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我50岁生日那天，办公室灯管嗡嗡响着。
同事们把一张贺卡放在我桌上，上面写满了“李工生日快乐”。
我还没来得及看完，就瞧见贺卡底下压着一份盖了红章的文件。
《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
我拨了郭斌三次电话。第一次占线，第二次通了又被他挂断。第三次，他回了一条消息：“明天到我办公室，不会亏待你。”
第二天我抱着纸箱下楼，郭斌追到大厅拦住我：“李振，你走了，明年那50亿利润怎么办？”
我看着他，一句话没说，扭头走出大门。那天的风很凉，吹得纸箱里的搪瓷杯轻轻晃动。
我那年50岁。8年，150亿，换来四行宋体字。
他没看见，我手机里存着当年那份合同的照片。那份合同，会在一年后让他的公司摔个大跟头。
01
生日前那晚，我照例待到很晚。
八点多的办公室没人了，空调嗡嗡地响，日光灯管有一根坏了，光线忽明忽暗，像得了哮喘。
我泡了杯茶，坐回工位，打算把一份设备参数表改完再回家。
桌上的贺卡是管销售的刘姐放的。
她写了句“李工生日快乐，年年有今日”，字迹歪歪扭扭，旁边还画了个笑脸。
我笑了笑，拿起来放到显示器旁边。
然后我看到了下面那张纸。
A4打印纸，右下角盖着红色的公章，标题五个字：《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
我拿起来，看了三遍。
第一遍觉得是幻觉，第二遍觉得是恶作剧，第三遍才看见正文里那行字：“根据公司架构优化安排，您于即日起正式解除劳动关系，请于本周五前办理离职交接手续。”
没有提前通知，没有谈话，连个电话都没打。就这么一张纸，放在我生日贺卡底下。
我站了一会儿，办公椅被推回去，轮子在地板上滑出刺耳的声音。茶杯放在桌上，水还冒着热气。我拿起手机，拨郭斌的号码。
第一次占线。第二次通了，响了两声，被挂断。我盯着屏幕，又拨了第三次。响了一声，那边挂了。
过了几分钟，微信弹出来一条消息：“李振，明天早上到我办公室谈。该给的，我不会少你一分。”
我盯着屏幕看，等着他说别的。
比如“兄弟，我没办法”，比如“公司也是逼不得已”。
屏幕上文字没有变多。
我把手机扔回桌上，在椅子里坐了很久。
窗外是城市夜景，十几个新建小区灯火通明。这里面至少有两栋楼是靠华晨的产品利润盖起来的，但那些灯，没有一盏是我家。
回到家已经快十一点。刘嫱还没睡，坐在客厅沙发上看电视。她听见我开门，回头看了一眼：“怎么又这么晚？”
“改点东西。你早点睡。”
她没追问。我脱了外套，走进书房，反手把门关上。
书桌抽屉最底下那把锁，用了三年多，钥匙一直挂在我的钥匙串上，从没取下来过。
我拧开锁，从一堆旧文件底下抽出一个牛皮纸档案袋。
里面是当初入职时签的合同。
那本合同是郭斌亲手拟的，那时他恨不得把心掏出来给我看。
里面有一项条款，当年是我提出来加进去的：“乙方在职期间完成的核心专利，归乙方个人持有。甲方享有长期使用许可。若甲方无故解除劳动关系，该使用许可自动失效。”
当时郭斌笑着问我：“老李，你还不信我？”
我说：“我不是不信你，我是信白纸黑字。”
他大手一挥，签了字，我看了三遍才签了自己名字。八年了，公司把这些事忘得一干二净。
我翻到那一页，手指压在那行字上，摸了很久。纸张边缘微微发黄，字迹还清清楚楚。
书房外传来脚步声。刘嫱敲了敲门：“面在锅里，还热着。你吃一点。”
“嗯，就来。”
我把合同放回档案袋，锁回抽屉底，把钥匙从钥匙串上拆下来，放进衬衫贴身口袋。
外面那碗面的香味飘进来，葱花裹着香油的味道。
我站起来推门出去。
餐桌上放着一碗热汤面，两个荷包蛋卧在汤里，撒了一把翠绿的葱花。刘嫱已经回屋了，卧室门缝漏出一线灯光。
我坐下来，端起碗，喝了一口汤。有点咸。我放下筷子，盯着碗里的两个蛋看了好一会儿，眼圈有些发酸。
