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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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祐七年（1062年）五月十三日，北宋都城开封，枢密副使包拯在衙署处理军机要事时突然发病，被抬回家中后便卧床不起。
这位一生刚正不阿、令贪官污吏闻风丧胆的名臣，此时已自知时日无多。
他的长子包繶早已去世，膝下只剩年仅五岁的幼子包绶。
在这个权贵们忙着给子孙圈地、存金、铺路的年代，包拯的家中没有多余的田产金银，他提笔写下了一道仅有三十七个字的遗嘱："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
写完家训后他又加了十四个字的落款，嘱咐儿子包珙将这段话刻在石头上，竖立于堂屋东壁，以此告诫后世子孙。
两个月后，包拯在开封病逝，享年六十三岁。
这道近乎苛刻的家训，此后在包氏家族中流传了近千年，族人受其荫泽始终恪守本心。
到了现代，包拯的第二十九代孙包玉刚，没靠祖上留下的任何物质家产，白手起家闯入航运行业，最终成为闻名世界的"世界船王"。
从一道刻在石头上的冰冷家训，到一个掌控全球航运命脉的商业帝国，这中间跨越了近九百年的时光，包氏家族究竟凭借什么穿越了朝代更迭与时代巨变，将祖先的精神财富一代代传递下去，又在现代社会中将其转化为惊人的商业能量。
【一】端州掷砚：包拯的清廉底色
包拯生于999年，庐州合肥人，父亲包令仪自幼刻苦读书，考中进士，做过知县。
在父亲的影响下，少年包拯勤奋好学，熟读《易》《诗》《书》《左传》等儒家经典，逐步形成了自己的人生理想和行为规范。
天圣五年（1027年），二十九岁的包拯考中进士，正式踏入仕途。
然而就在这一年，他做出了一个令旁人震惊的决定——辞官回乡，侍奉年迈的双亲。
当时的朝廷制度规定，进士及第后应立即赴任，包拯却宁可放弃来之不易的仕途，也要守在父母身边。
这一守就是十年，直到双亲相继去世，守丧期满后，三十九岁的包拯才重新出仕。
他在离别家乡前写下了一首明志诗："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仓充鼠雀喜，草尽兔狐愁。史册有遗训，毋贻来者羞。"
这首诗直抒其为官心要清、为人道要直的心声，此后成了包拯一生为官、为人的座右铭。
景祐四年（1037年），包拯赴天长县任知县，开始了他的地方官生涯。
在这里，他留下了正史记载中最著名的断案实例——"盗割牛舌案"。
县里有歹徒割掉人家耕牛的舌头，牛的主人前来告状。
包拯略一思索，对牛主人说，你回去把牛杀了卖肉，但不要在县里卖，拿到外乡去卖。
牛主人不解，耕牛的舌头被割，活不成了，杀了卖肉也是亏本。
包拯却说，你照做便是。
果然，不久就有人来告发牛主人私宰耕牛。
包拯当堂喝问此人："你为何割了人家的牛舌，又来告发？"
那人顿时面如土色，伏地认罪。
原来，割牛舌者与牛主人有仇，故意割去牛舌使其无法进食，料定牛主人会杀牛卖肉，再来告发其私宰耕牛之罪。
包拯将计就计，引蛇出洞，一桩无头案就此告破。
庆历元年（1040年），包拯被调任端州知州。
端州即今天的广东肇庆，当地出产的端砚是文房四宝中的极品，历来是朝廷贡品，达官贵族都以收藏一块上好的端砚为身份地位的象征。
在包拯之前，端州的历任官员都会借着进贡的名义，额外征收几十倍的端砚，用来巴结朝中的权贵，为自己谋求升迁铺路。
