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1年9月18日夜，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日本关东军制造事变，东北局势骤然转变。日军占领城市，扶植傀儡政权；与此同时，东北各地也出现了义勇军、抗日游击队和地方武装。值得注意的是，侵略者真正头疼的，并不只是战场上的枪声，还有占领之后如何维持秩序。
一支军队可以夺下一座城，却未必能管住一片土地。日本兵力有限，无法长期驻守每个县镇，于是“以华制华”成了侵华战争中的重要手段。汉奸并不是一个正式的军衔体系，但按照他们在日伪统治中发挥的作用，大体可以分出五个层次。
最底层的，便是普通伪军。
他们有的来自地方流氓，有的原本就是散兵游勇，也有一部分是被俘后投降，或者因生计问题进入伪军队伍。成分很杂，动机也不一样，但身份相同：替侵略者站岗、搜捕、押运，甚至参加“扫荡”。
老百姓称他们为“二狗子”，并非没有缘故。面对日本兵，他们低头哈腰；转过身来，却可能对乡亲吆五喝六。有人借着枪杆子敲诈勒索，有人替日军抓丁搜粮，平日里受日本人驱使，便把凶狠发泄到同胞身上。
当然，伪军内部也不能简单一概而论。少数人确实抱着混口饭吃的念头，甚至在行动中消极应付；但无论初衷如何，一旦拿起武器帮助日军镇压抗日力量，就已经成为侵略体系的一环。动机可以解释处境，却不能抹去行为造成的后果。
比普通伪军高一层的，是翻译、通事以及日伪机关中的文书人员。
当时识字者本就不多，能够熟练使用日语、为日本军政人员传话的人更少。一个翻译，往往掌握着命令传递、人员审讯和地方交涉的关节。伪军听不懂日语，地方百姓又不懂日军规矩，翻译便成了两边之间的“门”。
权力不大，作用却很直接。有的翻译借此敲诈商贩、欺负百姓，还在日本人面前搬弄是非。伪军怕他们告状，普通百姓更不敢轻易得罪。影视作品里常见的嚣张翻译，并非完全没有现实依据，只是具体人物和情节不能与历史一一对应。
再往上，是地方上的维持会人员、伪政权基层官员以及部分地方势力。
日本军队进入某地后，常会拉拢士绅、地主、商人或旧有行政人员，组织所谓“维持会”，宣称维持地方秩序。实际上，这些机构承担征粮、筹款、治安和民政等任务，帮助日军减少直接统治的成本。
这类人未必亲自上前线，却能影响一村一镇。他们熟悉当地户籍、道路和人情关系，知道谁支持抗日，谁家有粮，谁可能藏匿人员。日本兵离不开他们提供的情报，伪军也往往要听其调遣。对百姓而言，这种“本地人管本地人”的压迫，有时更难躲避。
第四层，是掌握特务、警察和司法权力的汉奸。
以汪精卫政权时期的特工体系为例，丁默邨、李士群等人经营的“七十六号”，主要承担反共、镇压抗日和政治侦缉任务。它不是普通警察局，而是带有秘密警察性质的机构，依靠逮捕、刑讯、暗杀等手段制造恐怖。
这类汉奸的危险，在于他们不只替日军传令，而是能够主动设计行动。他们掌握线人、档案和监视网络，目标往往是抗日人员、进步人士以及被怀疑反对日伪统治的社会力量。日本方面既利用他们，又防范他们，双方之间始终存在控制与争权。
最高一层，则是把国家政治资源直接交给侵略者的人物。
汪精卫在抗战期间投降日本，1940年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他所提供的，不是一支队伍、一处据点或一份情报，而是政治名义、行政机构和对外宣传。日本侵略者借此把占领包装成“合作”，试图削弱中国社会的抵抗意志。
这也是所谓“等级”差异的关键。普通伪军替日军执行命令，翻译帮助日军沟通，地方汉奸协助管理，特务头目负责镇压，而最高层人物则试图用一个伪政权替侵略者争取统治合法性。越往上，影响范围越大，给日本带来的政治利益也越多。
不过，所谓“日本兵见了最高级汉奸都要点头哈腰”，更多是民间对权势关系的形象说法，并非日军内部存在一套公开的汉奸等级表。日本军政系统内部同样充满矛盾，伪政权高层有时受到礼遇，有时也受日本顾问和驻军摆布，很难真正拥有独立地位。
汉奸的层次可以按作用划分，罪责却不能靠身份高低来冲淡。有人拿枪，有人递话，有人搜集名单，也有人把国家名义拱手相让。形式不同，方向相同，都是侵略统治能够深入地方的重要帮手。区别只在于，他们究竟替日本人打开了哪一扇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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