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厂里回来,推开家门。
客厅茶几上躺着一份购房合同,封面上印着烫金大字,买受人那一栏写着“陈高韵”。
翻到付款页,一千零八十八万,一次性付清。
付款人签名是陈问兰的笔迹,我认得,她练了好多年的那种连笔字。
厨房里传来炒菜声,她系着围裙出来,笑眯眯说了句“今天回来挺早啊”,看见我手里的纸,笑意僵在脸上。
我说我们得谈谈。
她说有什么好谈的,那房是我弟的。
我从口袋里掏出离婚协议,放到她面前。
她连翻都没翻,直接抓过茶几上的笔,翻到最后一页,唰唰签了名。
“明儿民政局见。”她嗓门亮堂,底气足得很。
她以为我在闹着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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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那天下午的天气闷得出奇。十月了,还跟夏天尾巴似的,天阴沉沉压着,风都透着一股热。
我从厂里出来,是因为落了份合同在家里。
那批零件月底要交货,对方催得紧,公章锁在书房抽屉里,不回去拿不行。
本来一个电话让陈问兰送来也成,但我那天鬼使神差,自己开车回去了。
推开家门,玄关的鞋柜上摆着两双鞋。一双是陈问兰的凉拖,另一双是男式运动鞋,四十三码,鞋帮子有点脏。陈高韵来过了。
我换了拖鞋往里走,客厅的茶几上放着一只一次性纸杯,旁边摊着一本装帧精美的册子。封面印着三个烫金大字:购房合同。
我当时没多想,以为又是陈高韵拿来显摆的样板房资料。
这小子隔三差五就在朋友圈晒那些豪宅照片,我都习惯了。
但我的手还是不听使唤地伸了过去,翻开第一页。
买受人:陈高韵。
房屋坐落:城东区江景苑十二栋顶层跃层。建筑面积:二百四十七平。成交总价:一千零八十八万。
我盯着那一串数字看了很久,久到眼睛有点发酸,才翻到后面的付款页。付款方式:一次性付清。付款人签字那一栏,写着一个名字。
陈问兰。
我认得那笔迹,她签了不知多少回快递单的连笔字,最后一笔带着一个往上挑的小尾巴。
那个小尾巴,我平时看着觉得挺可爱。
那一刻,我盯着它,心里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攥了一下,攥得我喘不上气来。
我把合同放回原处,转身走进书房。
书房的保险柜是老式的,密码用的是我的生日。
我蹲下去,拧动密码锁,拉开柜门。
老宅的产权证不见了。
我的身份证也不见了。
我爸留给我那只旧怀表倒是还在,孤零零搁在空荡荡的柜子底层,表链子盘成一圈。
我伸手把怀表拿出来,拧了拧发条,没走。停了不知道多久了。
我坐在书房地板上,背靠着保险柜,手里攥着我爸的怀表,一直坐到窗外天色暗下来。
楼下的路灯亮了,光从窗帘缝隙漏进来,在地板上拉出一道长长的黄印子。
厨房里传来炒菜的声响,油烟机嗡嗡地响。
陈问兰回来了。
我听见她换了拖鞋,走进客厅,好像放下了什么东西,然后喊了一声:“建国?你回来了?”
我捏紧手里的怀表,深吸一口气,把表塞进口袋里,站起来。
客厅里,陈问兰正把一袋菜搁在料理台上,回头看见我,脸上带着笑:“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厂里不忙了?”
“落了个东西。”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着正常,“你弟来过了?”
“嗯,来拿点东西。”她转身去洗菜,打开水龙头,哗哗的水声盖住了她后半句话,“他说路过,上来喝了杯水。”
我站在书房门口,看见茶几上那本购房合同已经不见了。她收起来了,动作倒是挺快。
晚饭是青椒肉丝,西红柿蛋汤,还有一盘凉拌黄瓜。我坐下来,端碗扒了一口饭,米有点硬,水放少了。陈问兰炒菜的水平时好时坏,全看心情。
“你弟最近换房子了?”我问了一句,尽量让语气听起来随意。
陈问兰夹菜的手顿了一下,大概也就半秒钟,然后她说:“没有啊,他那点工资你还不知道,租都租不起好的。”
“上次你不是说他谈了个女朋友,打算结婚了吗?结婚得有房吧。”
“人家女方家里有钱,不用他操心。”她给我碗里夹了一筷子菜,笑着说,“你管他呢,他要是真有出息了,也不用咱们操心了。”
我没再接话。她也没再开口。那顿饭吃得很快,她收拾碗筷的时候哼了两句歌,调子飘着,心情很好的样子。
我坐在沙发上,看她把碗碟摞进水池里,手指头在案板上敲了敲。她哼的是个什么电视剧的插曲,我也说不上来名字。
我又想起那本购房合同。
一千零八十八万。
我们俩结婚七年,家里的存款加起来勉强有个两三百万,满打满算也就这个数的一半。
那剩下的八百多万,她从哪里拿出来的?