包拯到任之后，立刻革除了这项弊政，严格要求只按照朝廷规定的数额制造端砚，多一块都不许收。
他在端州任职期间，储粮备荒、凿井取水，治理了西江水患，还创办了当地第一所官办书院——星岩书院，百姓安居乐业。
在端州任职数年后，包拯即将乘船离开。
当地百姓感念他的清廉与恩德，一位砚工私下精心制作了一方上好的端砚，悄悄塞进了包拯的行囊。
包拯的手下见是一方砚台，并非金银珠宝，便没有声张。
船出羚羊峡，行至江中时，包拯发现了这方砚台，严厉申饬了手下人，随即拿起那方价值连城的端砚，毫不犹豫地抛入了滚滚江水之中。
这就是流传千古的"岁满不持一砚归"的典故。
后来当地人把那里叫做掷砚渚，明代还在旁边立了碑，写着"星岩朗耀光山海，砚渚清风播今古"，以此纪念他的清廉。
离开端州后，包拯的仕途一路升迁。
他先后担任监察御史、知谏院等职，进入了中央言官系统。
在这个位置上，包拯的锋芒得到了充分的施展。
他先后上疏弹劾了淮南转运使王逵、三司使张方平、雄州知州刘兼济、吏部侍郎宋祁等多名贪腐官员。
他弹劾王逵"苛政暴敛，殊无畏惮""害民蠹化"，连续六次上奏，最终促使宋仁宗将王逵罢官流放。
他弹劾三司使张方平"身主大计，而乘势贱买所监临富民邸舍，无廉耻，不可处大位"，言辞犀利，毫不留情。
在进奏的《乞不用赃吏疏》中，包拯更是慷慨直言："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
把清廉看作百姓的表率，将贪赃枉法者看作民贼，疾恶如仇的秉性展露无遗。
包拯在庐州任职时，他的亲戚得知他做了官，纷纷前来攀附，其中就有他的舅舅，企图借着包拯的权势徇私枉法。
包拯对此毫不姑息，亲自开庭审讯了他的舅舅，并杖责数十大板。
自此以后，亲朋好友再也不敢违法乱纪，"自是亲旧皆屏息"。
包拯用这种近乎冷酷的方式，向所有人表明了一个态度：在法度和原则面前，没有任何人可以例外，哪怕是至亲。
包拯为官二十六年，始终保持着极其俭朴的生活作风。
虽然他后来做到了高官，吃穿用度却和普通百姓没什么两样。
曾巩评价他"仕至通显，奉己俭约，如布衣时"。
他一辈子没给子孙留下什么田产金银，却用自己的言行，给整个家族定下了清廉刚正的底色。
这种底色，不是写在纸上的空洞说教，而是他用二十六年如一日的实际行动，一笔一画刻进包氏家族血脉中的精神基因。
【二】三十七字：刻在石头上的规矩
嘉祐元年（1056年），五十七岁的包拯出任权知开封府，这是他仕途中最具传奇色彩的职位，也是后世演义中"包青天断案"的核心舞台。
开封府是北宋都城的首府，权贵云集、关系复杂，历来是最难治理的地方。
包拯到任后，推行了几项雷厉风行的改革。
首先是废除"门牌司"制度。
北宋开封府旧制，百姓告状需要先通过府衙的"门牌司"递交状纸，这些小吏借机敲诈勒索，百姓往往状告无门。
包拯上任后，直接下令打开开封府正门，百姓可直接击鼓鸣冤，当面递交状纸，彻底废除了中间环节的贪腐。
自此，吏民不敢欺，实现了官民"无复隔阂"。
其次是公正断案，一视同仁。
无论是平民百姓，还是皇亲国戚、达官贵人，在包拯面前一律平等。
他处理了大量京城的民事、刑事案件，杜绝权贵徇私，哪怕是宗室子弟犯法，也照样严惩。
开封府的治安迅速好转，京城百姓称"开封有包公，权贵皆敛手"。
再次是整治水患。
开封府的惠民河因权贵豪强在河道两岸修建豪宅、园林，堵塞河道，每逢雨季必发大水，百姓苦不堪言。
包拯查明后，不畏权贵，下令将违法建筑悉数拆除，疏通河道后，水患彻底解决。
包拯在开封府任职仅一年零三个月，却让开封府吏治焕然一新。
当时京城流传一句民谣："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