有个人在生日当天给你煎了荷包蛋，就算她不知道你被裁了，这碗面也得吃完。
我把面吃完了。碗洗干净，放进碗架。然后我靠在厨房台面上，深吸一口气。
八年前我44岁，带着两个大箱子的技术图纸来了。如今我50岁，领着一张纸的遣散通知。
明天早上九点，我要去见郭斌。
02
有些事你不想回忆，但它偏要往你脑子里钻。
我从华晨出来后那晚没怎么睡着，半梦半醒间脑子里翻来覆去全是过去的片段。八年前的春天，郭斌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西装，坐在我家客厅里。
那时我还是个国企研发组长，带着一支六人的小团队，手里攥着三项核心专利。
那专利是我熬了五年心血做出来的，从图纸设计到样机测试，每一颗螺丝都是我自己拧上去的。
国企改制后经费被砍了大半，项目快活不下去了，我心里正愁得慌。
郭斌就是这时候来的。他提了一箱牛奶和一条烟，坐在我家那张布沙发上，两手叉着膝盖，说：“李振，我从设计院出来三年了，自己开了个厂。”
“我听说过。”
“厂子不大，也就能养活二十来个人。”他顿了顿，“但是李振，你给我两年时间，我能让它翻十倍。”
我没接话。
他接着又说：“你那三项专利，留在国企可惜了。你那帮人跟着你，图的是啥？图钱吗？图的是个奔头。李振，你带着技术来我这儿，我出钱，你出技术。技术是你的，卖命是我的，咱们合伙干，总比给上头当一辈子长工强。”
那句话我记了很多年。
我不想骗自己，真正打动我的不是四十万的年薪，也不是那百分之十的股份，是“技术是你的”这五个字。
我干了半辈子技术，最怕的就是哪天技术被人拿走，自己成了废人。
我当时提了两个条件。
第一，专利挂在我个人名下，公司享有使用权；第二，如果我无过错被公司解雇，使用许可自动失效。
郭斌笑着拿钢笔在纸上划拉了一会儿，说你小子是干律师的料。
我看了三遍，签了字。
进了华晨之后，前面两年真是玩命。
头一年公司租在城郊一栋旧厂房里，下雨天屋顶漏雨，我拿个塑料桶接着，办公桌就在桶边。
图纸被雨溅湿了，我拿烘箱烤干，接着改。
为了赶第一条产品线的交付，我和胡天翊他们连续干过五天四夜，困了就躺在车间角铁架上眯一会儿。
二代设备样机试制那阵子，我在装配车间蹲了三天三夜。
出来的时候郭斌给我端了一碗馄饨，他说：“老李，我这一辈子做得最对的一件事，就是把你请来了。”
那时他眼睛里有光，是真的。后来那光慢慢就没了。
公司越做越大，厂区从城郊搬进了科技园。
郭斌开始出入各种酒局，头发梳得油亮，穿西装打领带，身上越来越有老板派头。
他在酒桌上认识了一些资本圈的人，开始跟我谈“短期回报”
“利润指标”。我跟他说技术研发要有耐心，三年见框架，五年见成果。他说：“李振，资本市场等不了三年。”
分歧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他桌上的文件越来越多，方案越来越少。
我去他办公室汇报项目，他以前拉着我坐下聊半天，后来就站在窗前，看看手机，回头说一句：“你看着办吧。”
我看着他那个背影，心里堵得慌，可又说不上来哪里不对。我想，也许他是真忙，也许是我老了，跟不上了。
现在回过头想，那时我就该明白，一个连你说话都听不完的人，怎么会替你的下半辈子着想？
可我那会儿没想那么多。
我还在拼，还在熬夜改图纸，还在为了一个对接公差跟车间较劲。
我天真地以为，只要我把技术做好了，公司就不会亏待自己人。
03
郭斌女儿郭婷回国那年，整个华晨都在传消息。
郭婷，二十八岁，海归，学的是资本运营，在纽约待了四年。
回来不到一个月，郭斌就在董事会上宣布让她担任分管研发中心的副总裁。
我当时在会上，坐在长桌中间的位置，看见对面的谢耀华冲我笑了笑，没说什么。
郭婷第一次主持召开技术中心会议那天，我带了厚厚一沓项目资料。
她穿一套剪裁很好的灰色套裙，坐在会议桌那头，面前摆着一台笔记本电脑。
