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岁保姆自述：城里单身老头请保姆不是为了做家务，而是这个

41岁保姆自述：城里单身老头请保姆不是为了做家务，而是这个

我叫张桂芬，今年四十一，从乡下到城里做保姆整整七年了。头五年在城东一个退休教师家伺候一个瘫在床上的老太太，后来老太太走了，我就换到了现在这家。城西老小区，六楼没电梯，雇主是个七十二岁的老头，姓周，人们都喊他周老师。

第一天上门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对劲。周老师住的是两室一厅的老房子，客厅里摆着一张八仙桌，桌上那层灰厚得能写字。厨房水池子里堆着三天没洗的碗，一掀锅盖，里面的剩饭已经长了绿毛。但奇怪的是，他书房那屋却收拾得干干净净，书架上整整齐齐码着各色书籍，桌上还摊着一本翻到一半的《红楼梦》，书页之间夹着一根红丝线做的书签。

“张姐，”他站在书房门口，扶着门框对我笑，“你先帮我把厨房收拾出来就行，别的不用管。”他那笑容里带着点讨好的意思，眼角的皱纹挤成一团，像秋天的干核桃壳。

我应了声好，撸起袖子就进了厨房。热水兑上烧碱，油腻腻的锅碗瓢盆泡了大半个小时，钢丝球蹭得我手指头都红了。正刷得起劲，听见周老师在客厅喊我：“张姐，你来一下。”

我擦了手出去，看见他正弯着腰在茶几底下够什么东西。他个子高，但瘦得厉害，驼着背，脊梁骨一节节顶在旧汗衫上。他够出来的是一只铁皮饼干盒子，上面印着九十年代那种大牡丹花图案，漆都掉了一半。

“这里面是我存的一点零钱，”他把盒子递给我，声音有点喘，“你每天买菜从这里面拿，记个账就行。”

我打开盒子一看，里面整整齐齐码着一沓子五块十块的票子，还有些一块的硬币，用橡皮筋扎着。我数了数，统共也就三百来块。我心里犯嘀咕，不是说周老师退休金一个月五六千么，怎么日子过成这样？

头一个星期，我算是摸清了周老师的作息。他早上六点起床，在阳台上打一套二十四式太极拳，动作慢得像放慢镜头。七点吃早饭，一碗白粥，半个馒头，就着我腌的芥菜丝。吃完就钻进书房，一待就是一整天，中午喊他吃饭得喊三遍。下午四点准时出门，说是去公园下棋，六点回来吃晚饭。晚上看看新闻，九点准时睡觉。

说实在的，这活儿比伺候瘫老太太轻松多了。但有个事我一直觉得奇怪，他从不让我进书房打扫，连拖把都不让往里伸。有回我趁他出门，偷偷推了一下书房门，发现锁着的。门上挂着一把老式黄铜挂锁，锁扣上磨得锃亮。

到了第二个月，该发工资的时候，周老师把我叫到客厅坐下，搓着手，半天没开口。我瞧他那样子，心里咯噔一下，寻思该不是要辞退我吧。

“张姐，”他终于开了口，眼睛却盯着茶几上的饼干盒子，“我有个事想跟你商量。”

我说您说。

“我能不能……不给你开工资？”

我脑子嗡的一声，手里的抹布差点掉地上。干了七年保姆，头回听见这种话。

他见我不说话，赶紧摆手：“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我存折上的钱，等我走了，全部归你。我算了算，加上这套房子，能有这个数。”他伸出五根手指头，干瘦的手指微微发抖。

五万？五十万？

“五十来万吧，”他像是看出我的疑惑，“我查过附近房价了，这套老破小能卖三十万出头，加上我这些年的积蓄，统共五十万挂零。你要是不嫌弃，就伺候我到闭眼那天，这些全是你的。”

我瞪着他，半天没缓过劲来。五十万在城里不算什么大钱，可对我们乡下人来说，够在老家盖一栋二层小楼，再给儿子存个娶媳妇的本。但他图什么呢？他现在身子骨虽说不上硬朗，可也没到需要人端屎端尿的地步。

“周老师，”我小心着措辞，“您身体好好的，说这话干啥。我该干活干活，工资您看着给就成。”

他摆摆手，脸上的褶子都挤到了一块：“我这把老骨头，自个儿心里有数。去年体检，肺上有个东西，医生让开刀，我没开。不怕你笑话，我是怕死在手术台上，没人给我收尸。”

