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896年秋，英国旅行家伊莎贝拉·伯德在中国西部旅行时，曾把街头所见的衣着、发式和卫生状况写进自己的游记。她的文字里，清代男子的辫子并不浪漫，反而常常与油污、尘土和异味联系在一起。需要说明的是，流传甚广的“英国美女当场想吐”未必能准确对应某一位具体人物，但外国旅行者对清末卫生条件的批评，确实留下了不少记录。
辫子之所以让西方人印象深刻，不只是因为它的形状特殊，更因为它带有强烈的政治意味。1645年，清廷颁布剃发令，要求成年男性剃去前额头发，后部头发编成辫子。对汉人来说，这不是普通的生活习惯，而是归顺新王朝的标志。“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严厉命令，使辫子迅速从满洲旧俗变成了国家强制制度。
早期辫子并不是影视剧中那种粗长的“大辫子”。满洲人原本生活在寒冷的东北和草原边缘，骑马、射箭、戴头盔都要求头发利落。前额剃光，后面留下头发，既便于行动，也不妨碍戴帽。清初男子的辫子通常较细，到了中后期，随着人口繁衍、生活方式变化，辫子才逐渐变粗变长。
有意思的是，清代发式并非人人一模一样。旗人、汉人、官员、农民，所处地域不同，头发的长度、辫子的粗细都有差别。富裕人家有专人梳理，普通百姓却常常只能自己处理。辫子越长，打理越费事，沾上泥水后更难收拾。
问题也正出在这里。
清代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洗发水、淋浴设备和干燥工具。城市中有澡堂，乡村里则多依靠河流、井水或家中烧水。洗头并不是简单冲一遍，而是要先解开辫子，清洗头皮，再把湿发重新拢起、编紧。冬天尤其麻烦，稍有不慎便容易受寒。
普通百姓平日里并非完全不洗头，但频率显然不能和现代生活相比。农忙时节，许多人顾不上讲究；长途赶路、服役或逃荒的人，更不可能随时保持清洁。头油、汗液、尘土混在一起，藏进辫子的缝隙中，时间一长，出现异味并不奇怪。
当时的梳子也承担了部分清洁作用。把辫子拆开，用篦子或木梳反复梳理，可以去掉头皮屑和表面灰尘。可是，这只能解决一部分问题。辫子编得越紧，里面越不容易通风，若头发没有完全晾干就重新束起，潮气便会被困在其中。
一位英国商人家属在清末的生活记录中，曾描述她与一名中国商人会面时的感受。她注意到对方肩头落着头皮屑，辫子油光明显，靠近后还有异味。她后来对同行者说：“这样的头发，怎么能在吃饭时靠得太近？”同行者回答：“许多人一辈子都是这样打理的。”这类记述带有明显的外国观察视角，不能据此推断所有清朝人的辫子都肮脏，却能说明当时城乡卫生差距确实很大。
富贵阶层的情况要好一些。官员、商人和大户人家往往有仆役替自己梳头，出门前还会整理衣冠。宫廷和官场更重视仪表，辫子通常会用丝带、帽饰或发套加以收束。至于底层劳动者，衣服尚且难以经常更换，头发自然很难得到精细照料。
因此，辫子脏不脏，不能只归结为民族性格，更与贫困、劳作、缺水和生活设施落后有关。把清代民众一概说成“不讲卫生”，并不准确；但把辫子描绘成风雅象征，同样脱离了现实。它既是服饰，也是制度留下的身体印记，还是当时社会生活条件的一个缩影。
到了清末，铁路、照相术、报刊和新式学校逐渐传播，辫子开始被许多人视为旧制度的标志。1903年，清政府曾尝试在军队中推行较为整齐的发式；辛亥革命爆发后，剪辫行动迅速扩展。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南京临时政府颁布剪辫令，许多城市街头出现了剪辫子的场面。有人主动剪掉，有人观望，也有人因地方风俗和现实压力暂时保留。
一根辫子，编织在头后近三百年。它曾代表服从、身份和秩序，也曾因清洁困难、生活不便而受到嫌弃。到了王朝更替之际，人们剪去的并不只是头发，还包括一整套已经延续多年的社会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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