我讲了二十分钟，讲到第三代设备的框架设计时，她开了口。
“李总，这个项目预算多少？回报周期几年？”
“预算一个亿，研发周期三年，五年内回本。”
她点点头，没有看我，转过头去看投影仪上的组织结构图：“三年太长了。我还了解到，这类产品市场窗口期最多两年，等我们做出来，市场已经被人占了。”
会议室里安静得能听见空调风声。几个老工程师低头看手机，谁也不说话。我看了她一眼：“技术有技术的节奏。”
“这个项目的后续投入，我建议暂停。”她语气平稳，像在说一件理所当然的事，“研发资源集中到短线产品上。”
我那刻想说点什么，但看见郭斌坐在最里头的位置，低着头翻手机，一句话也没有说。我咽了回去。
下班后我约郭斌谈了一次。我坐在他办公室的沙发上，他坐在大班台后面，中间隔着一张宽大的实木桌面，上面摆着一套高档茶具。
我说：“斌哥，那个核心技术平台是公司未来三年的底盘。郭婷刚来，业务不熟，把她放在研发中心，不合适。”
郭斌没接茶的话题，只是笑了笑：“她是年轻了点，但思维新，方法也多。公司发展到这个阶段，总得变一变，不能老围着旧框架转。”
“变可以，但不能把根都刨了。”
“李振，你说了算数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他拿起茶杯喝了一口，“现在公司要的是利润，是资本市场的信任。用你那套打法，一年磨一剑，远水救不了近火。”
我听出了这句话的意思。没有明说，但意思已经很明显：你那一套，过时了。
那天晚上我回实验室，发现郭婷已经让人把研发中心明年的预算表重新改了。我的长线项目被砍成三个，资金压缩到百分之四十。
胡天翊站在我身后，低声骂了一句。我没作声，打开电脑系统，一项一项查看技术文档目录。然后我拿出一个移动硬盘，把核心参数备份进去。
做完这些，我靠在办公椅上，盯着天花板上那盏吊灯看了很久。
我知道，暴风雨快来了。
我帮了郭斌八年，从没想过有一天他会跟我来这手。
但他这个反应，不是单纯的以技术为重的分歧。
我走出了第一步险棋：趁一切还能动弹，先把最值钱的东西握在自己手里。
04
接下来的日子，公司里风声越来越紧。
郭婷的“年轻化改革”推进得很快，研发中心的几个老工程师陆续调走了。
有人去了其他厂，有人提前内退，没有一个人拿到像样的遣散费。
我偷偷把名下那两项核心专利的律师见了一遍。
老周是我大学同学，在知识产权所干了大半辈子。
他看完合同，推了推老花镜：“李振，好事是你这个条款写得扎实。他无过错解雇你，许可就自动失效，他不能再碰你的技术。坏事是，这个官司要是打起来，郭斌有的是办法拖你两年。”
“我知道。”
“你心里有打算就行。”老周把合同递回给我，“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他？”
我摇了摇头：“等他先动手再说。”
生日前一天下午，我回办公室拿车钥匙，路过茶水间准备接杯热水，听见里面有人说话。
是郭婷的声音，她的语速很快：“老林本来就不是研发这块料了，他的思路跟公司路线不搭，趁早劝退。”
另一个人说：“那李振呢？”
郭婷笑了笑：“我爸面子，不给不行。但他早就该退了。”
我停在门外，手里握着保温杯。里头的隔音门没关严，声音传出来，在走廊里显得格外清晰。我没有推门进去，转身走了。
回到办公室，我把门关上，坐在工位上，盯着电脑屏幕看了好一会儿。
屏幕上的设备三维图还没画完，那是郭婷已经砍掉的项目。
我握着鼠标，把最后几根线条改完，保存，再删掉本地副本。
然后通知行政，我的移动硬盘需要申请加密保管。
那天晚上回家，刘嫱已经做好了饭。她端着一盘炒青菜出来，看见我进门，说：“明天你生日，我买了排骨，晚上炖汤给你吃。”
“嗯。”我应了一声，又补充道，“明天可能晚点回来。”
她没问加班还是别的，只说了句“汤给你留着”，就回厨房忙了。
我站在玄关口，看着她的背影，心里像塞了团棉花，说不出什么味，只觉这日子怎么就到了这一步。
