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年终奖4800，同事个个16万，我索性躺平睡大觉，28天后合同到期

我叫宋海涛，今年三十五岁，在省城一家老牌机械厂上班。我们厂原来叫红星机械厂，后来改制，叫红星重工集团，听着挺唬人，其实就是生产矿山设备配件的老厂子，在城南那片灰扑扑的工业区里，几栋旧厂房从五几年一直杵到现在，墙皮掉了又补，补了又掉，像一块永远好不了的癣。

我在厂里干了十二年，从毛头小伙干到中年。我待的部门叫技术保障部，听着高级，说白就是给车间画图纸、调设备、处理各种鸡零狗碎的技术问题。这活儿累人，天天跟油污和铁屑打交道，一身工作服没有干净的时候。可我不怕干活，我就怕闲。更怕的是，我干的活儿最多，拿的钱最少，到了年底还得堆着笑跟一帮不干活的人说“明年继续努力”。

我们部门一共十九个人。部长姓付，叫付国强，五十来岁，肥头大耳，走路都带喘。他小舅子在厂里开了个劳保用品店，我们部门采购的手套、工鞋、肥皂，全从他那儿走。这事人人都知道，没人敢说。副部长姓刘，叫刘建新，是个老好人，啥事都点头，啥事都不做主。剩下的人分几种，一种是真干活的，加上我三个，都是没背景没门路的，累死累活。一种是混日子的，按时上下班，坐在电脑前刷股票看球赛，月底工资照拿。还有一种，是付国强的心腹，主要工作是陪付国强抽烟喝茶，帮他写写发言稿，年底考核全优。

我属于第一种。车间报上来的故障单，我每天平均处理十五个以上。别人出差，我顶。别人请假，我顶。别人搞不定的技术难题，最后都甩给我。去年新上的数控切割机，整个部门就我一个人会调参数。几个老师傅退休以后，新来的小年轻什么都不会，我一边干自己的活，一边还得带徒弟。

我媳妇叫王丽，在超市当理货员，一个月挣三千二。我们有个儿子，今年八岁，上小学二年级。一家三口租住在厂区北边的一套老房子里，六十平米，月租一千五。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可我一直安慰自己，等熬到年底，年终奖下来了，就能松快一些。

我们厂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年终奖分三六九等。领导们自然不用说，付国强的年终奖年年全部门最高，有一年听说拿了二十万。干活的普通员工，分到手的也就万把块。可我心里总存着个念想，觉得我这一年干得比谁都多，领导总该看在眼里。就算不多，也不能太寒碜。

今年一月二十号，年终奖到账了。那天下午，办公室里的几个人陆陆续续收到了银行的短信。我听见隔壁格子间的小林“哇”了一声，然后压低声音跟旁边的人说：“到了到了，你多少？我十六万三。”另一个说：“我十六万五，比你多两千。”接着是一阵压不住的低笑。几个人开始交流起来，声音虽小，可那一个个“十六万”“十七万”就像铁砣子一样，一下一下砸在我耳朵里。

我拿起手机，点开银行通知短信。那条短信我看了三遍，每个字都认识，连在一起却像天书。四千八百块。没错，我宋海涛，十二年的老员工，一年干了别人三年干的活，年终奖四千八百块。

我坐在椅子上，半天没动。手机屏幕暗下去，又亮起来，是王丽发来的微信：“海涛，年终奖下来没？咱妈那药快吃完了，得再买。”

我盯着那条消息，手指在键盘上敲了半天，最后只回了两个字：“发了。”

她秒回：“多少？”

我捏着手机，不知道怎么回。四千八，连付国强小舅子卖给我那批货的零头都不到。我放下手机，站起来，走到窗口。窗外是灰蒙蒙的天，车间的机器声隐隐约约传过来，像一把钝锯子，一下一下割着我的神经。

那天晚上回家，王丽问我年终奖，我老老实实说了。她愣了半天，把手里的抹布往桌上一摔：“四千八？你干了一年就值四千八？你们部门那几个天天喝茶看报的，哪个不比你拿得多？宋海涛，你是不是得罪你们领导了？”

我坐在沙发上，低着头，不知道怎么回答。我知道王丽不是嫌我挣钱少，她是替我不值。这些年我加班加点，她一个人又上班又带孩子，从来不多说一句。她只是觉得憋屈，觉得这世道怎么能这么欺负老实人。