那天夜里我失眠了。
陈问兰在隔壁客房睡的,我们前阵子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拌了几句嘴,她就赌气搬到隔壁去了。
我躺着,盯着天花板,脑子里翻来覆去地过那些账。
我的厂一年利润百来万,碰上行情好的时候多些,行情差的时候少些。
我这个人向来节省,不抽烟不喝酒,唯一的爱好就是周末去河边钓鱼。
家里的开销都是陈问兰在管,我从来不过问账上剩多少。
我觉得那是夫妻之间最基本的信任。
结婚那年,我妈就劝过我。
我记得那天下着雨,老太太坐在老家堂屋里,手里剥着一把花生,跟我说:“建国,你离婚这些年,一个人带儿子不容易。现在你想再找,我不拦你。但那个陈家的丫头,她娘家的底子我打听过了,她爸好吃懒做,她妈也不是个过日子的人,她弟就更不用说了,二十好几了还在家里啃老。这样的家庭养出来的闺女,就算她自己是个好的,也架不住后头拖着那么一个烂包袱。”
我没听进去。我说:“妈,她都嫁给我了,她家人就是我家的人,能帮就帮一把呗。”
我妈叹了口气,没再说什么。
后来陈问兰嫁过来,头一年还安分。
第二年春天,陈高韵来找我,说想开个烧烤店,问我借五万块钱。
我二话没说就拿了。
结果那店开了不到半年就黄了,连房租都没交齐。
第三年,陈高韵又来找我,说想换份工作。我把他安排到厂里的仓库,干了三个月,丢了四箱货。我赔了客户的钱,也没说他什么。
第四年,陈高韵谈了个女朋友,说要买辆车撑门面。
陈问兰跟我提的时候眼圈红红的,说那是她弟头一回开口求她这个当姐的。
我心头一软,又拿了八万。
那些钱前前后后加起来,我从来没算过总账。
我想着一家人没必要分那么清楚。
但我没想到,陈问兰会拿着我的身份证和产权证,去卖我爸留给我的老宅。
那套房,是我爸在的时候一砖一瓦翻修起来的。
红砖墙,灰瓦顶,院子里种了一棵石榴树。
我妈说,那棵树是生我的那年春天栽的。
后来我妈搬走了,我也搬走了,老宅就一直租着,房租补贴我妈的生活费。
现在,她把那套房子卖了。一千零八十八万的豪宅,她给她弟弟买了一整套。
我翻了个身,窗外天光泛白了。陈问兰在隔壁咳嗽了两声,声音不大,像那种憋着不想让人听见的咳嗽。
我闭上眼,心里堵得发慌。
那个瞬间我甚至想,也许她只是替她弟代签个字,也许钱是她弟自己凑的,跟她没关系。
可我记得合同上那个付款人签字,一笔一画,清清楚楚写着她的名字。
我太了解她了。她那笔连笔字的最后一道,总习惯向上挑一下。
02
第二天一早,我开车去找表姐沈娈。
表姐在县城做了二十年会计,在税务所上过班,后来自己开了家代账公司。
我家那些账,从我爸那辈开始就是她帮着理的,算是全家最了解我家底细的人。
她公司开在城西一栋老写字楼里,四楼,门脸不大,挂着一块白底黑字的招牌。
我到的时候她正在接电话,看我来了,朝沙发努了努嘴,示意我坐下。
我坐在沙发上,看她挂了电话,走过来,倒了杯水放在我面前。
“怎么了?一脸丧样。”她在我对面坐下,上下打量我一眼,“跟问兰吵架了?”
我把手里的档案袋搁在茶几上,推到她面前:“姐,你帮我看看这个。”
她没再说话,拿起档案袋抽出里面的东西,一页一页翻。那是我昨天晚上从书房和卧室翻出来的半年来的银行对账单,还有几张转账回执。
办公室里很安静,只有翻纸的沙沙声。
她戴着老花镜,把每一页都看得很仔细。
大概过了十几分钟,她把最后一张纸看完,摘下眼镜搁在桌上,抬头看我。
“建国,你这日子过得够糊涂的。”她指着其中一张单子,“这三笔转账,每笔都是大额,备注写的都是‘装修’,收款方是一家叫高韵装饰的公司。你知道这家公司是谁注册的吗?”
