渤海国究竟归属“中国”还是“朝鲜”？千年历史悬案成中朝争论焦点

如果你今天走进上海博物馆，听到一个日本教授在讲“新罗和渤海”，可能第一反应是：这事跟日本有什么关系？可偏偏就是，日本学界这些年在研究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古代史方面，一点都不比中韩学者逊色。早稻田大学的李成市，就是这么一个在圈子里很有分量的人。

那天，他在上博讲的主题，是“古代东亚中的新罗和渤海”。其实，他探讨的，不只是两个古国之间有没有来往，更关键的是：在大唐、渤海、新罗、日本、靺鞨这些势力纠缠的棋盘上，渤海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它是唐朝的“好学生”，还是边缘化的“问题孩子”？而它的缔造者大祚荣，又到底算谁的人——中国的、朝鲜的，还是一个超出现代民族框架的“东北亚人”？

要理解这一系列问题，得从唐朝最不想再提起的一段记忆说起：高句丽。

唐王朝打下高句丽，付出的代价非常大，朝廷上下都清楚，那可不是轻松拿下的对手。高句丽亡了，但大量遗民和贵族并没有被彻底消化。大祚荣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站出来的，他本身被称作“高丽别种”，身后也跟着一大批高句丽遗民。换句话说，如果让外界自然联想，那就是：高句丽虽然亡国了，但有个“续命版”在东北黑土地上站起来了。

对唐朝来说，这就是一个危险信号。高句丽那段“不好回忆”还没淡，谁都不想再出现一个能聚拢旧高句丽人心、打出高氏旗号的强邻。所以唐朝在政治上做了一个非常聪明、也非常用心的安排：把大祚荣的政权，和另一支完全不同的“高氏”绑到一块。

这个高氏不是高句丽的高氏，而是自汉代以来就出名、郡望在渤海一带的“渤海高氏”。唐朝干了一件事：通过册封、官方话语和史书书写，把大祚荣政权和渤海高氏捆绑成一个整体——你叫渤海，你是渤海郡王，你跟我们中原传统门第挂钩，而不是跟过去那个让我们头疼的高句丽挂钩。

表面看就是一个封王，实际上是给渤海重新设计了“出身”和“标签”。渤海不再是“高句丽的影子”，而变成了唐王朝体系下的一个“蕃国—内属地”式存在。唐廷要的，就是从观念上切断渤海与高句丽的联系，一方面方便管理，一方面避免旧高句丽势力借壳重生。

渤海本身，是一个有点复杂的国家。它的居民构成就不是单一民族，有靺鞨人、有高句丽人，还有周边部落和汉人。制度上，它基本是照着唐制来搭建政治和经济架构——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用的官制、礼仪、文化，大多深受唐的影响。所以后世才有“海东盛国”的说法，意思是：在唐朝东边，有这么一个像唐朝缩影一样繁荣的国家。

公元698年，渤海国正式建立，在之后两百多年里，它一直在东北亚这个舞台上参与各种博弈。而要看清它跟新罗的关系，就必须把当时整个东北亚局势摆在桌面上看，而不是孤立地问一句：这俩国到底熟不熟。

李成市在上海的那场演讲，开篇就点明：八世纪上半叶，也就是公元720到750年前后，是理解渤海—新罗紧张关系的关键时段。这段时间里，几件事叠在一起，把两国推向了对立。

先说一件最关键的事：唐玄宗在713年正式册封大祚荣为“大将军、渤海郡王”。这不是简单给个头衔，而是实实在在把渤海纳入自己体系里，同时公开肯定它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新罗那边的感觉就非常微妙了。一个在自己北方新崛起的政权，被唐朝公开认可、抬举，册封为郡王。站在新罗的角度，自然会想到：这是不是意味着渤海以后可能会拿着“唐朝盟友”的名义，来挤压新罗在东北亚的地位？

史料里就有很直白的记录：在孝昭王时期，新罗在北部边境修筑了长城防线。修城墙这种事，很少是随便玩玩。更像是一种政治宣言：我们已经把渤海当成潜在军事威胁，需要实打实的防御工程。这道长城，基本可以看作新罗对“渤海郡王”这件事的直接回应——你被唐认了，我就得防着你了。