那晚我失眠了。翻来覆去，满脑子都是那四千八。我算了算，平均下来一个月四百块。我在厂里修了一年的机器，手上全是割伤烫伤的疤，到最后，我就值这么点钱。更可笑的是，第二天上班，付国强把我和另外两个干活的叫到办公室，递给我们一人一个红包，说是“部门特别奖励”。我打开一看，五百块。他拍着我的肩膀说：“海涛啊，今年效益不好，大家都不容易。你这个数，是我帮你争取过的。明年再接再厉。”

我看着他油光光的脸，突然很想笑。我憋住了，说：“谢谢付部长。”转身出了办公室。

从那以后，我像变了一个人。早上照常去上班，打完卡就趴在自己工位上睡觉。车间报上来的故障单，我随手扔在一边。有人打电话来问，我说“等会儿”，然后继续睡。我的三个徒弟坐在旁边，大眼瞪小眼，不敢叫我，也不敢自己上手。付国强派人来催，我闭着眼睛说：“让那些拿十六万的人去修吧。”

办公室里的人都知道我心里有气，可没人劝，更没人替我说话。大家像看一个随时会爆炸的哑炮，小心翼翼地绕着走。小林私下里跟人说：“宋海涛这是躺平了。不过换我我也躺。干了十二年，不如人家坐办公室的零头。”

我听见了，当没听见。我每天睡到十一点，起来去食堂吃个饭，回来接着睡。下午三点左右，我会拿张报纸，坐在窗边看半天。其实我一个字也没看进去。我在等。等我的合同到期。

我的劳动合同二月二十号到期。也就是说，从年终奖到账那天算起，我还能在厂里躺二十八天。这二十八天，我什么也不干了。我伺候了这厂子十二年，最后一个月，我要伺候伺候自己。

王丽不知道我在厂里躺平的事。她只是发现我回家早了，人也懒散了。有一天她问我：“海涛，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我说：“没有。就是累。”她看了看我，没再问。

到了二月初，事情开始发酵了。车间积压的故障单越来越多，有几台设备因为没及时检修，直接停了产。厂长把付国强叫去骂了一顿。付国强回来就冲到我工位上，拍着桌子说：“宋海涛，你什么意思？你想让全厂都停摆是不是？你信不信我扣你工资！”

我慢慢睁开眼睛，看着他。他的脸因为愤怒而涨得通红，像一块刚从炉子里夹出来的铁。我坐直身子，说：“付部长，您别发火。我就是个拿四千八的普通员工，能力有限。那些十六万的人才，比我强多了。您找他们去。”

付国强气得直哆嗦：“你……宋海涛，你这是在威胁谁？你以为厂里离了你就不转了？我告诉你，别太把自己当回事！”

我笑了：“我可从来没把自己当回事。我要把自己当回事，早就去找厂长说道说道了。付部长，您忙您的，我再眯一会儿。”

他狠狠地拍了下桌子，走了。我听见他皮鞋踩在过道上咚咚响，像要把地砖踩碎。我重新闭上眼，心里竟然有种说不上来的痛快。十二年了，我第一次觉得，自己也能挺直腰杆说句话了。

第二天，刘建新来找我。他坐在我旁边，搓着手，支支吾吾地：“海涛，我知道你心里不痛快。可你也不能这么耗着啊。这设备要是再停下去，厂里损失大了。你看，要不这样，我跟付部长说说，再给你补点？五千，行不行？”

我叹了口气，说：“刘部长，您是个好人。可您觉得，我宋海涛是差那五千块吗？我在厂里干了十二年，从学徒干到高级技师，我修的设备，外厂要挖我，月薪两万起步。我为什么没走？我就是傻，觉得这厂子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我不能见死不救。可到头来，我连个拿十六万的小年轻都不如。那五千块，您还是留着给那些优秀员工买锦旗吧。”

刘建新叹了口气，走了。

那之后，厂里的工作彻底陷入半瘫痪状态。我照旧睡我的觉。我的三个徒弟倒是忙了起来，可他们手艺不到家，很多故障处理不了，急得团团转。付国强天天黑着脸，见了我跟见了仇人似的。其他同事看我的眼神也变了，有佩服的，有害怕的，也有幸灾乐祸的。我不在乎。我知道，这场戏演完了，我就走。

二月十八号，离合同到期还有两天。那天下午，我刚从食堂回来，就看见办公室门口站着两个人。一个是付国强，另一个，是厂长马国明。马厂长今年五十六了，平时不怎么下车间，更不会来我们这种小部门。他穿着那件深灰色的夹克，脸色很沉。

付国强满脸堆笑，把我拉到一边，说：“海涛，厂长亲自来看你了。你可别再闹了。厂长说了，只要你现在回来干活，年终奖的事，他给你补到八万。”