这句话既是对包拯的敬畏，也是对他的最高赞誉。
"包青天"的称号，就是在这个时期彻底定型的。
嘉祐三年（1058年），包拯离开开封府，升任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随后又历任三司使、枢密副使，达到了仕途的顶峰。
三司使掌管全国财政，枢密副使是枢密院的二把手，相当于副宰相级别的高官。
身居高位的包拯，生活依旧极度简朴，衣食住行与普通官员无异，家中无余财，也从不为子孙谋求私利。
在这个位置上，包拯依然保持着那副铁面无私的做派。
宋仁宗宠妃张贵妃的伯父张尧佐，本身无才无德，全靠裙带关系上位。
宋仁宗接连提拔他为三司使、宣徽使等四个要职，包拯连续七次上奏弹劾，甚至在朝堂上与宋仁宗当面争执，言辞激烈，唾沫星子都溅到了宋仁宗的脸上。
仁宗最终被迫罢免了张尧佐的要职。
宰相宋庠身居高位却尸位素餐，包拯上奏弹劾其"庸碌无为"，最终宋庠被罢相。
无论是皇亲国戚还是当朝宰相，只要有贪腐或不作为，包拯绝不姑息。
嘉祐七年（1062年）五月十三日，正在枢密院处理军机要事的包拯突然发病，被抬回家中后卧床不起。
宋仁宗多次派太医诊治，但终究无力回天。
包拯深知自己时日无多，大儿子包繶已经去世，小儿子包绶只有五岁，还不太懂事。
按照朝廷的规定，自己去世后，仁宗皇帝会给予"荫补"，小包绶会继续做官。
功名利禄对世人的诱惑力太大了，如果丢失道义，贪权好利，就会坠入赃滥的泥潭，变成社会的罪人，也会败坏自己的名声。
思前想后，包拯提笔写下了那段流传后世的家训："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
写完这三十三个字后，他又在后面加了十四个字的落款："仰珙刊石，竖于堂屋东壁，以诏后世。"
总共五十一字，要求儿子包珙将这段话刻在石头上，竖立在堂屋东边的墙壁旁，用来告诫后代子孙。
这道家训的核心，就是两个字：敬畏。
包拯不怕子孙穷，就怕子孙"脏"。
他知道，金山银山，若是没有德行去承载，迟早是祸害。
他用"死后不得入祖坟"这种最严厉的惩罚，给子孙划了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
在那个讲究族姓观念的时代，被逐出家门、不得入祖坟，是对一个人最彻底的精神否定。
这道红线，从此成了包家子孙头顶的一把剑。
嘉祐七年六月初九（1062年7月3日），包拯在开封病逝，享年六十三岁。
宋仁宗听闻消息后悲痛不已，辍朝一日以示哀悼，追赠他为礼部尚书，谥号"孝肃"。
按古谥法，"肃"字为上谥法，刚德克就曰肃，执心决断曰肃，正己摄下曰肃。
一个"肃"字，恰如其分地传达出人们对包拯清心直道的高度肯定。
同年，包拯的女婿文效将他的灵柩从开封运回合肥，归葬故里大兴集。
那道刻在石头上的家训，就此成了包氏家族千年不变的最高准则。
包拯的谥号"孝肃"中，"孝"字体现了他早年辞官侍亲十年的至孝品格，"肃"字则概括了他一生刚正严明的为官风骨。
这两个字合在一起，构成了包氏家族精神的完整内核：对内有孝悌之情，对外有肃正之节。
这种精神不是抽象的道德说教，而是包拯用一生的言行铸就的活生生的榜样。
他的子孙后代，正是在这种榜样的感召和家训的约束下，一代代地将这份精神传承了下去。
【三】三代守训：包绶与包永年的清廉
包拯去世时，幼子包绶年仅五岁。
包拯的长子包繶早已英年早逝，留下儿媳崔氏。
崔氏是个极其坚贞的女子，包繶去世后，娘家人多次劝她改嫁，她都坚决拒绝，甚至以死明志，说要留在包家侍奉公婆，抚养幼子。
包拯夫人董氏病逝后，崔氏承担起了整个包家的重担。