“陈高韵。”我说。
“你查过了?”
“猜的。”
表姐点了点头,又翻到另一张:“这还不够。你看这,两个月前,从商业银行贷了一笔六百万,走的是你厂里的对公账户。担保人签字那一栏,写的陈问兰。”
我伸手去拿那张单子,手有点抖。
表姐按住我的手腕:“你别急,你看这个。这笔贷款的名义是经营周转,但款项放下来没几天,就转出去了一笔,收款方还是那家高韵装饰。”
我坐在那里,半天没说话。窗外的阳光照进来,落在脚面上,暖烘烘的。我却觉得浑身发冷,像掉进井里,水到了胸口,上不去,也下不来。
“总共多少?”我听见自己开口问。
表姐把几张单子并排摆在一起,指着上面的数字一笔一笔加起来:“这三笔,一百二十万、一百五十万、一百五十万,一共四百二十万。再加上那笔六百万的贷款,总共一千零二十万。”
她顿了顿,又说:“六百万的贷期是十年,按等额本息还款,月供差不多六万七千块。以你厂里的流水,压力不小。”
六万七,一个月。
我脑子里嗡嗡的。
我那厂子一年到头去掉成本和工人工钱,也就剩个百来万。
一个月六万七,一年就是八十万。
这账算下来,我等于白干了。
“她跟高韵装饰什么关系?”我又问。
“工商信息上,高韵装饰的法人代表是陈高韵,注册资本一百万,实缴是零。注册日期是今年三月,应该就是为了过账用的。”
我坐在沙发上,两只手撑着膝盖,手指头因为使劲而泛白。表姐看我不说话,叹了口气,起身又给我续了杯水。
“建国,我多一句嘴。你跟问兰,是家里出了什么事吗?她要这么多钱干什么用?”
“给我小舅子买了套房。”我说,“一千零八十八万,江景苑顶层跃层。”
表姐倒水的手停住了。她站在饮水机旁边,半天没动,然后转过身来:“你确定?”
我没有回答她,伸手拿起那杯水,喝了一口,烫得舌尖发麻。
“你打算怎么办?”表姐坐回原位,声音压低了,“这钱还能追回来吗?”
“我想先自己确认一件事。”我把档案袋收好,“老宅被她卖了,我下午去看看那边的情形。”
表姐送我下楼,站在台阶上叮嘱我:“你一个人去,别跟问兰吵架。有事打电话。”
我说知道了,拉开车门坐进去。车子发动的那一下,发动机的声音有点发闷,像也堵了口气。
我没有马上回家,也没有回厂,直接开着车去了老宅所在的那条街。
那是老城区,街两旁的梧桐树都有几十年了,树干粗得两个人合抱才能抱得过来。
我爸年轻的时候就在这条街上住,我从小也是在这条街上长大的。
车拐进巷口,我远远就看见了那套红砖老宅。
院墙外的那棵石榴树还在,叶子落了大半,光秃秃的枝丫探出墙头。
门口的台阶扫得干干净净,门楣上挂着一把新锁,锃亮锃亮的。
院子里的空地被人收拾过了,原来堆着的旧木料和杂物都不见了,墙角放着一辆儿童自行车。
我停下车,没熄火,坐在驾驶座上看着那扇门。
隔壁院里出来个穿围裙的女人,看见我,笑了:“罗老板?好久没见你来了。房子卖了?新邻居看起来不错,带着个小孩子。”
我说:“嗯,卖了。”
那女人又说:“你爸那棵石榴树,今年结的果可甜了。新主人说留着,不挖了。”
我点了点头,没再说话。
我坐在车里,看着那棵石榴树和那把新锁。
我爸走那年,也是这个季节,天冷了。
我从医院把他接回来,他坐在石榴树底下晒太阳,把怀表塞进我手里,说:“建国,这表跟了我一辈子,你拿着,别弄丢了就行。”
我低头在口袋里摸了摸那只怀表,攥在手里。表壳冰凉,贴在心口的地方捂了很久,才慢慢有了一丝温度。
我在那条街上又坐了一根烟的功夫,然后发动车子往回走。
路过一个路口的时候,我看见陈高韵的车迎面开过来。
是一辆白色的丰田,去年他拿来撑门面那辆。
车里坐着陈高韵和他女朋友,副驾驶座上还有一只拆了包装的新锅。
他连锅都配齐了。就等着住新房子了。
