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樊纲近期关于「中国经济结构性调整，触底过程可能快于日本当年」的观点？

樊老师认为“中国不会经历经济结构大幅调整”，而是会在一次更市场化的资产负债表修复后，快速摆脱‘通缩预期’，因此整个结构调整未必需要复制日本‘失去的十年’，而且我国房地产价格调整已经明显快于日本当初”。

我个人认为，樊老师的这个判断是成立的，但“房地产价格触底”与“经济周期触底”不一回事，甚至结构性导致的数据触底和增量驱动下的红利性反转，也不是一回事！

毕竟，我们14亿人是日本总人口的13倍左右，因此，在产业结构、经济总量、资产负债表规模、社会总福利、就业人口总数、历史经验、国民耐受度、政策执行力、社会发展阶段、综合国力等各方面和日本差异都很大！

所以，我认为，放在我们的大数据面上，价格一定可以快速出清，但不等于资产负债表和需求可以同步修复，在总数面上的数据分到结构里，依然会有很大的区别，红利获得端和定价转移端的体感差异也会持续存在，但整体上，相较日本的经济深度，我们可周转的债务托底空间显然更大！

一、中国必然能比日本调整得快！

日本当年是闭卷考试，没有答案，所有的的调整都非常慢，而中国房地产的“价格—数量”出清已在政策有序引导下进行了很久。

我们看到，日本房地产泡沫在1991年前后破裂，官方地价此后连续14年下降，到2005年住宅地价较峰值下降约45.8%，商业地价下降约69.4%。

与此同时，日本银行虽然从1991年开始持续降息，1995年政策利率已降至0.5%，1999年进一步降至零，但经济仍长期低迷，日本实际上是金融行业先进入“货币通缩”，再进入“低利率陷阱”以及“国际分工加速”，最后则是”银行穿表、杠杆破裂“！

从经济学看，当市场增量托不住存量时，就会出现典型的资产负债表衰退：

资产价格崩溃→企业和家庭净资产缩水→开始去杠杆→信贷需求萎缩→货币政策传导失效→需求长期不足。

这导致，1990年代日本实际GDP平均增速仅约1.3%。

而我们当下，则呈现出另一种特征：我们在房地产上的出清干预是很快的，且政策不断前置、这就得以让整个金融体系没有发生日本式系统性银行危机。

哪怕是按今年的数据看，2026年1—7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19.2%，新开工下降24.0%，商品房销售面积下降11.8%，销售额下降13.1%，

这意味着开发商、土地市场和房地产投资端我们还是在进行大规模的“数量出清”。因此，价格端也一直在维持结构性出清的特征，但因为豪宅、二手房在政策刺激下较为景气！因此，截至2026年7月，我国一线城市新房价格环比总体持平，上海、广州、深圳仍上涨；70城中有23个城市新房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比上月增加2个。也就是说，从结构看，核心城市的核心区块已经逐渐从“全面下跌”转向“分化定价”，且在量价贡献上，已经可以深度影响全国房地产数据。

所以樊纲所谓“快”，更准确地的表达是：中国房地产正在用更短时间完成价格重估和企业出清，而不是说房地产已经完成全面复苏。

二、我们为什么具备比日本更快完成出清的条件？

首先，我们发生房地产问题时，没有日本类似的土地税、房产税、遗产税等一系列问题，土地的性质也不同，加上，三架马车经济下，另外两架依然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

而日本泡沫破裂时，制造业和人口红利已经相对成熟，经济潜在增速本身明显下降，全社会其它部门都缺乏扩张性资本，而我们因为国有资本领投和宏观调控引导，至少在行业上始终有扩张性行业，并产生大量的红利阶层。

我们看到，2025年中国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9.4%，占规上工业增加值17.1%，而到了2026年上半年，制造业增加值再增长5.5%，其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长10.7%。

这说明，哪怕我国房地产的资本形成能力下降，但制造业和科技产业仍能承接部分资本，这点从产业看是中国与1990年代日本最大的结构性差异之一。

同时，2025年中国城镇化率为67.89%，2020—2025年平均每年提高约0.8个百分点，城镇人口五年还是增加了约5200万人，虽然速率大幅下降，但人口红利还是在供养城市带的产业扩张，只不过，和房地产趋势一样，从全国总量扩张转向区域集中的阶段。

当然，这点上，我觉得倒是和日本相似，那就是房地产最大的投资机会，不是“全国房价重新上涨”，而是高端住房需求向核心城市集中，这本质上还是优质资源的结构化稀缺性定价。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樊纲特别强调年轻科技人才、大城市的豪宅消费，它实际上代表的是房地产市场从“投资品”向“消费品”和“区域分化资产”的转换。

最后，日本的财阀和农协集团，都是东京很难协调的利益方，而我国的银行体系，却大部分是国有金融机构、且有较高居民储蓄率、资本账户管制以及较强的政策协调能力。

这使得房地产资产价格下降时，通过政策可以通过展期、重组、降息、地方债务化解、保障性住房、政府收储等方式，把冲击拉长并分散，降低一次性金融危机概率。

简单而言，中国居民的高储蓄率本身就是为宏观缓冲垫，居民端虽然削减了财富效应（信心下降和预防性储蓄压制消费），但换来了整体危机的可能性减少！

三、“价格出清”不是“周期见底”

2026年上半年，我国GDP仍增长4.7%，但二季度降至4.3%，其中房地产增加值仍为负，这说明房地产对经济的拖累尚未结束。

更重要的是，房价高低是相对的，但资产负债表修复速度是居民预期真实可感知的。

经济学上，可以这样理解：房价下降导致地产开发商去杠杆 ，引发地方财政收缩，导致居民财富下降、福利体感减弱，引发消费需求下降，抑制社融扩张，引发总需求不足。

只要这条链条仍然存在，即使房价跌幅已经收窄，也会出现：“房地产价格见底了，但经济需求还没有见底。”

这是日本当年深陷的核心原因，因为日本的问题从来不是“房价跌得太久”这么简单，而是泡沫破裂之后，企业花了很多年修复资产负债表，银行又花了很多年确认和处理不良资产，最终形成长期通缩预期。

当下，IMF认为我国当前主要矛盾依然是内需不足、房地产调整、地方财政压力和通缩压力相互强化。

所以，我们应该把上面的拆分成相对的快和慢去看！

“快”：

房价重估快、房企退出快、土地市场收缩快、产业替代也快；

“慢”：

居民信心修复慢、消费恢复慢、地方财政修复慢、房地产库存消化慢。

只有房地产销售重新增长、居民储蓄率下降并转化为消费、民营企业资本开支重新扩张，那么整个调整优化的周期才会结束，我们目前已经出现部分积极信号，但尚未形成完整闭环，2026年8月制造业PMI有所改善，新订单和出口订单回升，但国内需求仍偏弱。

因此，樊老师的方向是对的，但时间判断上缺乏核心数据支持，我们最大的优势依然是”人多力量大“，而最大的风险则是“生产端已经在换档，但需求端却仍在去杠杆”，这种新结构性失衡是目前比较粘性的问题。

总体而言，我们的经济稳中有升，各项数据从总量切质量的升级趋势依然不变，也许我们正处于类似美国2012年的房地产拐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