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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因商业而崛起

视农业为“立国之本”的传统中国，职业排序几乎一直都是士农工商，认为商人游民不从事生产，不能为社会创造财富，所以国人历来鄙视商人。从四民之末到荒唐的“打倒资本家”的国家政策，无不显示这种传统。

改开近四十年来，企业家发展为社会的主要力量，公众对于他们的情感仍是“羡慕嫉妒恨”。一方面羡慕有钱人，一方面又深信“无商不奸，为富不仁”。在这不是巧合，事实上，这是某些人为蛊惑民众、满足贪欲而播下的谎言——仇视商业的定位本身，隐含着深刻的矛盾。

管仲是著名的春秋贤相，以商业促成了齐国的繁盛。《管子·小匡》：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柱石）民也。在管仲的观念里，四民均为国之石（基石）民，并没有歧视商人。

但是《国语·齐语》记载，管仲还说：“四民者勿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哤（语言杂乱），初期其事易。”唐太宗李世民：“禁绝浮华，劝课耕织，使民还其本，俗反其真，则竞怀仁义之心，永绝贪残之路。此务农之本也。”明太祖朱元璋：“若有不务耕种，专事末作者，是为游民，则逮捕之。”

显然，历代的为政者都知道商贾的重要，但还是要把商贾定位在了四民之末，并且对他们严加限制。为什么？为了维护专制统治。

在春秋战国时代，国君们都知道商贾利于国家富强。但是，为政者都知晓商人的“利”，也都看清了商人的“害”。孔子的弟子子贡是个成功的商人。子贡坐着四马并辔的车子，带着束帛作礼品，到各国走访，享受诸侯的宴请。但各诸侯国的君主们，对他只行关系对等的宾主之礼（不行君臣之礼，即“分庭抗礼”。）

商人就成了一个让统治者十分头痛的群体。任何君主都不喜欢“分庭抗礼”，更不希望商贾凭借自己的财富形成声势。他们尤其担心，商人富埒王侯之后，威胁以权力为核心的社会等级秩序。

皇帝们认为:全国人民都务农了，人人就吃饱了，人人都吃饱了，老百姓就本分了，就没有人起来推翻我的皇位；如果让人民都经商去了，那么人心就会膨胀起来，国家就容易不稳定，局势就不好控制，我的皇位就不稳固了。于是，商贾必须成为“贱商”，必须被排斥在权力与伦理体系的边缘。

历朝历代的为政者纷纷对商人进行各种限制。士农工商，四民之末，是将其政治权力边缘化；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锱铢必较，无奸不商，是将其在道德伦理方面边缘化。

商人与威权专制，具有天性的冲突。这种冲突造成了中国的历史上商人群体被长期的、有组织的政治打压，这是专制体制使然。

权力、伦理体系的虚伪，是商人不被官方史家承认的一种民族传统。尽管在正统话语体系里，经商做买卖是让人轻视的，可实际上人们天性喜欢经商，有许多人也的确很会经商，就连那些农夫村妇也要时不时去赶集交易，赚点‘正常’收入之外的“活钱儿”。

“有钱能使鬼推磨”、“贫贱夫妻百事哀”、“一分钱难倒英雄汉”……老百姓总是以自己“投机倒把”的生活经验，弱弱地对抗着违背人性的权力和伦理。权力主导的伦理体系对现实生活的压制，无疑是破坏性的。

仇视商业不仅造成了政治经济的全面停滞，彻底阻断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而且逐渐引发了社会伦理体系的崩溃。这种打压在本质上是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也是与现实生活充满矛盾的。

中国的商人始终无法摆脱权力的阴影。而在地球另一边的欧洲希腊，因为他们的环境不适宜农业生产，希腊半岛多山、少地，海岸线曲折而漫长，耕地的缺乏和土地贫瘠限制粮食的生产，而冬季多雨，夏季干燥的地中海气候却有利于橄榄和葡萄的生长。

他们有大量的橄榄油，葡萄酒，这些东西只能用来交换，才能维持、基本的生活。他们没有“得天独厚”的农业环境，为了生存只好从事交换——商业活动。

商业活动需要明晰产权，才能完成交易。这确立了私有产权的神圣性，不可侵犯性，若不如此则交易不能形成，交易不能形成每个人的生存就得不到保障。即便是有强权也不能轻易打破这个私有产权的神圣性，因为那种情况下会导致社会系统崩塌。

由于这种活动是普遍的不可抗力的，因此，人们从一开始就是认可和尊重商人、商业活动，进而认可和尊重由商业活动产生的一系列文明规则。比如说私有财产权不可侵犯、公买公卖、相互平等、独立自由，因为你不独立的事做不成啊，你不是独立人咱们怎么谈呢？如果双方不是有自由意志的拍板，交易无法达成。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和“风进雨进国王不能进”这两句话的本质区别其实是产权概念的模糊与清晰。这直接导致了后来的中西政治分野：欧洲商人与国王形成了平等的契约关系；而中国的商人却始终处于任人宰割的从属地位，就是商业文明迟迟得不到重视和发展的结果。