第二天早上九点，郭斌的秘书微信发来消息：“李总，郭总请您现在过来一趟。”
我到了他办公室门口，门虚掩着。
我敲了两下，里面传出一句“进”。
我推门进去，看见郭斌坐在大班台后面，手里捏着一支钢笔，旁边沙发上坐着人事总监周佳。
办公桌上摆着一份文件，封面朝下。郭斌没说话，只是把文件往我这边推了推，下巴抬了一下。
我拿起那份文件，翻开。
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通知，落款是今天，理由：公司架构调整，经双方协商一致。
我们什么时候协商过？
我看了郭斌一眼。
他避开我的目光，看向窗外，说：“李振，这是公司的决定。你放心，补偿会按最高标准走，你先把字签了。”
我没有动笔。“斌哥，八年，我不值一个提前知会？”
他沉默了很长时间，最后说：“李振，有些事，我没办法跟你解释。你签了字，对大家都好。”
“郭婷的主意？”
他低着头，看不见表情：“是董事会的决定。”
我把文件放回桌上，没签。转身走了出去。
05
生日那天上午，我照例打卡进门。
门禁的绿灯亮了，一切正常。
我走到办公室，放下包，打开电脑，桌面上有个未读邮件。
我点开看，是人事部发来的，主题：“离职交接流程说明”。
附件里，门禁权限将于今日下午五点取消，邮箱即时停用，工位请于下班前收拾完毕。
我真服了。连半天都舍不得多给我。
我坐在工位上，环顾这个待了八年的地方。
桌子上摆着一台老式放大镜，是当年做第一代设备时用的，镜片边缘磨出了毛。
角落里有一个黑色搪瓷杯，白漆掉了一半，是刘嫱那年厂里发的劳保品，我用了八年，没舍得换，就是杯底有个小缺口，喝热水时容易漏。
我拿了个纸箱，把东西一件一件放进去。
放大镜，搪瓷杯，一沓旧图纸，两张刘嫱和孩子的照片，一本翻烂的技术手册，一根用了三年的签字笔。
纸箱不大，装完刚好。
同事们三三两两站在格子间外头，没人过来。
只有胡天翊站在走廊尽头，他是我的徒弟，跟我干了五年。
他手里攥着一杯奶茶，看着我，没有说话。
我经过他时，他低声喊了一句：“师父……”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好好干。”
从楼道出来，刚走到一楼大厅，我听见有人在后面喊：“李振！”那声音急促，带着喘。
我回头。
郭斌从电梯里快步走出来，西装扣子没系，手里攥着手机。
他走到我面前，压低嗓子说：“你明天能不能先别走？公司有好几个项目还挂着你的名字，客户点名要你对接，你这一走，我怎么跟人家交代？”
我没说话。
他又说：“这样，你先留下来，我给你挂个顾问，一个月两万，不用坐班，有事打电话就行。明年的50亿利润，总得有人兜底。”
我看着他，那张脸还是那张脸，只是眼神里的光没了，只剩焦虑。
我忽然一点也不气，只觉得累，像干了一天的重活，骨头缝里都透着酸。
我没甩脸色，没反驳，只是把纸箱往上托了托，转过身，走了出去。
郭斌在身后喊了一声：“李振！”我没有回头。
出大门时风特别大。
纸箱里的茶杯被风一吹，发出咣当一声轻响。
我低头看了一眼，眼眶有点热。
五十岁，我不知道后半生还来不来得及，但我知道我再也不想回这个鬼地方了。
晚上回到家，刘嫱已经把排骨汤炖好了，香气扑鼻。
我进门时她看见我手里抱的纸箱，愣了好一会儿，随后一句话也没问，先把汤盛了出来，放桌上。
我们面对面坐着，我把汤喝完了，抬头看见她坐在对面，眼圈似乎有点泛红。
她低头扒拉碗里的饭，没有问我“怎么了”三个字。
我只跟她说了一句：“我不打算上班了。”
她放下碗：“那你想干嘛？”
“我想自己做。”
她顿了顿：“好。做不做得了另说，先吃饭。”
那晚我在阳台上坐着，抽了半包烟，看着城市的灯火一盏一盏灭掉，天边泛白时，我掐灭最后一根烟头，进屋把那份合同复印件翻了出来，拍了一张照片。
我告诉自己，李振，五十岁不算晚，只要你还能拿起家伙。
06
我原本以为，拿了那份合同，至少能有点底气去谈。结果人事这边比我想的还要冷。