她一边靠给人洗衣缝补维持生计，一边教包绶读书识字，时常拿包拯的家训告诫他，做人要清白，做官要廉洁。
包绶九岁时，崔氏亲自为他张罗了祖母董氏的后事，将董氏葬在包公墓侧。
此后包家便由崔氏主持。
包绶成年后，崔氏一手作主为他娶了庐州知州张田的女儿张氏为妻。
张氏不幸早逝后，崔氏再次主婚，给包绶娶了宰相文彦博之女文氏为妻。
成婚之后，崔氏还派人到开封一带寻找包绶的生母孙氏，最终将孙氏接回合肥，让包绶母子团聚。
崔氏于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年）病殁，享年六十二岁。
去世之时，包绶正在开封担任国子监丞，闻讯后悲痛欲绝，连夜奔丧回到合肥，为崔氏披麻戴孝，犹如对待生母一般。
包绶八岁时，正逢朝廷三年一次的祭祀圣典，百官照例晋升一级，包绶由"太常寺太祝"升为"大理评事"，后又转为"承事郎"，在童稚之年便具有了八品官的身份。
宋哲宗时期，宰相文彦博念及包拯之后唯绶一身，便向宋哲宗呈了《举包绶》的奏章。
宋哲宗赐包绶做濠州团练判官，这是包绶第一次正式做官。
他在濠州处世严峻，办事认真，奉公守法，不贪图财利富贵。
濠州知州见包绶身为名门之后却不以势自居，遇事便常与他讨论，包绶也对知州直言不讳，二人相处甚欢。
三年任满，离开濠州时，包绶博得了一个廉洁勤政的好名声。
此后，包绶调至开封，升为七品宣义郎，任少府监丞，负责管理天子使用的龙袍、车驾、宝册、符印、旌旗等物，赢得公卿们的赞许。
后又被任命为汝州通判，每到一处，他必鞠躬尽瘁，造福一方，清风所至，无不赞叹这是"名臣之后"。
崇宁四年（1105年）十月，包绶调任潭州通判。
赴任时途经合肥，他安排好家事，便乘船沿南淝河进巢湖，后入长江，溯江而上。
然而正值年富力强、前程似锦之时，他在途中身染重症。
船只开到黄州附近时，包绶撒手归西，终年四十七岁。
后来人们打开包绶的行李，发现除了任命状、书籍、文具、著述之外，找不到任何一件值钱的东西，衣袋里只找出四十六枚铜钱。
这个五岁就被赐为"太常寺太祝"，后来又掌管大内珍宝，官至六品的达官贵人，与世长辞时口袋里只有如此少得可怜的铜钱。
他的妻子文氏，身为将相五十年、名声赫赫的文彦博的小女儿，生活作风却是"薄于自奉，于物无所玩"，"赋性寡欲"，以清净自持，生活朴素。
夫妻同葬一冢，都是土坑木棺，与平民葬式没有两样。
包绶过世时，儿女均未成人，一家老小只有依靠官府和姑丈文效接济度日，甚至无法将包绶的遗骸从黄州运回合肥。
直到十六年后，包绶的儿子包耆年、包景年都已成家立业，经济稍有转好，才把父亲包绶的棺骨从湖北运回，葬入合肥大兴集的包氏大茔之中。
包绶和文氏的合葬墓紧邻在包公墓的左下侧，棺木直接埋入土里，与平民葬式没有两样。
包绶与张氏共有四个儿子，包康年、包耆年、包彭年、包景年，另有两名女儿早早夭折。
包康年和包彭年兄弟也在父亲包绶过世不久便相继死去。
包绶的墓志铭记载，包绶一家共有十人，其中七人在幼年和青年过世，唯有包绶年龄最长，但也才四十七岁。
包绶儿女众多，俸禄低微，却又为官廉洁，家中几乎没有积蓄。
包绶的儿子包永年，字延之，同样恪守祖训。
他以廉、孝著称，历任无为军巢县主簿、开封府咸平县主簿、袁州分宜县尉、处州遂昌县令、金州司工曹事等职。
在咸平县任职时，这个剧邑的吏民对他爱戴有加。
在分宜任职时，他与县令论事不协，毅然解秩退休，宁可丢了官也不愿违背原则。
在遂昌任县令时，因生母萧氏去世，他恳切请归，朝昏侍奉，尽敦子职。
在金州任职时，同曹事有不决者，皆画谋于公，岁满时州人愿留他不可得，攀辕翳道，相与瞻望叹嗟，说"包公之后，信乎有是贤孙也"。
