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铜锣湾礼顿道那间旧单位,8月30日上午成了新闻焦点。102岁的覃美金——外界习惯叫她一声"梅妈"——在家中吃流质麦皮时突然噎到,救护车赶到律敦治医院不到一个钟头,医生已经宣告不治。
老人家寿终正寝,本该是笑丧,可讣闻传出还没满二十四小时,梅家又炸开了锅。这一次不是遗产,是丧礼由谁来主持,长子梅启明和孙辈之间的角力,已经摆到镁光灯底下。
同一天下午三点半,梅启明搭着的士赶到医院。他在镜头前的第一句话,不是悼念,而是要"同姪仔算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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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六十多岁的兄长,先说自己是母亲现在世上唯一的儿子,理应替母亲操办丧礼,还想给老人家一个"风光大葬"。可梅妈生前熟人潘小文出来放话:老太太早已立好遗嘱,白纸黑字写明由孙儿处理身后事,家里人的意思是低调送别。
一个要热闹,一个要清静;一个是儿子,一个搬出遗嘱,冲突就这么起来了。从梅启明自己讲的话可以听出,母子俩已经很久没往来。
他承认上一次见到老妈还是两年前的事,母亲这次出状况,也不是家人打电话通知,是有记者先摇到他,他才知道人已经送医。到殡仪程序开始了,他还在跟传媒交代自己"了解一下先",那种疏离感隔着屏幕都感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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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像至亲赶最后一程的样子,更像新闻里插进来的一个当事人,尴尬又急迫。潘小文提出的版本就完全是另一副画面。
老人家生前把身后事都交代清楚了,负责操办的人写在遗嘱上,是梅家孙辈中的某一位,家属只想安安静静把老人送走,不希望办成一场秀。她还强调,希望梅启明尊重母亲的意愿。
这话说得很客气,翻译过来的意思其实很直接:你妈没打算让你办。这对一位刚失去母亲的儿子来讲,心里当然堵。梅启明的回应也毫不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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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丢出一句"孙就系孙,仔就系仔",意思是辈分上儿子大过孙子,办丧礼这种事怎么轮到隔一辈的人拿主意。他还放话,如果双方谈不拢,就找律师、申请禁制令,直接把丧礼安排冻住,谁都别想先动。
港媒同一天报出他另一层想法——希望把亡妹梅艳芳留下的信托基金拿出来,专门给母亲办一个体面的丧礼,若被拒绝,他"一定告到底"。问题也就从这里开始变得复杂。
大律师陆伟雄接受港媒访问时提到,一般情况下,若遗嘱里已经指明遗产承办人,这位承办人通常也就顺理成章负责死者的丧葬事宜。他没看过梅妈的遗嘱,所以只能按常理推断,关键要看两点:遗嘱是否有效、被指定的人是否合乎法律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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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谁在镜头前嗓门大,跟法律程序完全是两码事。年龄,就是横在这件事情中间的一道坎。
翻查香港司法机构遗产承办处的公开条款,遗产授予书不会发给未满21岁的人。所以,如果梅妈把身后事托付给的那位孙儿还没满21岁,暂时就拿不到那张授予书,还得找一位符合资格的成年人一起处理,或者由旁人代办。
梅家孙辈里到底谁被点名,年龄多大,外界暂时看不到遗嘱,只能等法律程序推进。陆律师给出了两种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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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梅妈指定的正好是梅启明尚未成年的儿子,那作为父亲,梅启明确实有空间介入操作,这种情况下他"要办丧礼"的诉求或许还站得住脚。可若被指定的是另一位已经满21岁的孙儿,遗嘱内容清楚有效,梅启明再怎么在镜头前强调"我是儿子",法律上都插不进手。
走向哪一边,就看那份遗嘱怎么写。再来看那一笔信托基金。梅启明放话要"申领妹妹的信托基金"办丧礼,若基金不放钱就上法庭。
这个想法从他嘴里说出来一点也不奇怪,梅家过去二十多年在信托上打的官司数不清。但陆伟雄很清楚地讲了:那笔钱不是梅启明想动就能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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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艳芳当年设立这个基金,本来的目的就是照顾母亲的晚年生活,人已经不在了,供养的责任也就走到尽头。按照当年公开的遗嘱备忘录,梅艳芳的安排一直很明确。
母亲在世时,每月从信托里拿生活费,起点是七万港元,后来因通胀和多轮官司调到最高每月约二十五万港元;跑马地和伦敦两处物业早已赠给挚友刘培基;姐姐梅爱芳和已故兄长梅德明的四名子女,每人分到读书基金,合共一百七十万港元。
等母亲百年归老,扣掉剩下所有开支,剩余资产将全部捐给"妙境佛学会"。这套安排从头到尾没给梅启明留过任何直接支配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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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梅启明现在讲"动用信托基金办丧礼",从法律架构上就走不通。信托的所有权属于信托本身,不是覃美金的个人财产,梅妈这一走,供养条款结束,剩下的钱按遗愿转出去做慈善,不进入任何继承人手里。