我打了一把方向盘,拐进一条岔路,没有跟他打照面。那辆白色的车从后视镜里渐渐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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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离婚协议放在我书房抽屉的最里层,压在那只旧怀表的底下。
其实那份协议不是最近才准备的。
三个月前,陈问兰因为一件小事跟我大吵一架,具体什么事我现在都想不起来了,只记得她摔了一只碗,然后把自己关在客房里哭了一晚上。
我第二天去外头打印了那份离婚协议,坐在这张椅子上想了很久,最后把它塞进了抽屉最里层。
那时候我只是心里憋得慌,想给自己留一条后路。没想到,三个月之后,这条后路竟然真的要派上用场了。
我翻开协议看了看,上面写的财产分割方案其实很简单:房子归我,存款和车归她,儿子归我,厂子归我,她也不欠我什么,我也不欠她什么。
我当时写的时候是赌气的,觉得她要是真跟我撕破脸,那我也没必要再讲情面。
现在真到了摊牌的关口,我翻开那份协议,看了几行字,又合上了。
纸上那些干巴巴的条款,像是一道道线,把七年的日子就这么划开来。
可偏偏划开之后,那道口子上还在往外渗血。
我从书房出来,看见陈问兰在客厅里看电视。
她盘腿坐在沙发上,茶几上摆着一盘削好的苹果,一口没动。
她看到我,关了电视,站起来:“饭在锅里热着,你自己盛。”她说话的声音软软的,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从前我加班回来,她也是这样坐在客厅里等我,桌上给我留一碟小菜,她困得打瞌睡,也不肯先睡。
我总说:“你以后别等我,早点睡。”她就笑:“不等着你回来,心里空落落的。”那几句话,当初听着是暖的,现在再想起来,只觉得心里发凉。
我盛了饭,坐在餐桌边一口一口吃着。
陈问兰靠在厨房门框上,看着我说:“你厂里最近是不是不太景气?”我说:“怎么这么问?”她垂下眼睛,摸了摸指甲:“我看你最近回来都提不起精神。要不,把厂子卖掉算了,咱们留点钱,轻省轻省。”
我没抬头,问她:“卖了我的厂,咱家拿什么过日子?”
“我弟那边现在混得好了,他说认识几个大老板,能给你介绍点儿门路。”陈问兰说着说着,声音越来越自然,“你去给人家帮帮忙也行,总比自己开厂担惊受怕强。”
我放下筷子,碗里的饭还剩下大半碗。
我没看她,只是问了一句:“你弟现在混得那么好,开的什么大买卖?”陈问兰愣了一下,笑着说:“他从小就那个性格,认识的人多,路子广呗。”
我没再接话。她也没再往下说,转身进了客房,轻轻把门带上了。
我坐在餐桌前,看着那碗饭从热放到凉,最后倒进了垃圾桶。
我后来想了想,她那天晚上说那番话,大概是真的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
她想说服我把厂子卖掉,腾出钱来让她弟弟进一步周转。
如果我不查账,还真以为她是心疼我辛苦,一片好意。
那天夜里,我一个人坐在书房里,打开电脑,把高韵装饰的工商信息调出来看了一遍又一遍。
法人代表是陈高韵,注册地址在城东一条商铺街上,经营范围写的是室内装修。
下面还有一条变更记录:今年四月,经营地址变更过一次,从原来的写字楼改到了城东的一条街上。
我查了一下那条街,离江景苑步行不到十分钟。
原来她的打算,从今年春天就已经开始了。
我又打开商业银行的贷款界面,翻到那笔六百万的放款记录。
放款日期是八月初,那天我出差去了外地。
陈问兰给我打电话,说厂里的账她帮我看着,让我别担心。
我那时候还觉得她懂事,没想到她是拿我的厂去抵押了六百万。
我把电脑合上,靠在椅背里,看着天花板。客厅里的电视早就关了,房子安安静静的,只有隔壁房间里偶尔传来几声翻身的声音。陈问兰没睡。
我们俩一墙之隔,像是隔了一条河。
第二天是周六,我去看我妈。
老太太住在城北的老小区,两居室,收拾得干干净净。她正在阳台浇花,看见我来,愣了一下,放下水壶:“今天怎么不是周末就来了?”