政和八年（1118年），包永年改宣教郎，知鄂州崇阳县事。
礼上之明年，他以疾告朝假归治，不久便去世了。
清理他的财物，"了无遗蓄"，丧葬费用还是两位堂弟资助的。
他的墓也只是土坑木棺，连富裕的百姓也不如。
祖孙三代为官，没有一个贪污受贿，全都清廉自守。
包氏家族的名声也因此愈发响亮。
1973年，文物部门在清理挖掘安徽省合肥市东郊大兴集北宋包拯家族墓群时，除出土包拯及夫人子孙等六盒墓志铭外，发现有五十余件随葬品，但只是陶瓷器、铜镜、铜钱、银压胜钱等，并没有一件贵重的金器或玉器。
从包绶墓中出土的一枚砚台，也仅为极其普通的一枚歙砚。
这枚小小的歙砚，如今被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陈列在合肥包公墓展览馆的展柜中，无声地诉说着包家三代人的清廉。
【四】乱世迁徙：从合肥到宁波的包氏后人
北宋末年，金兵南下，天下大乱。
包绶的六世孙包元吉官至南宋翰林院待制，是包拯子孙中由安徽迁往江浙的第一人。
此后，包氏后人随着南宋朝廷的南渡，逐渐在江南各地扎根繁衍。
到了清康熙年间解除海禁之后，沿海港口城市宁波从商者日众，包氏后人大约从此时开始涉足商业。
包拯第二十世孙包奎祉，是包玉刚的太祖父。
他年轻时偶拾巨金，后将财物全部奉归原主。
失主为感谢他，邀请他一起前往福建经商，包奎祉"由是获利起家"，家道蒸蒸日上。
他在宁波镇海钟包村建了一幢五间二弄的宅院，这就是后来的包玉刚故居。
包氏家族从耕读传家逐渐转向经商，但无论从事什么行业，包家始终恪守着祖先留下的那条底线：做人要正，做事要干净。
1918年11月10日，包玉刚出生在宁波镇海钟包村这个商人家庭。
他的父亲包兆龙具备极好的商业前瞻能力，早年在湖北汉口经营一家名为"包平和鞋帽庄"的鞋铺，生意做得有声有色，后来又转到上海开银号。
包玉刚早年在家乡入镇海中兴学堂读书，后入吴淞商船专科学校学习船舶相关知识。
十六岁时，他随父亲在武汉的自营鞋庄工作，白天上班，晚上去夜校学习金融管理。
他从小就对大海和商船充满了向往，在吴淞求学期间，经常跑到码头看船只往来，在心中埋下了与海洋有关的种子。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包玉刚辍学。
1938年，他来到上海，在中央信托局保险部工作。
此后，他先后供职于中国工矿银行，任衡阳分行副经理，未几又任重庆分行经理。
在银行的七年时间里，他从一名普通职员一路升迁，积累了大量的金融从业经验。
抗日战争胜利后，他改任上海市银行业务部经理，1946年升任副总经理兼业务部经理。
在这段银行业生涯中，包玉刚对金融和信贷游刃有余，也为日后在航运业中运用金融手段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就在仕途一帆风顺之时，包玉刚却做出了一个令亲友迷惑不解的决定——辞职。
他对金融行业失去了兴趣，心中始终惦记着那片他少年时向往的大海。
1949年3月，包玉刚携妻女从上海前往香港，开始了人生的新篇章。
初到香港，包玉刚与父亲带着数十万元的积蓄，与人合资开设华人行，经营进口贸易，为大陆装运钢材、棉花、药品等紧缺物资。
但内地土产统一出口后，这条路被堵死了，他们不得不寻找新的出路。
包玉刚的父亲包兆龙准备转型房地产，而包玉刚想起了童年对海的向往，提出了经营海运的主意。
母亲劝他，"行船跑马三分险"，搞海运等于把全部资产都当成赌注，稍有不慎就会破产。
父亲也认为，香港的航运业已经十分发达，竞争相当激烈，而包玉刚对航运完全是门外汉，凭什么经营航运？
