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时间的人：一个人为什么用我很忙来证明自身价值？

“我们坚持寻求具有连贯性的生活，我们正在做的就是向我们自己和他人讲述和重新讲述关于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和我们在干什么的故事。”

——David Carr，“Time, Narrative and History”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在线工作、和电脑打交道的工作被视作精英职业，不用在田间地头经受风吹日晒就可以获得稳定工资的日常，代表着某种体面生活。受到这种观念影响，相当一部分Z世代将大厂工作视为一条通往体面生活的道路，仿佛踏上这条道路，人生就能冉冉上升，进而像电视剧中的那些白领一样获得美好人生。他们走过应试教育的湍急河滩，发现大厂工作的门槛越来越高，一部分学历光鲜、经验较多的个体获得了被周围人赞赏的工作。然而，令他们始料未及的是，这些令人羡慕的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让人喘不过气。在庞大的工作量之外，移动网络还模糊了私人生活与公共工作的界限，劳动者与资本家在社会生产关系中的不对等更是持续推动着劳动的家庭主妇化（Housewifization of labour）。1986年，玛丽亚·米斯（Maria Mies）在《纳尔萨普尔的花边制造者：为全球市场生产的印度家庭主妇》一书中提出此概念用来描述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的合谋，把大量劳动改造为类似家庭主妇劳动的形态，这使得资本家在不给予劳动者正式工人待遇的情况下使劳动者付出与正式工人相同的劳动量。在社会的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劳动者为平台产出数据，平台利用劳动者的注意力获得盈利，但劳动者并不享有数据的所有权，也无法在平台上变得可见。

电影《上班一条虫》剧照

然而，当下一个颇为怪诞的现象是，相当大一部分人在表示自己讨厌忙碌、讨厌优绩主义的同时，又在和他人的交往中将自己描述为一个忙碌的、有正事要干的人。他们或多或少信奉着工业社会的信条：一个忙碌的人是有价值的人，一个在忙碌中产生最大价值的人会被视为有发展前景的人。个体在不断努力、提升业绩的过程中，产生了自己在接近精英阶层的幻觉，并在多线工作中感受到掌控世界的自由。

一、命运的魔咒：没有时间的人是最有希望的人

格奥尔格·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提出“物化”概念，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生产的普遍化导致了人的意识和社会关系的物化。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异化劳动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的劳动是异化的，表现为劳动产品与劳动者相异化、劳动过程与劳动者相异化、人类的本质与人相异化、人与人相异化四个方面，劳动者仅仅在物品的生产与流通中被视为活的个体。

Modern Times. Dir. Charlie Chaplin. United Artists， 1936.

随着分工的高度专业化，以及货币经济和商品生产的发展，个体生命力遭受剥夺的程度也达到了顶点，其中最为突出特征是：人们不再拥有时间了。一个现代人无疑是忙碌的，不断向前的数字时间对人的生命进行着测度，在单位时间中就相关主题产出最多的个体被认为最有希望获得高工资，最有希望依靠自身能力实现晋升。“没有时间”和“最有希望”这两个看似互不相关甚至彼此互斥的词，却在都市生活中被病态地聚合在一起。如今，不乏有人通过保持忙碌来证明自身价值，物化结构非但没有成为被反思批判的对象，反而经由个体对物化的痴迷与认同而变得愈发牢固。

“现代人的身体的置身之基如果没有被抽掉，至少也被置换了。”马克思·韦伯通过清教徒的节俭品德剖析了时间如何被视为上帝恩赐的财宝，以及人的身体如何被置换为储蓄的身体。清教徒的勤俭不仅体现在省钱上，更体现在将时间当成上帝的恩赐：他们认为生命不应该被浪费在享乐上，会在工作时精确规划时间，提高效率。这种时间管理意识让劳动更系统、产出更快速，在无形中扩大了社会分工。清教徒本想通过俭朴生活荣耀上帝，却在劳动过程中积累了大量财富，最终选择不断投入生产、扩大经营。

二、忙碌被赋魅：被时间控制的人假装控制时间

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和资本主义分工的细化，物品生产越来越多，超出了消费者的基本需求，变成了为生产而生产的病态循环，持续扩张的垄断资本主义应运而生。现代化是经济理性以强大力量压倒反思性主体的过程：“神性-形而上学性消退之后，以货币为象征的工商主义精神占据了统治地位。”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的货币，获得了可以等价并超越一切的终极价值。由于时间和工资挂钩，一个被视作浪费生命的人，不再是因为他在蹉跎光阴，而是因为他浪费的时间可以创造钱。“货币促进了社会关系的理性化”，人也被缩略为功能性的部分。