诚然，在原始时期乃至到现在的交换，都有弱肉强食，巧取豪夺，坑蒙拐骗的现象。但这不是商人的错，商业的本质是交换，商人以营利为目的，却促成了互通有无的伟大壮举。

交换活动是因生存需求而普遍存在的、无法取缔的，而独立、自愿是交换的基本要求。野蛮地否定商业，不仅是一种妄想，也必然带来贫困和灾难。以公平的规则引导重复博弈的交换，美德自然建立。

商人需要带着物质、货币财富关系进行交换，这需要流动也必须流动，否则交换无法完成。当商人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他可能在当地爱上一个姑娘和她结婚，他从此就和他原来的家庭脱离了关系。他们的后代不断重复这种模式。这样不但摧毁了氏族血缘关系和联系，还更大范围的交换了基因。

血缘关系一旦隔断了之后，每个人就变成了独立的个人。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这就是商人的必然要求，也是商业文明真正的精髓。

每个人都是有独立人格个体，这么些独立的人，他们如何组成社会呢？一旦他们发生矛盾冲突怎么办呢？我们必须要有起码的办法解决，怎么办呢？于是契约应运而生。契约面前，人人平等。这个观念因商人的需要得传播和发展。

现实中衣食住行用,油盐酱醋茶,为了生存,发展和享乐,任何人都必须经常地去光顾集市或商店,任何人都无时无刻不在领受着商人辛勤劳动的成果。没有了商人，社会将不是社会，成了划地为牢。

工人、农民、科学家，不过是鸡蛋、西红柿、盐巴。而商人才是伟大的厨师，只有他的伟大智慧，才懂得如何将工人、农民、科学家组织起来，做出“西红柿炒鸡蛋”，且送到“消费者嘴边”，让1+1+1远远大于3。鸡蛋、西红柿、盐巴要想让自己“增值”，就必须心甘情愿地供商人驱使。你想吃“西红柿炒鸡蛋”，找鸡蛋、西红柿和盐巴没用，你得找商人。

愿意交换的双方必然认定换出之物的价值小于换回之物，否则就不会交换了。这里商人不仅创造了价值，还是最大的“价值创造者”，而且使一切价值得以实现。

水，如果不送到干渴的嘴边，一文都不值。若不能交换，价值得不到实现，没有人会造一百张床放在家里。这意味着没有商人，人类将不会进行任何满足生存之外的生产，吃饱了就数星星看月亮晒太阳，人类将永远没有进步。

商人给生产发送需求信号，这个需求信号会促使更多的人去生产、而且是更好地生产，在巨大的商业利益驱动下，各行业才可能择优生产、合理分工、自觉竞争，才会有人去发明蒸汽机、发电机、以及各种提高生产水平高科技；才会有人去开工厂、农场；进而才会有科技的发展。人类生活水平在商人逐利的驱动下得以的提高。

商人是人类生存活动中最活跃的分子,是社会发展的生力军。历史无数次证明了什么时候权力介入干涉限制商人，什么时候鄙视和排斥商人，什么时候把商人简单地当作物质传递的工具，忽视他们的非凡活动，阻碍他们开拓精神的发挥，那么时代前进的车轮就会延缓或停滞，社会运转的机械就会生锈而失灵。

商人既是社会运转的引擎，也是生产循环的润滑剂。人类历史由于商人的存在而充满光彩，人类社会因为商人的活动而充满生机。

相较过去，今天地理环境的制约已被科技的发展缩小甚至拉平，人人经商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专制必将被埋葬。因为商人是威权的天然消解者，商业是专制的坟墓——自由必将带来繁荣。

独立、自由、平等从商人的活动中得以彰显和肯定，商人是一切商品生产者的生产者。但，我们又时会混淆商人与企业家的改变。举个例子，如果说商人让这个世界更加的繁荣，那么企业家就是引导这个世界。

商人具有普通人所不具有的价值观念和文化意识，那么企业家的一言一行都表现出对传统的背叛，他带着这种观念和意识破坏旧秩序，创造新生活，

因为企业家不同于商人与普通人的思考或者行动方式，（如创造性、创新、警觉、判断和适应）。在不确定性下的判断性决策，他们拥有从预测思维转变到响应思维，快速调整、快速重新布局的思维方式及行动力。

在效率观、节俭观、劳动观、金钱观等方面，企业家与商人大相径庭。可以说，商人是现代人的典型代表。但，社会观念的变革首先从企业家开始，并且永远以他们为先导。

所以我们每个人不但要像商人一样，更要和企业家一样，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不断的进化。因为每天都在进化的人是不可战胜的。

但，我们常常却对商人以及企业家群体存在误解，认为他们是贪婪、剥削、无情无义，为了金钱可以不择手段。其实他们是伟大的，是自由交换的使者。商人与企业家，才是文明的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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