我说:“想你了,过来看看。”
她上下打量了我几眼,没再说什么,转身进了厨房,给我下了一碗面。
我坐在客厅里,听见厨房里切菜的刀声,一刀一刀,不急不慢。
她端出面的时候看了我一眼,说:“问兰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我说:“妈,你别问。”
她没追问,只把碗放我手里,在旁边坐下来。
我低头吃面,她一直看着我,看得我喉咙发紧。
那碗面吃到一半,我把筷子搁在碗沿上,说:“妈,之前你跟我说的那些话,我想了想,你说得对。”
老太太没有说话,伸手摸了摸我的后脑勺,轻轻叹了口气。
“我不劝你。”她说,“你自己的家,你比谁都清楚该怎么弄。我只叮嘱你一句,不管往后怎么样,把一帆照顾好就行。”她说着,又从口袋里摸出一张卡,放到茶几上,“这卡里有十五万,是我这些年攒的,你先拿去用。”
我推回去:“妈,我不要你的钱。”
“谁说是给你的?”她把卡推回来,“是留着给你应付急事的。你厂里要是周转不开了,你别硬扛。”
我攥着那张卡,心里发酸。
她老了,手背上的皮肤起了皱,指甲盖有些发黄,她说:“你爸走的时候嘱咐我,别让这个家散了他才安心。现在这事,我不拦你,你自己拿主意。”
我点了点头,把卡揣进口袋里。
我没告诉她,那套老宅已经被陈问兰卖了。
那是我爸一辈子攒下的房子,也是她住了半辈子的地方。
她要是知道房子没了,不知道还能不能这么平静地坐在我面前吃一碗面。
我起身要走的时候,她又拉住我的手:“建国,你记着,不管怎么办,别把自己搭进去。”
我站在她家门口,回身看她。她站在门里,身后是那盏旧吊灯,橘黄的光,照着她的白发。我说:“妈,你放心。”
下了楼,我在车里坐了很久。方向盘上的手有点抖,我把车窗摇下来,任凭冷风吹进来。
04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我和陈问兰就像两个住在同一屋檐下的陌生人。
每天早上她起来做早饭,我吃了去厂里。
晚上她做好晚饭,我回来看一眼,吃了,然后在书房待到半夜。
她不问我为什么最近话少,我也不解释。
我们之间的对话,降到了最低限度。
我知道她在观察我,她想知道我有没有发现那笔钱的去向。
我也在观察她,我想知道她什么时候会主动跟我坦白。
我们两个人都像是在等一个答案,只是等的方向不一样。
那周她表现得格外温柔。
周三那天晚上,她居然把我搁在脏衣篮里的外套洗了,晾在阳台上,还喷了一点柔顺剂。
我回家换拖鞋的时候,她走过来,递给我一杯温水:“今天累不累?”我说还好。
她就站在那儿不走,我抬头看她,她说:“好久没一起出去吃饭了。要不周末咱们去吃那家火锅?”
我们刚结婚那阵子,隔三差五就去那家店。小小的馆子,简陋的桌子,她每次都要点一份虾滑,蘸着麻酱吃得津津有味。
我当时差一点就答应了。可我脑子里又闪过那份购房合同上的签名,于是我说:“周末厂里要加班。”
她“哦”了一声,低下头,我看不清她的表情,只觉得她的肩膀垮了一下,然后她转身回了客房。
我站在客厅里,看着她把客房的门关上,门锁轻轻“咔哒”响了一声。
我捏着手里的那杯温水,水温正好,不冷不烫。
她连温度都替我试好了。
那杯水我放了很久,最后凉透了,也没喝一口。
周五晚上,厂里的事情忙完了,我坐在办公室椅子上发呆。
桌上摊着几本账册,还有那张银行的催款单。
六百万的贷款,下个月十号就要开始还第一期了,六万七千块。
这笔钱从哪来,她有没有想过。
我拿起电话,给律师打了个电话。
律师姓韩,以前跟我打过几次交道,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说话慢条斯理,办事倒是靠谱。
我在电话里简单说了一下情况,他沉默了一会儿,说:“罗总,你明天过来吧,把材料带齐。离婚可以协议,但财产追索要走诉讼程序。如果她跟你签了离婚协议,你完全可以要求她承担转移共同财产的责任。这件事,法律上你是有底气的。”
挂了电话,我没有立刻开车回家,一个人在办公室里坐了很久。
窗外的路灯亮着,照在玻璃上,映出我自己的脸。
那张脸上的表情,我看了半天,居然认不出来那是谁了。
周六早上,陈问兰起得比我早。
我醒来的时候,她已经穿好了衣服,坐在客厅沙发上,没有开电视,也没有看手机。
看到我出来,她轻轻地说:“你能不能今天别去厂里?我们好好谈谈。”我看着她,沉默了大概有半分钟,然后说:“谈什么?”