他说这话的时候，竟然还在笑。那笑容看得我心里发酸，想起老家隔壁的张大爷，三个儿子都在城里，死在家里三天才被发现，还是对门闻见味儿报的警。

那天晚上我躺在保姆间的小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窗外的路灯透过旧窗帘照进来，在天花板上投下一团模糊的光晕。我摸出手机给男人打电话，他在工地干钢筋工，电话里吵吵嚷嚷的，信号也不好。

“老李，我跟你说个事……”我把周老师的条件说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半天，只有钢筋碰撞的叮当声。末了我男人说：“你瞅瞅他那书房里藏了啥，别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城里老头花样多，你可多个心眼。”

我啐了他一口：“你个死鬼，脑子净想些腌臜事。周老师那样的文化人，能有什么见不得人的。”

话虽这么说，第二天我还是多了个心思。趁周老师下午出门下棋的功夫，我搬了把凳子站到书房门口，透过门缝往里瞅。里面光线暗，只能看见书桌的一角，桌上摆着一个相框。相框里似乎是个女人的照片，穿着碎花裙子，梳着两条麻花辫，看着年轻，脸却瞧不真切。

我正伸着脖子使劲瞅，身后突然传来钥匙转动的声音。吓得我一个趔趄，差点从凳子上摔下来。周老师推门进来，看见我站在凳子上，愣了一下，随即什么也没说，低着头进了自己屋。

那天晚上吃饭的时候，气氛格外沉闷。周老师扒拉着碗里的米饭，筷子在碗沿上磕出轻轻的响声。我憋不住劲儿，主动开了口：“周老师，今儿下午的事对不住，我就是想给您擦擦书房的地。”

他放下筷子，叹了口气：“张姐，你坐下，我跟你说个事。”

我坐到他对面。他把那本《红楼梦》从书房拿出来，翻开扉页，里面夹着一张黑白照片。正是我在门缝里看见的那个穿碎花裙子的女人，扎着两条麻花辫，眼睛弯弯地笑着，一口白牙露在外面，年轻，鲜活，像春天田埂上开的第一朵野花。

“这是我老伴，”周老师的手指轻轻摩挲着照片上女人的脸，“走了二十年了。”

他慢慢说起从前。他和老伴都是师范毕业的，分到同一所中学教书。老伴教语文，他教历史。那时候日子穷，两个人挤在学校的筒子楼里，一间房，半间当卧室半间当书房。老伴爱看书，更爱给他念书，每天晚上关了灯，两个人躺在床上，她就给他背《红楼梦》里的句子，从“满纸荒唐言”背到“好一似食尽鸟投林”。她的声音软绵绵的，带着点南方口音，把“林妹妹”念成“林米米”。

后来老伴查出乳腺癌，发现的时候已经是晚期。她在病床上躺了八个月，最后那两个月疼得整夜整夜睡不着，可只要精神好一点，还是让他拿书来念。她听《红楼梦》听了一辈子，最后闭眼那天晚上，还攥着他的手，气若游丝地念：“叹人间，美中不足今方信……”

她走了以后，周老师把她的书全部搬到书房，锁上门。那扇门一锁就是二十年，除了他自己，谁也没进去过。他每天在书房里待着，其实是坐在老伴的书桌前，对着她的照片，给她念书。念她爱听的《红楼梦》，念她没来得及看完的《儒林外史》，念他们一起教过的课文。他一直觉得，老伴的灵魂就住在那间书房里，他能感觉到她的存在，在翻书的沙沙声里，在窗外照进来的阳光里。

“可是这两年，我眼睛不行了，”周老师摘下老花镜，揉了揉眼角，“白内障，看字模糊，念着念着就串行。我怕再过些日子，连字都看不清了，那谁给她念书呢？”

他抬头看着我，浑浊的眼睛里闪着一点光：“张姐，我请你来，不是让你给我做饭洗衣裳的。我是想……你能不能替我，给她念念书。”

我一下子愣住了。手里的筷子掉在桌上，啪嗒一声，在安静的屋子里格外清脆。我想起第一天来的时候，看见他书房桌上那本翻到一半的《红楼梦》，书页里夹着的红丝线书签，那本书看了二十年还没看完，原来他一直念给一个看不见的人听。

“我……我不识几个字，”我的声音有点发抖，“周老师，我初中都没毕业。”

“没关系，”他急忙说，“不用认全，你就坐那儿念，念错也没事。她不会挑你的理。”他顿了顿，声音低下去，“我就是不想让她一个人待着，太孤了。”

那天晚上我回到保姆间，蒙着被子哭了一鼻子。我想起我娘死的时候，我十五岁，她躺在家里的土炕上，拉着我的手说：“桂芬啊，以后没人给你梳头了，你自个儿学着梳。”我娘走后的头三年，我每天早晨梳头都掉眼泪，后来慢慢就好了。可周老师都二十年了，他还放不下，用一辈子的时间去给一个不在的人念书。

