缓解，至少人们不再为此痛苦了。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我们来分析一下“全共斗”的学生和教师们曾大力宣扬的“自我否定”论。他们的觉醒是承认自己是施害者，情愿主动放弃自己的特权。至于是否能彻底铲除这种特权尚不敢肯定。但多数人认定只要能成功地与被害者建立起某种连带关系，那就意味着放弃了这种特权。于是自我否定成为精神分析意义上的否定，等于说自己的内在问题通过连带关系而得以解消。我认为这种以连带关系为契机的罪恶意识与前面所说的日本人特有的罪恶感极为相近，也就是说，日本人碰到自己周围出事，即使不是自己的责任，也会因所谓的连带责任而辞职。如果不这么做就好像没有连带关系一样，得承受一种罪恶感。新左派的所谓罪恶感，在本质上与之完全相同，只不过是把它更一般化了。上面提到，小田实认为自己心目中的日本不是一个特定的狭义的日本国和日本民族，而应该是一种面向世界展开的连结关系。实际上这是一种他本人也自觉不到的典型的日本式想法。

下面让我们再综合地比较一下新左派精神与“好撒玛利亚人”的寓意。左派活动家们也承认自己和寓言中的祭司或利未人一样，看到受害者时有一种欲视而不见的心态。他们认为这等于是安于自身的特权存在，支持了施害者。这一点完全符合基督教精神，而问题在于他们凭借否定的理论否定了自身的特权，那么，他们是否像撒玛利亚人那样打算实际帮助受害者呢？实际上并非如此，他们反倒把自己也归入受害者的行列。确切地说，这种同一化是与自我否定同时发生的。换言之，他们通过与受害者的同化来否定自我本身的存在，进而消除自身的罪恶感，他们就是这样把自己变成了受害者，诅咒那些对受害者不予关心的人，积极展开对施害者的攻击。在这种情况下，自我否定的原因越是牵强，其行动就必然会越发凶暴、残忍。

这种受害者意识中隐藏着双重扭曲的娇纵心理。如前所述，受害心理本源自对依赖的不满，现在又加上了一层与被害者的连带关系。受害心理就其本身而言是很痛苦的，而因连带关系主动承受的受害意识却很少令人感到痛苦。所以持有这种受害意识的人反倒对危害他人的行为不以为然，有时甚至会产生一种似虐待狂性质的自我满足。当然我并不是说，人们不应该攻击、指斥施害者，惩恶是无可非议的，但若企图借此来抵消自己的罪恶感则另当别论。因为这种罪恶感发自相互依赖的心理，它本身就靠不住。它不同于上一节中所说的那种以道德观为基础的罪恶感。所以若在如此动机不纯的情况下去惩凶伐恶，只会适得其反。

① 宫泽喜一（1919—），日本政治家。曾任日本通商产业大臣、外务大臣、内阁官房长官，后任日本第78任首相（1991—1993）。——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