我去问劳动仲裁，才知道郭斌早在一个月前就找关系，把华晨的技术总监岗改成了“特殊合作关系”。
明眼人一看就懂，这岗位不是劳动法意义上的正式员工，所以解雇不用按正式员工来赔偿，仲裁窗口直接卡在那儿。
老周在电话里骂了一句。
“老李，郭斌这步棋是有备而来的，合同条款那件事他可能忘了，但裁你这件事，他是一早就有预谋。”
我挂了电话，在电脑前坐了很久。然后我又打了胡天翊的电话：“小胡，你到你师父这儿来一趟。”
胡天翊当天晚上就来了。进门看见我桌上摊开的合同和仲裁资料，什么都明白了。他站在门口沉默了一会儿，说：“师父，我把辞职报告交了。”
我愣了一下：“你疯了？你才二十七岁，你在华晨还有大好前程。”
他说：“师父，我在华晨干了五年，跟你学了五年本事。这份人情不是钱能算的。你要是自己干，我就跟你干。我别的不图，就图跟你学东西。”
我看着他，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头发乱糟糟的，眼神却比很多四五十岁的人都要定。我最终没劝他回去，只给他倒了一杯水。
创业第三天，租了一个废弃机械厂的车间当工作室。
破是破了点，但场地也算宽敞。
设备是二手市场淘来的，一台旧数控铣床，一台平面磨床，花了六万块。
胡天翊蹲在地上调水平，我在旁边接线路。
刘嫱中午给我们送来两盒炒饭，蹲在车间门口看了一会儿，说：“你们这样搞下去，真能搞出东西来？”
我说：“不知道，但总得试试。”
可现实比想象中冷得多。
我拿着名片跑了一个月客户，好歹有五家老板愿意坐下来听我聊。
但聊完之后，没有一家续上话。
有个以前在华晨底下做过配件的老客户，跟我私交不浅，我找了他三次，他才跟我说实话：“李工，你那技术我没意见，我就怕你做成样品之后，华晨那边来告你侵权。我这厂子小，经不起官司。”
我听见“侵权”两个字，心里一沉。
晚上回去翻合同，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使用许可在我名下，但郭斌手底下的法务部还是放出了风声，说我的技术来路不明，属于侵害华晨知识产权。
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原本有意向的客户纷纷缩了头。
有几天，我坐在车间里，看着那台二手铣床发呆。
刘嫱知道情况不好，下班回来也没多说什么，每天照常做饭。
有一天晚饭后，她从卧室里拿出一本存折，放在我面前。
我翻开一看，三十万，一分不少。
她看着我说：“这是我俩这些年攒的一点家底。你以前说，退休以后带我回老家，在河边儿砌三间房养鸡种菜。你要想做这事，就趁现在还能干得动赶紧干。等真到了七老八十，想干也干不动了。”
我盯着那本存折，指腹在封面上蹭了两下，没抬头。过了好一会儿，我说：“你把钱都给我了，万一赔了呢？”
“赔了就赔了。”她语气很平静，“人比钱值钱。你还不到领退休金的岁数呢，我怕什么？”
我咧嘴想笑笑，没笑出来。最后什么也没说，把存折收进口袋，回车间拧机床的螺丝。
那段时间很苦。
我和胡天翊两个人挤在一间厂房里，早上七点开机器，晚上十二点关机。
他睡在仓库里，我睡在车间门口的折叠床上。
没钱请人，什么活儿都自己干。
有一次连轴转了三天，胡天翊差点在操作台前一头栽下去。
我把他拉起来，让他睡了一会儿，自己继续调参数。
就在钱快花完、项目快断了的时候，第五个月，我在行业展会上碰到了一个让我又惊又喜的人。鸿远重工的董事长，谢耀华。
07
那场展会，我咬牙花八千块租了个最角落的小展位。
没有宣传册，没有LED屏，就一台笔记本，加上我自己做的小型设备模型，放在一张破桌子上。
胡天翊看不下去，买了两瓶矿泉水，说：“师父，要不咱们也搞个横幅？”
我说：“搞那个有什么用，人家看的是干活。”
中午人不多，我在展位里吃盒饭，突然听见一个声音：“你就是李振？”