她站起来,走到我面前:“我知道我最近做得不对,我不该跟你分房睡。”她低着头,声音听着倒是诚恳,“你厂里现在压力大,我这个当老婆的还跟你闹别扭,是我不好。”
她停顿了一下,又补了一句:“我明天去买菜,做一顿好的,咱俩好好说说话。”她说完看着我,等着我的回应。
我看着她站在客厅灯光下的样子,心里忽然冒出一个念头:她嘴里说出来的那句话,没有一样是真的。
我厂里的贷款压力是她造成的。
她让我好好说话,可她那条被陈高韵发来的短信,她连承认的打算都没有。
我看着她,点了点头,说:“好。”
她笑了笑,整个人都放松了下来,伸手拍了拍我的胳膊:“我就知道你会想通的。”
我没有再多看她一眼,换了鞋,出了门。
坐在车里,我给韩律师打了个电话,说我已经决定了,走起诉那条路。
韩律师说:“你决定好了?”我说:“决定好了。”挂了电话,我在车里坐了几分钟,然后发动车子,去买了三份证据材料。
那晚陈问兰果然做了一桌子菜。
红烧排骨、清蒸鲈鱼、炒时蔬,摆了一整桌。
她还换了件新衣服,头发挽得整整齐齐,像是要出门赴一场重要的约会。
我们面对面坐下来,她给我夹了一块排骨,说:“你瘦了,多吃点。”
我低头看着碗里那块排骨,没有动筷子。
“问兰。”我开口喊她的名字。她抬起头,笑着看我。
“你弟最近是不是买新房了?”
她夹菜的手停了一下,脸上那点笑意还没来得及收起来,僵在嘴角。她说:“没有啊,谁跟你说的?”
“我这周去城东的时候,看见他在江景苑旁边那条街下了车。”我说,“手里抱着一摞材料,像是去办手续的。”
陈问兰放下筷子,声音温温的:“他可能是去看朋友的房子吧,顺道。”
我点了点头,说:“哦,那就好。”
她松了一口气,重新拿起筷子,给我碗里又添了一块鱼:“你多吃点。别总操心别人的事。”
“好。”我说。
那顿饭我没有再提起陈高韵。
陈问兰显然以为我打消了疑虑,饭后还哼了两句歌,主动把碗洗了。
她洗碗的时候,我站在书房门口,看着她背对着我的身影,她的肩膀微微耸着,像是心里放下了什么担子。
我关上门,拉开抽屉,把那份离婚协议拿了出来。我翻看了一遍,又放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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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周六晚上九点多,陈问兰坐在客厅里看电视,手机放在茶几上。
我刚从我儿子房间出来,他最近住校,难得回来一趟,这会儿已经睡下了。
我走到客厅,陈问兰抬头看了我一眼,说:“你也早点睡吧,明天咱们去逛逛商场。”
我没有回话。我走到茶几边,弯腰拿起她的手机,按亮了屏幕。她愣了一下,说:“你拿我手机干什么?”
我没有理她,点开微信,翻到陈高韵的对话框。最近一条消息是一个小时前发的,只有短短一句话:“姐,合同的事,姐夫还不知道吧?”
我拿着那个屏幕给她看。她没有抢,也没有说话。她的眼睛盯着那行字,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
客厅里的气氛一下子凝住了。
电视还开着,播放着某个综艺节目,里头传来嘈杂的笑声,显得格外刺耳。
我把手机放回茶几上,转身回到书房,拉开抽屉,取出那份离婚协议,走回客厅,递到她面前。
“你看看这个。”
她接过去,低头看了一眼,然后抬起来:“你什么意思?”
“字面上的意思。”我说。
她手里攥着那份协议,指尖有点发白:“罗建国,你脑子进水了是吧?就因为我弟发了这么一句话,你要跟我离婚?”
“你弟说的‘合同’,是什么合同?”我问她。
“什么什么合同?”她声音拔高了,“他随口说的呗,他那人嘴上没把门的,你知道的。”
“那他昨天下午来家里,是不是落了什么东西在茶几上?”我盯着她,“一本购房合同,买受人写着他的名字,付款人签字写着你的名字。一千零八十八万。”
陈问兰的脸一下子白了。
她站在那里,手里的协议还在,像是拿着一块烫手的铁皮,放不下,又拿不住。
过了好久,她才开口,声音哑了:“那套房……是我替我弟买的。他求我帮他一回。他结婚没房,女方家里嫌他穷,谈不拢就得分。我当姐的,不能眼看着他这么窝囊过一辈子吧?”