渤海的敌人可不止新罗。靺鞨这个名字，在不同史书里会有不同写法和划分，但简单说，就是渤海周边的一些东北族群。照理说，渤海的统治集团里就有靺鞨成分，双方应该能融洽一点。但现实不是这样的。

渤海很快意识到，唐王朝在外交上有点偏向靺鞨一边，甚至有联合靺鞨势力来制衡渤海的迹象。这在当时的外交关系里，其实很常见：中央王朝会在边境地区有选择地拉拢一些部落，用来制衡另一股正在壮大的力量。渤海看到这一点，自然不可能无动于衷。结果就是，靺鞨一下子被渤海列入了“敌对名单”，渤海在北方也不得不面对一股不太好相处的势力。

第三层压力来自一个更大的格局：唐王朝不仅和靺鞨有互动，也在和新罗保持密切联系。对于渤海来说，这就很像被两个“有后台”的对手夹在中间。

这种压力在732年达到了一个高点。那一年，渤海主动出击，攻进了山东半岛一带。这已经不只是跟邻居摩擦，而是直接触碰唐朝的核心地带。唐朝当然不可能坐视不管，一边组织反击，一边号召自己的东北盟友——新罗——加入战局。

于是，渤海和新罗第一次在大规模军事行动里正面交手。新罗出兵了，但结果并不算光彩：既没捞到什么实际好处，最后还不得不撤退。渤海这边也没赢得大胜，只是没有付出太惨重的代价。

不过，这场战争真正的后果不在战场上，而在心理层面。渤海意识到，自己不仅要面对唐朝本身，还要同时对付一道新罗加靺鞨的组合。周边没有哪个国家愿意真正站在渤海一边，这种“被孤立”的感觉，才是最可怕的。

唐王朝的下一步动作，更让局势变得清晰。公元735年，唐朝因为新罗在之前战事中有“救驾之功”，就把大同江以南的一块地区“赏赐”给新罗。这个赏赐看上去像是褒奖，但从地理位置来看，就是在渤海南侧给新罗加了一道屏障。

新罗拿到这块地后，第一件大事，还是修防御设施。修的目的也很明确：防渤海。这块被唐朝“割让”的土地，加上防御工程，构成了一条新的缓冲带。唐王朝用这种方式，把新罗更加牢牢绑在自己的体系里，同时，也把渤海锁得更紧。

渤海明白自己在大陆这条线已经越来越难走了，于是开始积极调整外交方向——转向海那边的日本。

公元752年、758年、759年，渤海连续多次派使臣到日本，希望能建立起军事合作的可能性。这种频率，在当时的国际关系里并不算低，说明渤海真的是急切需要一个对抗唐—新罗组合的外援盟友。

日本为什么愿意搭理渤海？有两个原因很现实。

一方面，日本本身就不愿意太乖乖地跟着唐朝的节奏走。唐朝那时候在东亚是绝对的文化核心，日本学唐制、派遣遣唐使，表面上是学习，但内心还是希望保持一定自主性。新罗明显是更靠近唐的那一边，日本自然不会太亲近新罗。

另一方面，新罗和日本之间长期就不太平。史书里写得很清楚，两国隔着一道海，打仗、冲突、摩擦都不少。既然已经是彼此警惕甚至敌对的关系，那日本反过来去跟新罗的对手——渤海——交好，也就顺理成章了。

所以，渤海和日本的关系，某种程度上是被整个东北亚的格局“推”出来的：唐朝联新罗、靺鞨来压渤海，渤海被逼着去联日本对抗这条线，而日本因为跟新罗关系紧张，也乐得拉渤海进队。整个格局绕一圈回来，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多方博弈结构。

讲到这儿，再回头看新罗和渤海到底有没有交往，基本可以得出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纯从史书记载来看，新罗和渤海直接的往来确实不多，《三国史记》里只记了两次新罗向渤海派遣使臣。但是你如果只看这两笔记载，就说两国“互相都不知道对方存在”，显然有点太极端。

另一种说法也有点过头——说双方来往极其频繁，好像亲密邻居。这也不太符合现有史料。更合理的理解是：两国在地理上的确是“南北两端”，中间隔着大同江和其他空间，但他们对彼此是高度敏感的，属于那种“不是天天见面，但你的一举一动我都在盯着”的状态。