部分个体将自身被外物控制而不断赶场的状态理解为是自身在控制时间，是伟大的现代个体拥有站在都市之巅、傲视群雄的创造性自由，这种自身在控制时间的壮举通过“我很忙”、“我忙到很晚”表露出来。然而，一个真正控制时间的人应该悠游于时间，个体在“无为而无不为”的状态中自在自然地饮食睡眠，通向创造。在真正控制时间的状态中产出是自然的，不产出也是自然的，他们不会通过“我很忙”来宣告什么。在那些习惯说“我很忙”的人看来：只有保持产出才是自然的，无法专注、无法推进是需要被修正的反常状态，只有持续产出的人才是有价值的人。

电影《助理》剧照

节省时间就是节省生命、节省生命就是有可能在有限生命中做更多的事情的认识下，感叹忙碌成为一种光荣的事情，是“我是一个珍惜生命的人、有工作能力的人”的例证。忙碌不再成为被吐槽的对象，而是成为一个享受的对象，甚至记录当下的忙碌成为可以炫耀的东西。在油管和小红书平台上，不乏用户将自身的工作内容拍摄视频，并将摆放着苹果电脑、摆放着咖啡和一堆书的桌子的图片设置为封面。大量并不参与平台利益的分配用户模仿着这种“精英的日常”，讽刺的是，这种对工作内容的再加工与展示就涉及情感劳动，即个体对没有报酬的事情付出劳动。“今天所称的情感劳动（affective labor）根本不是真正具有情感性的，因为它涉及的是以预先定义和预先包装的情绪形式出售劳动力。”

三、争相成为模范对象：一个不敢休息娱乐的人

情感劳动和欲望相关，而自我的欲望是在摹仿他人的行动中形成。在欲望主体眼中，他者由模范变成了竞争对象，在《暴力与神圣》中，勒内·吉拉尔这种对他人欲望的欲望界定为模仿欲望（mimetic desire）：“人类相互影响，当汇聚一处时，便易于欲求同一对象。这并非欲望对象稀缺，而是因为模仿支配欲望。”同时，吉拉尔从欲望的冲突的角度思考人际冲突与暴力。在《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中，吉拉尔分析了欲望的三次演进——“三角欲望（triangular desire）”、“基于他者的欲望（desire according to Another）”，与“模仿的欲望（imitated desire）”。

如果一个人并不对奢侈品感兴趣，但是看到周围人背的包上都有相同的符号，她也会主动了解这个符号，并渴望拥有一只这样的包。欲望通过摹仿机制不断浮现扩散，而召唤出欲望的重要对象便是有象征价值的符号。忙碌同样如此，当一个人将自身的忙碌展现在社交平台上，并标注上某某高校的tag或某某地点时，这个展示就成为一个有象征意味的场景，使得一部分刷着手机的优绩个体进入反思状态：我这样是不是在浪费时间，我的同学是不是也在学习？我是不是也应该向别人那样，在学习之外再努力健身、发展自媒体账号，用多线工作把时间都占满，成为一个有正事可忙、有多渠道经济来源的人，这样一来我也能像网络上的意见领袖一样收获群体支持与社会认可？

反思自己使用媒介的娱乐功能的行为，传递出个体对自身相对优势可能被取消的巨大焦虑。相对优势指的是使自身在群体中脱颖而出的技能和储备，如一个通过绩点与竞赛成功保研的人，将自身的勤奋以及学科上的技能视为自身的优势，一个在学习和身材管理上都亮眼的人构成了对“小镇做题家”的优势。用户在媒介使用时产生愧疚心理往往担心自身被他人反超，即自身的优势也成为他人的优势了。“处于压抑状态的人，是以虚妄的意识来体验这个世界。他并没有看到存在物的真相，而把他的思想投射于事物上面，按其思想的投影与想象来看事物。正是这种投射与偏曲的幕幛，使他产生种种激情与焦虑。”在这种压抑状态下，精益求精成为被夸赞的品质。当一个人长时间学习之后，甚至不再会对自己说“那就休息一会吧”，而是更可能去买一杯咖啡，然后要求自己“打起精神来，你一定能做到”。在“精英就该是忙碌的”、“只有精英才会有正事要忙”的暗示下，疲劳不再被视为身体透支的反应，而是一个需要被修复的bug。一个注意力能随时集中、状态永远在线、情绪稳定的人代表着知识社会的精英形象。