但包玉刚主意已定，矢志在海洋运输业谋求发展。
他一面继续做好家人的说服工作，一面四处了解有关船舶和航运的情况，认真研读有关航运和船舶方面的书籍。
1955年，三十七岁的包玉刚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大跌眼镜的决定：拿出全部积蓄买船搞航运。
在父亲的支持下，他四处奔走，发动亲戚朋友集资，筹得20万英镑。
他从伦敦的船舶经纪公司得知，英国威廉逊公司有一艘旧货轮待售，要价22万英镑。
包玉刚直接带着现金赶赴伦敦，与威廉逊公司当面谈判，最终以20万英镑的价格买下了这艘建造于1927年的燃煤旧货轮。
这艘船出售时已有28年船龄，排水量8200吨，在同行眼里不过是一条快要报废的烂船。
但包玉刚却像得了稀世珍宝一样，请人将它整修油漆一新，取名叫"金安号"。
买下"金安号"后，包玉刚创立了环球航运有限公司，与日本一家船舶公司谈妥，将"金安号"转租给这家公司，从印度运煤到日本。
当时世界各国的航运业者普遍采用短期出租的方式，每跑一个航程就结算一次，收费标准高且随时可以提高运价。
希腊船王奥纳西斯、美国船王路德威克，以及香港船王董浩云，都是这样做的。
但包玉刚却出人意料地采取了长期出租的经营方式，把自己的船为期三年、五年甚至十年地租给别人，租用者按月交纳租金，但租金标准却要低得多。
许多人都在嗤笑这个不自量力、不懂规矩的外行人，但包玉刚自有他的打算。
他曾对人说，他的座右铭是"宁可少赚钱，也不去冒险"。
他谋求的是长期稳定的收入，这是放眼未来的一种经营方法。
1956年，埃及宣布收回苏伊士运河主权，运河关闭，全球海运航线被迫调整，运费一夜之间暴涨。
"金安号"与日本山下公司的租约到期后，山下公司不得不以数倍于原价的租金续约。
包玉刚拿到这笔意外的财富后，加上抵押"金安号"借贷获取的资金，又购入了一艘二手船。
同年，他以一艘船向汇丰银行承作抵押借款，得到了汇丰银行高级职员桑达士的同意，取得了一小笔贷款。
稍后，包玉刚得到一个用100万美元买一艘7200吨新船的机会，也找到了租主，可是没有钱买船。
他向桑达士提出贷款100万美元，桑达士认为他简直是在开玩笑——一无资金，二无保证金，万一赔了怎么办？
但包玉刚利用租船人的迫切心情，竟然真的弄来了一张75万美元的"信用状"。
桑达士对这个年轻人的毅力彻底折服了，同意贷款给他。
这次"空对空"的胜利，是包玉刚与汇丰银行建立借贷关系的开始。
短短几年间，包玉刚就拥有了七艘二手船。
截至六十年代中期，他手中的环球航运旗下船只已达二十余艘。
他给每艘船单设一家公司运营，财务核算上又全部集中在一家公司，以减少成本、分散风险。
他采取银行家的作风和方法去管理船队，坚持稳健经营，在成本的核算上无微不至。
尽管许多同行对他的做法嗤之以鼻，但包氏稳健信实的经商作风，却为他赢得了诸多租户的青睐。
包玉刚的船队越做越大，他的名字开始在香港航运界流传。
然而，真正让他从一个普通的船东跃升为世界船王的关键一步，还没有到来。
1967年，中东战争爆发，引发了全球石油危机，国际油价暴涨，航运市场的格局再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包玉刚在这场危机中做出了一个令整个航运界震惊的决定，这个决定不仅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也让包氏家族的精神财富在现代商业社会中爆发出了惊人的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