新罗修长城防渤海，渤海在东北战事中要考虑新罗动向，唐朝安排赏地给新罗时也要衡量渤海反应。双方的接触，很少是单纯的“文化交流”，更多是放在中唐—渤海—新罗三角关系中的战略互动。换句话说，两国之间的交往本身并不密集，但他们却时刻在对方的“安全考量清单”上。

时间往前走，渤海这个国家最终还是消失在历史里。它存在了大约230年，后来的居民和后裔慢慢融入了中原、朝鲜半岛以及东北地区各种族群中。如今你去看满族、朝鲜族，甚至当地汉人里，都能找到一些渤海人后裔的痕迹，但已经很难用一个单一的现代民族标签把他们完全归类。

也正因为渤海的后裔分散在今天的中朝两国，这个古国到底“该归谁”，就成了近几十年来学术和舆论争论的焦点之一。

在韩国和朝鲜，不少学者倾向于把大祚荣视为“朝鲜人”，认为渤海国应该纳入朝鲜民族历史的框架内。这个判断背后，有两层逻辑：一是高句丽在他们的民族叙事里占了很重要的位置，而大祚荣又被视作“高丽别种”，自然就往这个谱系里靠；二是从地理和文化角度看，渤海确实与朝鲜半岛北部有较多关联。

中国学界不少人对这种简单归纳持保留意见。理由也很直接：渤海是多民族构成，有靺鞨成分、有高句丽成分、有汉人群体，它的发展离不开唐朝的制度输入，同时又深深扎根于今天中国东北的土地上。你如果完全把它划入某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范畴，多少有点把复杂的古代现实给简化了。

更深一层的问题是：我们现在用的“国家”“民族”这些概念，其实是近代以后才逐渐成型的，而渤海存在的那个时代，人们对身份的认知更接近“部族—王朝—地域”，而不是我们今天说的“某国国民”。大祚荣是谁的“人”，这件事在他那个年代根本不会按现在的方式来问。

所以，如果退一步想，不管你最后把渤海算进谁的教科书，它都客观存在过，它确实在东北亚这个区域里创造过属于自己的文明：它吸收唐制建构自己的制度，用多民族的构成形成了独特文化，它在外交上既向唐朝朝贡，又敢打到山东半岛，同时频繁和日本来往寻求平衡。这些历史事实，本身比“归谁”更重要。

唐朝当年强行把大祚荣的政权与“渤海高氏”绑定，通过册封和话语把渤海包装成自己的“内属地”，试图从意识中淡化它与高句丽的关系。这个做法，从帝国治理的角度看，非常典型：用话语和身份标签来重塑一个新兴政权的“出身”，从而减少它对既有秩序的冲击。

后世围绕渤海进行的归属争论，在某种意义上延续了这种“标签竞争”：到底是“海东盛国”的一部分，还是东北少数民族王国史的一环，或者是东亚文明圈里一个独立的参与者？其实答案完全可以不是单选，而是并列存在。

渤海的故事本身，就告诉我们一个简单又容易忽略的道理：历史里很多国家和政权，从来都不是某一方可以独占的，它们是多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我们今天去争它“属于谁”，如果忘了这一点，很容易把复杂的历史变成简单的立场。

就像那场在上海博物馆的讲座，日本学者在中国的城市里讲朝鲜半岛和东北亚的古代史，讲新罗和渤海，讲唐和靺鞨、日本的关系。现场坐着的听众，可能有中国人，也可能有韩国人、甚至日本人。几方眼光在同一个时间交汇在一个已经消失了千年的国家身上，这本身就是渤海留给今天的一个隐形后果——它逼我们承认：有些历史，天然就是跨国界的，不是谁一家可以关起门来写完的。

参考所用的史料和研究，包括《东北通史》《新唐书·卷二一九·列传第一四四·渤海传》，再加上近年来中日韩学者对于渤海、新罗及东亚古代格局的综合研究。能确定的是：渤海曾经坚定地存在过，在唐朝的阴影和牵制下，在新罗的防御和日本的拉拢之间，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复杂路径。这些东西，远比简单的“归属判决”更值得被记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