“一千万的房子,你替他买了一套。”我一步步走到她面前,“你经过我同意了吗?”
“我要是跟你商量,你肯答应吗?”她抬起头,眼睛里有一层亮光,“你那厂子一年到头挣那么点,我弟那边等着房子结婚,我能怎么办?我不自己想办法,他这辈子就完了!”
“你想办法的办法,就是偷我的身份证和产权证去卖老宅,再用我的厂子去贷六百万?”我说,“陈问兰,你到底是在想办法,还是在把咱们这个家往死路上推?”
她笑了,那笑看着有点瘆人:“罗建国,你说得倒好听。你那个老宅,值什么钱?那破房子在城那一角,卖个三百万顶天了。我弟那套江景房,一千万,以后翻一倍都不止。你那个厂子,一年到头累死累活能挣多少?我跟你说过了,把厂卖了,拿钱出来跟我弟合伙做生意,你那厂子能做的生意人家都能做,何必死守着那一亩三分地。”
“所以你觉得,拿我的钱给你弟买房子,是天经地义的?”
“他是我弟!”她冲我喊了一句,声音又尖又高。
喊完那一声,她自己先愣住了,然后别过头去,声音低下来,“他是我弟。我从小看着他长大的。我爸不争气,我妈又软弱,我不拉扯他,谁拉扯他?”
我看着她站在那里,鼻子头红红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但始终没有掉下来。
那一刻,我忽然想起七年前结婚的时候,她穿着红嫁衣,站在老宅门口,笑得眉眼弯弯的。
我心想,这个人我是要过一辈子的。
可她心里,陈高韵才是她的一辈子。
我从口袋里拿出离婚协议,放在她面前的茶几上:“你看一下,没什么问题就签了吧。”
她低头看协议,我猜她看到了上面的财产分割方案:房子、厂子、存款、车,划定得清清楚楚。
她抬起头,嘴角浮上一个笑,说:“罗建国,你真行,你早就准备好了吧?”
我说:“本来准备着,是怕真有出了事的那一天拿不出来用。现在轮到用的时候了。”
她抓过桌上的笔,翻到协议最后一页,在签字栏上唰唰写下自己的名字,笔迹带着一个往上挑的小尾巴。
她把笔一扔,站起来,声音脆生生的:“签就签。明天民政局见。到时候你可别拉不下脸。”
她转身进了客房,房门“砰”地一声关上了。
我坐在沙发上,看着那份协议上她的签名,坐了很久。
原来她签她自己名字的时候,连犹豫都不犹豫一下的。
楼下有车经过,车灯扫过窗外,又暗下去了。
06
第二天早上,我和陈问兰一起出了门。
她穿了一件米色的风衣,头发放下来,化了淡淡的妆,像是要去赴一场喜事。
我穿着平常穿的那件夹克。
我们一路无话,到了民政局门口,她走在我前面,腰板挺直,步子迈得轻快。
大门口有几个排队的,我们站在队尾。
她掏出手机刷了一会儿,又放下,转头看了我一眼:“你是认真的吧?不是闹着玩的吧?”我说:“你看我像闹着玩的吗?”她笑了一下,没再说话。
办手续的过程很快。
工作人员让我们填表、签字、按手印。
陈问兰全程都很配合,速度比我还快。
做调解的工作人员照例问了一句:“你们想好了吗?离婚不是小事,要不要再回去考虑考虑?”陈问兰抢先说:“想好了。”
她说完还转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带着一丝挑衅,像是在说:“你看吧,我比你还痛快。”我没有回看她,低头在表格上签了自己的名字。
大概也就二十分钟,手续办完了。
工作人员说:“离婚证需要隔天来领,你们明天再来一趟。”陈问兰站起来,拎着包,头也不回地走出了民政局大门。
我跟在她身后,出了门,她在台阶上站定,转过身来看着我,笑了一下:“罗建国,那就明天见吧。”话音刚落,一阵风吹过来,她拢了拢衣领,转身往停车场走。
我站在原地,看着她走出一段路,然后开口喊了一声:“陈问兰。”她停下脚步,回过头来看我。
我从提包里取出一只牛皮纸档案袋,走过去,递到她面前:“你看看这个。”
她皱着眉头接过,打开封口,抽出里面的一叠文件,低头看起来。
站在阳光下,她一页一页翻着,刚开始的时候还皱着眉,翻到第二页的时候,她的眉头松开了,但嘴唇抿紧了。
翻到第三页,她的脸色一点一点白了下去。
“这是什么?”她抬头问我。声音还在,但语调已经变了,先前那股得意劲儿,一丁点都不剩了。