梅启明想通过继承母亲的方式碰到这笔钱,路是堵死的。他要真去打官司,港媒和法律界的普遍判断,是重复过去二十多年他和母亲连番败诉的老剧本。
这条老剧本梅家已经演过好几轮。梅妈曾经在93岁那年,向法庭申请一次过提取梅艳芳高达7100万港元的遗产,被法庭驳回,只能继续按月领生活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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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还因为拖欠巨额诉讼费,2012年被颁令破产;2024年10月律政司再度入禀高等法院呈请她破产,同年12月呈请获法庭撤销。这些官司打下来,钱没拿到,人也累了。
梅启明当年也参与过上诉,2011年终审法院一样把他们赶了回来。家人之间的裂痕,2022年那次登报公开摊牌是标志性事件。
梅妈那年在报纸上宣告与梅启明脱离母子关系,梅启明后来一直讲这是身边人从中作梗,不是母亲的本意。可从那以后到2026年这几年,两人再没正式见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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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最后一段日子由家佣照顾,健康状况几个亲戚都不清楚。梅启明在镜头前抱怨姪儿把母亲的贴身护士辞退,才出这种意外,可他自己两年没上过门,这话讲出来分量就轻了。
8月30日当天的画面也挺能说明问题。梅启明赶到医院,见到了侄儿,双方没讲一句话。
他之后独自面对传媒,把矛头指向姪辈,讲到情绪激动处,冒出"一定要同姪仔算帐"。这种场景不像一家人在共同面对亲人离世,更像旧账没算清、新账又接上的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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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观的市民看得清楚,梅家这几十年的核心矛盾,从来都不是感情,而是钱和钱背后的话语权。我的判断是这样的:梅妈这份遗嘱一旦公开验证,梅启明想要"风光大葬"的机率并不高。
老人家如果真按潘小文所讲,指定孙儿处理,还叮嘱要低调,那办丧礼的主导权大概率不在梅启明手上。他讲的申请禁制令,法律上不是不能试,但要说服法庭冻结一场遵照遗嘱进行的葬礼,门槛非常高,法官通常倾向尊重死者意愿而不是介入家族纠纷。
至于信托基金那条路,走通的可能性接近零。梅艳芳2003年病榻上签下的信托安排,二十三年间挡过了梅妈那么多轮法律挑战,全部守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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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换梅启明来接棒挑战,理据只会更弱——他既不是信托受益人,也不是遗嘱承办人,梅妈这一走连"通过母亲曲线拿钱"的渠道都关掉了。他若再上法庭,多半是把过去二十多年败诉的路再走一遍,费时费钱,还要背舆论压力。
从更长远的角度看,这场风波很可能把梅家的家事,从遗产争议进一步拖成丧礼争议、公众形象的争议。香港观众对梅艳芳的怀念一直没散,"香港的女儿"这个称号,就算过了二十多年,一提起来还是叫人心里一软。
围观群众看到梅启明的表现,评价大多不客气,社交媒体上流传的截图和录像里,同情老人家和梅艳芳的声音压过了对长子诉求的支持。在梅妈灵柩还没入土前,梅启明选择用高调对抗的方式跟侄辈拉扯,说明他清楚这次的窗口一关,妹妹留下的那扇门就真的合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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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妈是他与梅艳芳信托之间最后的一层关联,老人家一走,他和这份亿元级别的资产之间就彻底断了线。他现在要争的其实不只是丧礼的主办权,更是想在最后的空档里,从信托里拿到哪怕一点点操作空间。
香港这边的法律程序不会因为他嗓门大就转弯,遗产承办处的规则、法院过去二十三年的判决惯性,都摆在那里。
倒是社会情绪值得留意——2026年这两年,香港社会对遗产纠纷、信托安排的公众讨论热度明显上升,加上台湾地区艺人家族近来也频频闹家产官司,公众对"名人家事"的耐心和好感度都在下降。梅家这场戏在这个时间点上演,观众未必会给太多同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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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过头再看这个标题——梅艳芳母亲离世一天再起争议,儿子要"风光大葬",还想动用信托基金——每一层信息都指向一个残酷的现实:梅妈走了,梅家的争斗还没走。梅启明想要的隆重葬礼、想动用的那笔基金,都撞在梅艳芳当年一份周密的遗嘱上。
二十三年前,那位病榻上的天后已经预料到今天可能发生的一切,她把该关的门都关好了。这一场争议怎么收尾,不看谁是儿子谁是孙子,只看那份遗嘱写了什么,以及法院愿不愿意打开那扇早就上了锁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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