第二天一早，我做了个决定。我跟周老师说，工资我一分不要，每天下午四点到六点，我上书房给他老伴念书，念到我回老家那天为止。周老师死活不同意，非要把存折塞给我。两个人推来搡去的，最后折中了一下，工资照拿，但只拿市场价的一半，剩下的算我给他老伴念书的工钱。

头一回进书房，周老师开了锁，推开门的一瞬间，一股陈年纸张的气味扑面而来。那屋子不大，靠墙三面都是书架，满满当当塞着书，有些书脊都散了，用白线重新装订过。窗帘是那种老式碎花布，洗得发白，但干净。书桌上摆着老伴的照片，旁边放着一只白瓷茶杯，里面插着几枝干枯的野菊花，不知道放了多久，花瓣都成了褐色。

我坐到书桌前的藤椅上，翻开那本《红楼梦》。周老师坐在旁边的矮凳上，双手放在膝盖上，腰挺得板直，像学生听课那样。

“第二十七回，滴翠亭杨妃戏彩蝶，埋香冢飞燕泣残红……”我磕磕巴巴地念着，很多字不认识，连蒙带猜。周老师就在旁边小声提醒，这个念“颦”，那个念“罥”。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那张黑白照片上，照片里的女人弯着眼睛笑，仿佛也在听。

就这样，每天下午四点，我准时进书房念书。从春天念到夏天，从《红楼梦》念到《聊斋志异》，再念到《浮生六记》。周老师耳朵有点背了，我声音就得放大，有时念得嗓子冒烟，他就起身给我倒一杯胖大海。念到有意思的地方，他还会打断我，讲几句典故，说当年他老伴是怎么给他讲这段的。

慢慢地，我在那间书房里待得越来越自在。有时念累了，我抬头看看窗外那棵老槐树，风吹过来，树叶哗啦啦响，我就想，要是真有灵魂这回事，那周老师的老伴一定就在这屋里，坐在我对面，支着下巴听我念书，就像我小时候趴在娘腿边听她讲故事一样。

日子就这么过了大半年，我几乎忘了自己是来做保姆的。家里的大事小情都顺手料理了，周老师的饮食起居也照顾得妥帖。他气色好了不少，脸上的肉多了一点点，走路也不像以前那样喘了。邻居刘大妈在楼道里碰见我，拉着我的手说：“张姐啊，你可真是周老师的福星，以前他一个人住，我们隔三差五得去敲门看看他还喘气不。现在好了，有人作伴了。”

谁知道天有不测风云。那年冬至前的一天，我正在厨房包饺子，周老师从书房出来接电话，刚拿起听筒，整个人就软下去了，像一截被砍断的木头，直挺挺地往地上栽。我扔了擀面杖冲过去，好歹扶住了他，没让他磕在茶几角上。他脸色煞白，嘴唇发紫，眼睛半睁着，嘴里含含糊糊地不知道在说什么。

我哆嗦着打120，手抖得拨了好几次才拨对。等救护车来的那几分钟，我把周老师平放在地上，把他的腿垫高，想起以前伺候瘫老太太时学过的急救知识。他攥着我的手，那手冰凉冰凉的，劲却大得出奇。

“书……书……”他嘴里一直念叨着。

“周老师，书在呢，都好着呢，您别说话，车马上就到了。”我趴在他耳朵边喊。

救护车呜哇呜哇地开走了，我跟着去了医院。检查结果是心梗，好在送得及时，救过来了。周老师的儿子从深圳赶回来，那是个四十来岁的中年男人，西装革履的，一看就是在外面混得不错。他在病房外边把我叫过去，脸色铁青。

“你是我爸请的保姆？”

我点点头。

“我爸的病是怎么回事？平时你是怎么照顾的？”他皱着眉头，声音压得很低，但每个字都带着刺。

我解释了一通，说平时好好的，突然就倒了，医生说和心脏的老毛病有关系。他打断我的话：“我问你，我爸的书房是怎么回事？我这次回来，发现书房锁开了，里面有人进去过。”

我张了张嘴，不知道怎么回答。

“我爸这么多年从不让人进那间屋，”他盯着我，眼神冷冷的，“你到底做了什么？你是不是看他年纪大了，哄他开了锁，想打那些书的主意？我告诉你，那里面有些是线装古籍，值不少钱。”