“老宅产权证的异议登记回执。”我说,“你拿着我的身份证去做无权处分,程序违法,房管局已经受理了异议登记,过户手续暂时冻结。后续我会起诉撤销那笔过户。”
“你……”她嘴唇动了动。
“第二份,是法院的财产保全申请书,”我说,“申请冻结你转给高韵装饰的那四百二十万。”
她低头又看了一眼那份文件,手指头微微发抖,“你什么时候查的……”
“从你转第一笔钱开始。”我说,“第三份,你看一下。”
她翻到最后一份,是一份律师函复印件。
上面写得清楚,因为担保人陈问兰与我离婚,导致原先以工厂对公账户为担保的六百万经营贷款不再具备连带责任资格,银行已经启动对担保物及购房资金来源的追索程序。
换句话说,陈高韵那套房子的购房资金链断了。
银行有权要求提前还款,或者查封抵押物。
陈问兰站在民政局门口的台阶上,把那三份文件翻来覆去看了三遍。
她抬起头来,脸色白得像纸:“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准备的?”声音沙哑得不像她的嗓音。
“你签老宅买卖合同的那天下午,我就收到短信了。”我说,“房管局那边发来的提醒。”
她一张脸彻底没了血色,站在风里,整个人像被冻住了一样。
她张了张嘴,又合上。
过了好一会儿,她才挤出一句话来:“罗建国,你这个人……太狠了。”
我没有回她。
我转身上了车,发动,走了。
后视镜里,她站在民政局门口,手里攥着那三份文件,像一截颜色褪尽的旧布,被风吹得直直地竖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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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离婚证是隔天下午领的。
我上午就到了民政局门口,坐在车里等着。
陈问兰也来了,她还穿着昨天那件米色风衣,只是妆花了,眼底下黑黑的一片,像是没睡好的样子。
她站在门口,没有看我。
我也没说话。
我们一前一后进了大厅,填表,排队,领证,二十分钟就完事了。
离婚证是暗红色的,比结婚证小一圈。
工作人员把它递给我们的那一瞬,我看见陈问兰的手顿了一下,然后接过来,攥在手心。
走出民政局大门,她站在台阶上,把离婚证翻开看了看,又合上了。
“罗建国。”她在身后喊住我。我停下来,没有回头。
她说:“那套房的事……你能不能看在我们七年夫妻的份上……”她的声音有点抖,“高韵那边已经收到银行的通知了,说要把房子收走。他女朋友家里知道这事了,吵着要分手。我妈今天早上打电话骂我,说我没用……”
我转过身看着她。她站在台阶上,头发被风吹乱了,眼圈红红的,嘴唇干裂。她手里紧紧攥着那本离婚证,像是要从中攥出一点什么东西来。
“陈问兰。”我说,“你签离婚协议的时候,翻都没翻,我准备的那份,你直接翻到了签字页。你那时候有没有想过,这份协议上写了什么?”
她愣住了。
“协议上写得很清楚,存款和车归你,房子和厂子归我。当时你看都没看,你就不怕我让你净身出户吗?”
她没有说话。她低着头,那本离婚证一直握在手里,没有松开。
“你自己都不在乎这段婚姻,我凭什么替你在乎?”我说完,转身朝停车场走去。
走出几步,我听见身后传来一声像是被风吹散了的哭腔。
我没有停下脚步,也没有回头。
坐进车里,我看见她蹲在民政局门口的台阶上,风衣的下摆拖在地上,沾了灰。
她蹲着,双手抱着头,肩膀一抖一抖的。
我发动了车子,从她身边开了过去。
那周我没有去厂里,把手机关了,在家睡了两天。
儿子罗一帆周末回来的时候,看见我一个人坐在客厅里,问我:“爸,阿姨呢?”我说:“她回她妈家了。”
他看了我一眼,没再问。
他大概心里明白出了什么事情,只是没有说出来。
那天下午他陪我坐在阳台上,一个下午,谁都没说话。
临走的时候,他从书包里掏出一包饼干放在茶几上:“爸,你别老不吃饭。”
我看着他的背影,想起陈问兰还没嫁进来那年,他九岁,站在门口喊她“阿姨”。
陈问兰蹲下来摸他的头,笑着说:“叫姐就行。”时间一晃,七年了,什么都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