我看看付国强，又看看马国明。马国明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海涛，你是老员工了，厂里有困难，你要理解。你的事，我也听说了。这样，先回来把生产恢复起来，其他的，都好商量。”

我看着他，心里那团火又烧起来，可奇怪的是，这次火是冷的。我笑了笑，说：“马厂长，您今天能来，说明我还有点用。可您知道吗，这十二年了，我头一回见您下车间。您知道我手上这些疤是怎么来的吗？您知道我们部门哪些人在干活，哪些人在混日子吗？您不知道。您只知道年终奖分下去，大家不闹就完了。现在我要走了，您来了。晚了。”

马国明的脸色僵住了。付国强在旁边急得直跺脚：“宋海涛，你别不识抬举！厂长亲自来请你，你还想怎么样？我告诉你，这厂里离了你，照样转！”

我点点头，说：“那最好。我合同后天到期，今天我就把手续办了。厂里既然离了我能转，那我就放心了。”

我回工位把自己的东西收拾了一下。其实也没什么，一个用了十多年的搪瓷缸子，一把游标卡尺，几本翻烂了的技术手册，还有一张儿子画给我的水彩画，上面画着我们一家三口。我把它们装进一个旧帆布包里，拉上拉链。

走到门口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办公室里的同事们都在看我，有人张了张嘴，像要说什么，可最终谁也没出声。我笑了笑，冲他们摆了摆手，说了句：“走了。你们忙。”

出了厂区大门，天还是灰的，风很大，吹得路边梧桐树上的枯叶满天飞。我站在大门口，回头望了一眼那栋爬满青苔的老厂房。十二年了，我刚来的时候，它还是红砖灰瓦，门口有个大铁门，一到上下班就吱呀吱呀响。如今大铁门换成了电动的，厂房外面刷了新漆，可里面还是那股铁锈和机油混在一起的味道。

我掏出手机，给王丽发了条微信：“我辞工了。”

她过了好一会儿才回：“辞了就辞了。晚上包饺子，白菜猪肉馅的。回家吃饭。”

我看着那条消息，眼睛一热。风更大了，把手机屏幕吹得发花。我吸了吸鼻子，把围巾往紧了裹了裹，大步朝公交站走去。

后来，我去了城北一家私人的智能装备公司，还是干技术保障，月薪两万二，年底双薪加项目奖金。活儿不轻松，但每一分钱都拿得明明白白。老板是个四十出头的年轻人，挺实在。他对我说：“宋师傅，我不管你以前在哪儿干，来我这儿，你出力，我出钱，谁也别亏欠谁。”

我点点头。干了半年，我带的团队把公司新上的自动化产线调得顺顺当当。老板高兴，额外给我封了个红包。我打开一看，五万。我拿着红包，在办公室坐了很久，突然就想起红星厂那四千八，想起付国强那张油光光的脸，想起我躺在工位上闭着眼睛的那二十八天。

我不后悔。那二十八天，我睡掉了十二年积累的窝囊，也睡醒了一个男人的骨头。人啊，有时候不是不想争，是总想着忍一忍就过去了。可有些事，忍不过去。忍了，就是一辈子的四千八。

现在我每天还是跟机器和铁屑打交道，工作服照样洗不干净。可我踏实了。因为我知道，我干的每一分活儿，都有人看得见，也都有人认账。

前两天，以前厂里的一个同事给我打电话，说红星厂现在不行了，好几个技术骨干都走了，生产停了不少。付国强因为劳保用品店的事被查了，免了职。马厂长也退了。电话里他问我：“海涛，你走了以后，厂里真就散了。你后不后悔？”

我拿着手机，抬头看了看窗外的天。天蓝得透亮，像块刚擦过的玻璃。我说：“不后悔。散不散，不是我能决定的。我就是个修机器的，机器坏了能修，人心散了，我没那个本事。”

挂了电话，我起身去车间。路过儿子的小书桌时，看见他正在写作文，题目叫《我的爸爸》。我凑过去瞄了一眼，上面写着：“我爸爸以前在一个大厂上班，后来不干了。妈妈说，爸爸现在挣的钱多了，可他还是喜欢穿工作服。爸爸说，人不能只为钱活着，但也不能白干活不拿钱。我觉得爸爸很厉害。”

我摸了摸他的头，心里暖烘烘的。窗外的阳光照进来，落在那篇作文上，字迹歪歪扭扭的，却像一朵朵金色的小花，开得正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