我的脸腾地就红了，一股血往脑门上冲。我在城里干了七年保姆，头一回被人当成贼。我想争辩，但嗓子眼像堵了团棉花，一个字也说不出来。这时候病房里传来周老师的声音，虚弱但清楚：“让她进来。”

他儿子愣了一下，推开门。周老师躺在病床上，身上插着管子，脸色苍白得像纸，但眼睛直直地看着他儿子：“那是我的客人，你少拿你那些生意场上的心思揣度人。”

他儿子还想说什么，周老师摆了摆手：“你回深圳去吧，我死不了。这儿有张姐在就行。”

他儿子站在床边，嘴唇动了动，最后什么也没说。转身走的时候，经过我身边，脚步顿了一下，但最终还是没有看我。

那天晚上我守在病房里，周老师睡一阵醒一阵。后半夜他醒了，要水喝，我用棉签蘸了水润他的嘴唇。他看着我，忽然笑了：“张姐，你怕不怕？”

“怕什么？”

“怕我死了，没人给你开工资。”

我鼻子一酸，差点掉下泪来：“周老师，别说丧气话。您得好好活着，那本《浮生六记》才念了一半呢，您老伴等着听结局。”

他闭上眼睛，嘴角还挂着笑：“张姐，你是个好人。我当年没看走眼。”

周老师出院以后，他儿子又回来过一次。这回态度好了很多，大概是周老师在电话里跟他说了什么。他把我叫到一边，从公文包里掏出一个信封，厚厚的一沓。

“张姐，这几个月辛苦你了。这点钱你拿着，算是我的一点心意。以后我爸还拜托你多照顾。”

我没接那信封。我说：“你爸请我来的时候说好了的，工资减半，剩下的算是我给他老伴念书的工钱。这钱我不能要，你要真想尽孝，多给你爸打几个电话比什么都强。”

他举着信封的手僵在半空，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最后他把信封收回去，说了句“那麻烦你了”，就走了。

后来周老师跟我说，他儿子在深圳开公司，一年到头忙得脚不沾地，连过年都回不来。老伴刚走那两年，他儿子还张罗着给他找个后老伴，被他骂了一顿，就再也不提了。再后来父子俩的话越来越少，除了逢年过节打个电话，基本不联系。

“他恨我，”周老师靠在床头，望着天花板，“恨我把他妈的照片摆在桌上天天看，却不愿意跟他去深圳生活。他觉得我把一个死人看得比活人重。”

我不知道怎么接话。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我一个乡下保姆，没资格评判人家父子的事。

但那天晚上回去，我给我男人打了个电话，问他：“老李，你说咱们儿子将来长大了，会不会也恨咱们？”

电话那头老李正在喝酒，含含糊糊地说：“恨啥恨，咱俩又不欠他的。”

我说：“你不懂。”

挂了电话，我坐在保姆间的小床上发愣。我想起儿子今年十八了，在县里读高三，住校，一个月回来一趟。我出来打工这七年，他开家长会我一次也没去过，他中考那天我在伺候老太太擦身子，他发高烧烧到四十度是他奶奶带他去打的针。我每个月往家里寄两千块钱，可除了钱，我还给了他什么呢？

有一回我春节回家，看见儿子床头贴着一张便利贴，上面写着“妈妈的电话：139……”那是我三年前换的号码，便利贴都卷了边，他还贴着。他奶奶说，他想我了就给那个号打电话，但从来都打不通。我这才想起来，那号早停机了，我换了新号忘了告诉他。

那天夜里我哭到半夜，第二天眼睛肿得像桃。周老师看见了，什么也没问，只是把书房里的《浮生六记》翻到我们上次念的地方，说：“张姐，今天接着念吧，念完这段，我有些话想跟你说。”

我坐下来念，声音还有点哑。念到沈复写“人生坎坷何为乎来哉”那句，周老师打断了。他说：“张姐，我年轻时候不懂事，觉得教书育人就是天底下最大的事，把学生看得比儿子还重。老伴走的时候，儿子才十六岁，我整天把自己关在书房里，顾不上他。他考大学、找工作、结婚，我都没怎么上心。等我想起来要对他好的时候，他已经不需要我了。”

他摘下老花镜，用袖子擦了擦镜片：“你说得对，念书归念书，可活人还得顾活人的日子。我打算过完年去深圳住一段，看看孙子。他儿子上小学了，我还没见过面呢。”

我愣住了，手里的书差点掉地上。那个把自己关在书房里二十年的人，那个觉得老伴的灵魂还住在书架之间的人，居然说要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了。