我抬头，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站在我面前，穿着灰色的夹克，手里拿着一副眼镜，鬓角有些白，但精神很好。
我认出他是谢耀华，鸿远重工的董事长。
同行业的人都知道他，白手起家，业内出了名的只认技术不认人。
我放下筷子：“谢总。”
他看了一眼我桌子上的模型，说：“这东西能转吗？”
“能。”我打开电源。
模型的小型夹头缓缓转动起来，发出细密平稳的声音。
谢耀华没说话，站在那里看了将近两分钟。
然后他问：“你做这套设备，什么时候的想法？”
“三年前。被华晨砍了。”
他轻轻“嗯”了一声，低头又看了看模型，才说：“李振，你这套东西，我愿意投。但我不是慈善家，我有我的条件：你的三项专利授权给鸿远重工独家使用，我给你五百万预付款。剩下部分，按技术股权进鸿远的盘子，价值三千万。如果半年内你完不成产业化验证，合同作废，五百万返还一半。”
胡天翊一听眼睛就瞪大了。这条件相当苛刻，摆明了是把人往墙角逼。但我知道，没有这一纸合同，我连墙角都够不着。
我说：“半年，我要是完成了呢？”
“完成了，后面整个系列都归你主导。”
我伸出手：“成交。”
签完合同当晚，胡天翊请我吃了顿烧烤。
他喝了两瓶啤酒，满脸通红，说：“师父，咱们总算有好活儿干了。”我心里高兴，但更多的是压在肩上的沉。
半年，两百四十二天，一套产业化设备，从图纸到样机，要赶在华晨前头做出来。
那段时间不能用“苦”来形容。
租的车间里没有空调，夏天四十度，满身汗顺着安全帽往下淌。
冬天又湿又冷，手套一摘下来，手指冻得握不住扳手。
为了一个液压系统的密封件，我连续试了十七种材料，最后熬到凌晨三点，才找到能承受高温高压的组合。
胡天翊那阵子瘦了十几斤，下巴尖得很明显。
有天他蹲在车间门口抽烟，我问他要不要休息两天，他摇摇头，说：“师父，我不累。我就是怕时间不够。”
我比他更怕。那五百万预付款，刘嫱那本存折加一起，就够烧四个月。我已经备好了车，再不行就把家里那套房子抵押出去。
到了第三个月，样机进入组装阶段，又卡在一个零件上。
那是设备的核心轴，公差要求极高，材料又硬，我们那台二手数控机床加工精度不够，连续报废三根。
废料堆在墙角，每一根都值好几千块。
胡天翊那晚没吃饭，蹲在车间外面，手里拿根烟，点了三次都没点着。他颤抖的嘴唇，我看了难受，比废了三根料还难受。
我走过去，蹲在他旁边。他说：“师父……要是完不成呢？”
我没有回答。因为我心里也发过无数遍同样的问号。
晚上十一点多，电话响了。刘嫱打来的。“你吃饭没有？”
“吃了。”
“你吃了什么？”
我沉默了一下：“泡面。”
她在电话那头顿了一会儿说：“回来吧。我炖了汤，用了新鲜玉米，再不回来就凉了。”
我握着电话站在车间的灯底下，机械的噪音停了，四周安静下来。我说：“好，我回来。”
挂了电话，我坐在机器边，看着那堆废料，闭了一会儿眼。
等睁开眼时，我想到一件我早该想到的事：我没有必要用这台旧机床去达到精度。
家里还有一台用了十几年的老手动机床，虽然小，但精度比这台数控车床要高得多，只要把导轨打磨一下，加工这个零件，准行。
第二天早上五点，我撬了一台老磨床做了导轨修整。胡天翊看见我往里搬设备，先是一愣，然后眼睛亮了。
第四个月，那根轴终于加工出来了，公差合格，装上之后连续测试了三次，稳得不能再稳。
那天下午，我靠在车间墙上，看着那台样机，手心全是汗。
胡天翊在我旁边站着，看着那台机器，一个字也没说。
机器转起来了，发出那种我熟悉的声音——平滑，密实，像打了十几年交道的伙计在跟你说话。
我从口袋里掏出手机，给刘嫱发了一条消息：“样机成了。”
08
就在我这边样机顺起来的时候，华晨那边开始乱套了。
郭婷上台后砍了我那些长线项目，研发中心的人换了一批又一批。
核心技术骨干走了一大半，剩下的都是新招的应届生。
他们接手我留下的技术文档时，连图纸版本号都认不全。