四、永恒的欠缺：控制论对人本主义主体的消解

韩剧《黑暗荣耀》展现了那些竭力固守上流阶层位置的人为维护自身光鲜形象所付出的巨大代价。朴妍珍搬到世明市的别墅之后，便以近乎宗教徒般的顽强意志进行高强度的锻炼与将近零摄入的饮食：凌晨两点起床，空腹跳绳一小时，凌晨三点从别墅驱车前往首尔电视台，凌晨五点左右抵达台里，完成化妆与各项准备工作，参与早间气象直播。这种生活不仅没有被视作噩梦，甚至被视作上层的标配。这种生活方式通过影视作品进一步进入普通人的意识——这样的生活方式更接近上层。然而正如马克思所揭示的：“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何种方式是上流的生活并不是由方式本身决定的，而是由掌控生产资料所有权的阶级决定的。上层正是利用普通人对上层生活的想象来销售工业产品，稳固既有分配规则。

媒介体现着社会建构（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并参与着社会价值取向的转型。工业现代性借助媒介文化对梦、睡眠、黑暗展开消灭。晚期资本主义对劳动者身体和时间施加着软性控制，但实际上这种控制更加刚性，更加无可辩驳，因为它并没有以实体形式存在。它没有强制你“上厕所超过10分钟会受到惩罚”，但是会有领导的眼睛注视着你的工位；它没有使“白幼瘦”成为一种必须执行的身材模版，但文娱产品告诉你：“看吧，足够白、足够瘦、足够高的女人被认为是美丽的，而美丽的人会得到粉丝、一个有钱的人的爱和自己的事业。”

个体根据消费与幻想等若有若无的承诺来想象大他者、呼应大他者并成为大他者的代言人。欲望维系着现代人在劳动机器上无止境的运转，对他人欲望的模仿正是象征系统持续运转、资本扩大再生产的核心。在《24/7：晚期资本主义与睡眠的终结》（Late capitalism and the end of sleep）中，乔纳森·克拉里指出无尽的物品生产和数据流通是现代垄断资本主义对人的生命的极度控制，“24/7不仅预示着白天只剩下残骸，还意味着黑暗和朦胧被消灭了。任何照亮的状态都被废弃了，除了那些能为其所用的状态”。一方面是个人对幸福坚持不懈的追求，一方面是永远追求不到幸福的长久不满足。因为永远有人在比我更忙碌，在我娱乐的时间搜集更多信息，推进更多工作。在个体对他人生活的想象中，欲望螺旋永不止息，催促着个体的持续学习与自我优化，而资本家则借此收获了这份“满分的答卷”。

电影《完美的日子》剧照

五、结语

在来势汹涌的现代化进程前，“人的主体性获得发展，又往往经受着新的束缚甚至奴役”。人们被剥离开与土地、自然的联系，成为一个原子化的人，人与人的关系也成为转瞬即逝、浅薄空洞的关系。而资本主义正是通过将孜孜不倦、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品质与精英人士相关联，通过将“白幼瘦才是美丽的”与“美丽也是一种资源”相关联，通过将“爱自己”与“拥有某样东西就是爱自己”相关联，促使劳动者不仅在工作时间内产出价值，还在放假时间持续自我优化，在娱乐时间自我反思，养成通过消费释放压抑情绪的习惯，最终无法脱离资本主义的符号象征系统。

朗西埃指出，治安是以共识为核心的可感物分配，通过身体排序、分配位置、言说资格来使人们认可这套分配体系，构建社会秩序。政治则以歧义为本质，其目的是打破治安，让无分者得到入场和发声的机会。当一生都在忙碌不再被视为反常，反而被构建为精英式的上流生活时，娱乐和休息都成为罪过。消费成为宣泄压抑的渠道，治安越发稳定，人们关心的是尽可能在所有时间、利用全部资源将自己打造为一个体面的精英，真正的无分者不再被计算在分配体系内。

在资本主义、机器工业和发展主义的视野下，人类身体的机械化成为资本主义价值积累的主要方式。在每个人都背负着信息疲劳综合症（Information Fatigue Syndrome）的情况下，维持生存本身已经是精疲力竭的事情了，更不要提激发自身的创造力以及对他人的尊重和理解。资本借由对欲望的控制消失了人类的黑夜与闲暇。当一个人历尽千帆成为绝对理性、内核稳定的“精英”时，却发现自身的想象力和共同未来图景已经丧失。

【本文作者郝梦琦系湖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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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梦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