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3日 人民论坛每日推荐 |（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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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达峰碳中和的重大成就与重要任务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碳达峰碳中和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 柴麒敏

应对气候变化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经过深思熟虑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双碳”目标提出六年来，我国实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战略，以政策、科技和市场创新为驱动，推动全社会共同行动，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可再生能源体系、世界领先的绿色低碳产业体系和全球覆盖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碳市场，实现绿色低碳转型的历史性跨越。

“十五五”时期是我国实现碳达峰的关键期、攻坚期，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双碳”工作面临国际绿色博弈加剧、国内碳排放空间收窄，以及能源和产业转型进入深水区等新形势，既带来压力，也蕴含高质量发展的动力。为此，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将绿色低碳导向融入国民经济发展各领域各环节，以扎实行动稳步推进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从更高站位深刻认识“双碳”工作的战略意义，科学管控地方高耗能、高排放项目，分步骤实施碳预算制度，推动绿色低碳产业更好走出去。与国际社会一道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挑战，为建设更加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中国力量。（选自《国家治理》2026年第14期，详见）

作者简介

柴麒敏，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研究员，国家自主贡献专班负责人，联合国亚太经合理事会环境和发展技术专家委副主席，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碳达峰碳中和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

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助力碳达峰碳中和

——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田春秀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经过深思熟虑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是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的重要支撑，是碳达峰迈向碳中和的持续动力，也是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有力抓手。经过“十四五”时期的持续探索，我国减污降碳协同推进的工作格局基本形成，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实质性进展，形成一批可复制推广的创新做法和典型经验，协同治理效益持续显现。

奋进“十五五”，需坚持系统观念，牢牢把握“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这个总抓手，以结构优化夯实源头防控根基，以全链升级提升领域治理精度，以机制创新破除制度壁垒，以多方共治凝聚全民转型合力，持续破解治理碎片化、转型不协同、效能不充分等问题。通过全方位、深层次、常态化的减污降碳协同治理变革，高质量完成2030年前碳达峰目标任务，持续积蓄中长期碳中和发展动能，为建设美丽中国、共建清洁美丽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与力量。（选自《国家治理》2026年第14期，详见）

作者简介

田春秀，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主要从事气候变化领域的相关研究，参与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变化国家信息通报相关章节的编写。

以流域立法守护江河安澜

——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教育治理研究院院长 周洪宇

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江河安澜事关国家生态安全、经济安全与民生福祉。全面推进江河保护治理，法治是强有力的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水利法律规范体系逐步完善，形成“基础性法律+流域专门立法+配套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立体法治框架，实现从分部门、分行政区转向全流域系统治水，从单一水资源管控到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水安全、水岸空间统筹治理的升级，以《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为标杆的流域专门立法，实现历史性突破。

这部法律自2021年施行以来，推动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治理模式、绿色发展格局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变化，各项量化治理指标稳步向好，长江干流水质长期稳定Ⅱ类优良，河湖生态、岸线风貌实现系统性修复。长江保护法贯彻系统治理、生态优先立法理念，多项制度设计填补我国流域立法空白，成为推动长江流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坚实法治基石，为后续法案起草提供制度参考。针对当前流域保护治理实践中存在的堵点，需完善配套法规、健全生态补偿机制、深化跨区域联合执法等，为保障我国水安全、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提供更健全的法治支撑。（选自《国家治理》2026年第11期，详见）

作者简介

周洪宇，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教育治理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导。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数百篇，出版专著三十余部。

雄安新区南河枢纽航拍图。杨亚文摄（来源人民雄安网）

中国式现代化关键在科技现代化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党委书记 刘冬梅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这是由科技在中国式现代化全局中的战略先导地位和根本支撑作用所决定的，强调科技发挥引领能力和支撑能力。科技现代化，强调构建一个协同高效的科技创新体系，包括企业、高校、科研院所、政府、金融机构等多方主体，以及连接它们的制度、文化和社会网络，在这种高效协同下，各类创新主体的创新能力逐步逼近和达到世界前沿，制度、文化与网络具备对全球顶尖创新主体与创新要素的强大吸引力与凝聚力。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与科技态势复杂交织，我国科技现代化的战略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战略挑战与机遇并存。推动高质量发展、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等重大任务，对科技现代化提出更为迫切的战略需求。聚焦科技现代化，需紧密结合我国现代化的整体目标和阶段目标，将科技现代化与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科技强国建设和高质量发展等目标紧密相连，遵循科技发展、经济社会变迁和地缘政治变动等客观规律，聚焦知识生产能力现代化、科技治理能力现代化、人才引育能力现代化、国际合作能力现代化等方面，不断提升我国科技现代化水平，持续强化科技现代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支撑能力。（选自《国家治理》2026年第12期，详见）

作者简介

刘冬梅，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党委书记、研究员，长期从事科技发展战略与政策研究。

古代大江大河治理智慧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杨博

水利兴则农业稳，农业稳则天下安。中国古代历代政权都将水的治理与利用当作一项重要的国家事务。中华民族五千余年的悠久历史，也是一部治水史。都江堰造就“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天府之国”，郑国渠“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使关中变为沃野，都是泽被后世的民生工程。我国古代治水以尊重自然规律为前提，以保障民生福祉为旨归，以系统统筹与辩证施治为方法，形成一种善于组织大规模公共工程，中央统筹与基层自治相互协作，技术改造与人文关怀相结合的独特治理传统，对中华文明连续发展发挥重要的支撑作用。

黄河的治理，是中国古代水利史上持久、复杂与艰巨的挑战。面对黄河“善淤、善决、善徙”的特性，尤其是巨量泥沙问题，形成“宽河固堤”与“束水攻沙”两种对立统一的技术路线。长江中下游的治理主要围绕人与水争夺、分享空间展开，秉持“蓄泄兼筹”的思想，逐渐形成“圩田”（或称“垸田”）的土地利用形式。面对圩垸区复杂的水利事务和频繁的水利纠纷，古代社会孕育出基层水利共治组织，并形成一套运作机制。我国古代每一次大规模的治水，都是一次对社会组织能力的检阅、对科学技术的探索、对国家认同的深化。（选自《国家治理》2026年第11期，详见）

作者简介

杨博，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先秦史研究室副主任，“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协同攻关创新平台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出土文献与先秦、秦汉史等领域的研究与阐释工作。

本期编辑 | 王思楠 赵光菊

美编 | 宋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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