三条主力产品线连续出事：一条是控制系统协议不匹配，两条是核心部件装配误差超差，给客户交付的三批设备在验收时接连被退回。
消息传得很快，行业群里都在议论。
华晨的股价一周之内跌了百分之十二，郭斌的两名董事会成员公开质询管理层。
听说他在董事会上拍了桌子，让郭婷把手里头的烂账说清楚。
郭婷拿出方案说已经招了高薪技术团队，被郭斌一句“那也得等到猴年马月”给怼了回去。
后来他们大概是想起来了，华晨的命根子，还挂在一个被他们踢走的人身上。
郭婷找法务查合同，没想到查到了那条“普通使用许可自动失效”的条款。
她当时是什么反应，我没亲眼看到。
但听老周说，华晨的法务部连着开了三天会，最后结论就六个字：这官司打不赢。
郭斌给他打过电话，我没接。
他又给胡天翊打，胡天翊也没接。
有一回我在五金店买配件，碰见华晨的采购部经理，人家看见我，那张脸硬是挤了半天，挤出四个字：“李总，好久不见。”
我点了点头，没多聊。那些已经不重要了。
我更重要的是眼前这台样机。
第五个月，整机测试进入最后阶段。
所有指标都优化到了设计范围以内，但室温老化测试不过关。
连续三次跑没都坏在同一个焊点上。
我趴在设备底下查了半天，最后发现是采购来的那批焊料批次有问题，供货商以次充好，冷焊点一受热就开裂。
我气得不轻。
胡天翊劝我：“师父，换一批料再试。”
“换一批料要多花十二天，我们的合同期限只剩五十天了。”
他说：“那也比硬着头皮强啊。焊点不合格，甲方验收的时候一眼就看出来，到时候更麻烦。”
我蹲在设备前头，拿起那根断裂的焊料对着灯看了半天，放下来，又拿起来。心里清楚他说得对，可时间这东西，像沙子一样，攥得越紧漏得越快。
那天夜里我没走，在车间里重新整理了一遍装配流程，把每一个关键焊点重新排了日程。
第二天一早，我打电话给老朋友老章，他那儿的焊料是军工级别的，不掺假。
老章听完我这边的情况，说：“李振，我厂里正好有一批，下午给你送来，你先用着。”
下午三点，货到了。
六个人加班干了四个通宵，把全部焊点重新过了一遍。
接下来是连续七十二小时的满负荷试机。
那三天里，胡天翊跟我轮班盯着仪表读数。
我两次看见他靠在墙角，脑袋歪着就睡着了，手里还攥着记录册。
到了七十二小时的最后两个小时，一切正常。我站在设备前，盯着那块监视屏，手心全是汗。数字平稳地跳动着，每一个都像锤子一样敲在我心上。
六个小时过去，测试通过。
机器没有掉链子。
我抬起手，关掉电源，车间里安静得只剩电风扇还在转。
胡天翊从墙角跳起来，胡子拉碴的脸上全是笑：“师父，成了！咱们成了！”
我站在原地，看着他，忘了怎么笑。
那天晚上，谢耀华亲自来了一趟车间，带着两个工程师，里里外外看了一遍。
他站在样机前头，手指在机壳上敲了两下，转过身问我：“这是你们用这台旧设备做出来的？”
我点了点头。
他沉默片刻，说：“李总，后面的事情，按合同来。整个系列产品，都归你主导。”
合同执行完的那天，我到银行看了一眼余额，长长出了一口气。
09
又过了半个月，郭斌竟然亲自登门了。
那天傍晚，刘嫱在厨房里做饭，我坐在客厅看新闻。
门铃响了，我去开门，看见郭斌站在门口。
他瘦了不少，鬓角添了很多白发，穿一件灰色夹克，手里提着两瓶好酒，身边站着司机。
他看见我，咳嗽了一声：“李振，我来看看你。”
我想了半天，最终侧身让了条道。
他进了门，把酒放在鞋柜上，站在客厅里，看了一眼我家的陈设。
刘嫱从厨房探出头来，看见他的脸，微微皱了皱眉，又缩了回去。
她把灶上的火关了，拿着锅铲出来，那句“你先坐”讲得有些勉强。
郭斌坐在沙发上，我给他倒了杯水。
他喝了半杯，放下杯子：“李振，我想请你回去。技术部你来管，年薪两百万，百分之五的干股，郭婷调走，她不再插手技术中心的事。只要你点头，合同明天就能签。”
我看着他，似乎过了好一阵子才说：“斌哥，你这是在买我的技术，还是在买我的人？”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