“那您老伴呢？”我脱口而出。

周老师笑了，那笑容松快了许多，像冬天的冰面上裂开了第一道缝：“她要是活着，也会撵我出去的。她就见不得我成天闷在屋里。”他指了指书桌上的照片，“她的魂儿不在这屋里，在我这儿。”他拍了拍自己的胸口，“我走到哪儿，她跟到哪儿。”

那年腊月二十八，周老师让我帮他收拾行李。他的行李箱是个老式帆布包，绿色的，提手上缠着胶带。我在书房给他拣要带的书，他说不用带，到了深圳让儿子给他买新的。我愣了一下，随即笑了，这人啊，说变就变，一下子连生活方式都要换了。

临上火车那天，他把书房钥匙交给我，说：“张姐，这屋子你帮我照看着，我回来的时候还要住。书你要是想看就拿去看，别让它们落了灰。”

我接过那把黄铜钥匙，沉甸甸的，在手心里硌得慌。站在月台上看着火车慢慢开走，周老师隔着车窗冲我挥手，那张干瘦的脸上带着笑，皱纹还是那么多，可看着年轻了好几岁。我突然想起什么，追着火车跑了几步，大喊：“周老师，那本《浮生六记》还差两章没念完呢！”

也不知道他听见没有，火车轰隆隆地远去了，只剩一股白烟在铁轨上飘荡。

周老师一走，我就闲下来了。每天打扫打扫屋子，给书房通通风，擦擦书架上的灰。那本《浮生六记》我拿回保姆间自己看，遇到不认识的字就问邻居家上初中的小丫头。磕磕绊绊地，总算把最后两章看完了。合上书那天，我坐在书桌前，对着周老师老伴的照片说：“大姐，书念完了，你跟着老周去深圳享福吧，可别再惦记这屋了。”

照片里的女人还是弯着眼睛笑，好像真听懂了似的。

过了年，我男人老李在工地上伤了腰，干不了重活，打电话让我回去。我盘算了盘算，周老师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我总不能一直这么空等着。再说老李那腰伤得养，家里没个人伺候不行。我给周老师打电话，是他儿子接的，说周老师在深圳好着呢，每天接送孙子上下学，还在老年大学报了个书法班，忙得不可开交。

“张姐，谢谢你这一年多照顾我爸，”他儿子在电话里顿了顿，“以前是我错怪你了，对不起。”

我眼泪唰就下来了。我说没事，都是应该的。

走的那天，我把周老师家的钥匙放在茶几上，用一张纸压着。纸上我歪歪扭扭写了几行字：“周老师，我回老家了。书柜第二层左边那本《红楼梦》我翻过几页，折了个角，您回来要是看见了，帮我念给您老伴听。那段写得好，就是林米……林妹妹说‘我这一生，该还的还完了’那句。”

写完我才发现，我把“林妹妹”写成了“林米米”，跟周老师嘴里那个带着南方口音的老伴一样。我笑了笑，眼泪却滴在了纸上，把“米”字洇成了一团墨花。

我坐上回老家的长途汽车，靠着车窗，看着窗外的楼房一点点变成田野，又变成光秃秃的山梁。快到县城的时候，手机响了，是个陌生号。我接起来，是周老师的声音，中气比走的时候足多了。

“张姐，我在深圳挺好的。你回老家了也好，好好照顾你男人。那本《红楼梦》你先带走，我在这边买了一本新的，天天给孙子念呢。那小子皮得很，不爱听，可我一念他就不闹了，跟他奶奶当年一样。”

我捂着嘴笑，眼泪却止不住地往下淌。车窗外，老家的麦田绿油油的一片，春天来了。我挂了电话，从包里掏出那本《红楼梦》，翻开折了角的那一页，用手指轻轻摩挲着那些铅字。阳光照在书页上，晃得人眼睛发酸。

我想，等儿子高考完，我要亲自给他做顿饭，好好陪他说说话。以后他上大学、工作、娶媳妇，我都要在。我们乡下人有句老话，说人这一辈子三碗面最难吃，人面、情面、场面。可我做了这么多年保姆，算是明白了，最难吃的不是面，是心里那点放不下的牵挂。周老师放不下他的老伴，我放不下我的儿子，城里人乡下人，有钱人没钱人，说到底都一样。

这世上哪有什么真正的死别，只要你心里还记着，那个人就永远活着。就像周老师说的，魂儿不在屋里，在心里。你走到哪儿，她跟到哪儿。

我收起书，抹了把脸。汽车下了高速，拐进通往镇子的土路，远远已经能看见村口那棵老槐树了。我从座位上站起来，冲着窗外喊了一声：“娘，我回来了。”

风从车窗灌进来，带着泥土和青草的味道，暖和和的，像是有人在轻轻应了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