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笔为枪 以声为刃
——记国际主义战士绿川英子在《新华日报》的“呐喊”
每年的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我们缅怀为民族解放事业献出生命的先烈,也铭记那些在抗战烽火中与中国人民并肩作战的国际友人。其中,有一位日本女作家被日本军国主义骂作“娇声卖国贼”,却被周恩来同志赞誉为“日本人民的忠实女儿,真正的爱国主义者”——她,就是国际主义战士绿川英子,抗战期间在《新华日报》发表了诸多反战檄文。
“背叛”母国:
一个日本女性的反战觉醒
绿川英子原名长谷川照子,1912年3月7日出生于日本山梨县猿桥一个土木工程师家庭,1929年在东京府立第三高等女子学校毕业后,考入奈良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奈良女子大学的前身)。1932年,当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席卷日本、军国主义者加强思想控制时,她开始接触为人类谋解放的进步事业,参加了以著名进步作家秋田雨雀为理事长的日本无产阶级世界语者同盟的进步活动,进而参加左翼文化活动,组织女高师文化小组,参加奈良地方左翼工会、文化团体活动。她把自己的名字改为绿川英子,意为“绿色的五月”。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震动了绿川英子,她表示强烈抗议。1932年秋,奈良地方警察以“具有危险思想”的罪名逮捕了她,后在对她保留起诉权到1933年夏的条件下释放了她。毕业前三个月,绿川英子被开除校籍。出狱后她到东京加入“无产阶级世界语者同盟”,并参加了世界语妇女组织克拉拉会、日本世界语文学研究会的活动。
1937年4月,绿川英子跟随丈夫刘仁来到中国,在上海世界语协会工作,编辑世界语刊物《中国在怒吼》。在上海,她目睹了“八·一三事变”日本侵略者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也让她坚定走上反战之路。
以笔为枪:
持续在《新华日报》撰文呐喊
1938年1月11日,《新华日报》在武汉正式创刊,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公开出版发行的第一份全国性政治机关报。6月8日,《新华日报》刊登了绿川英子的文章《爱与憎》。在文中她这样写道:“我爱日本,因为它是我的祖国,那里有我的双亲,兄弟和姊妹,并有亲戚和朋友,以及许多不可忘记的人们。我爱中国,我的新的家乡,这里我有许多亲挚的活跃的同志。我憎恨正在屠杀中国人民的日本军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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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6月8日,《新华日报》刊登绿川英子《爱与憎》一文
6月底,绿川英子到达武汉,经郭沫若介绍,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国际宣传处对日宣传科担任日语广播员。
1938年7月2日19时,武汉上空的中央广播电台里传出了一个柔美而坚定的女中音:“日本同胞们,当你们的枪口对准中国人的胸膛,当你们大笑着用刺刀挑死一个个无辜的婴儿……你们可曾想到过,这是罪孽,这是全世界人民不可饶恕的滔天罪孽!”从这一天起,电波载着这个声音穿过战火,传到侵略者的耳朵里。绿川英子的反战广播,像一把刺刀直刺敌人的心脏。一名日本华中派遣军通信兵收听广播后写下短歌:“重庆广播,偷偷倾听。那流畅的日语,让心情不能平静。”一些日军士兵听完广播后放下了武器。当时舆论评价,绿川英子一个人的反战威力大过一支集团军。
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对绿川英子恨之入骨,东京报纸《京都新闻》在头版登出她的照片,咒骂她是“恶毒地对祖国作歪曲广播的娇声卖国贼”,还给她的父亲寄去恐吓信。面对这一切,绿川英子坦然回答:“谁愿意叫我卖国贼,就让他去叫吧!我对此无所畏惧。”
1938年8月20日,《新华日报》刊登了绿川英子的《日本朋友慰劳信——绿川英子致我前线士兵书》。她写道:“假如我有百个身体,要到前方的日本军队去,同他们好好儿谈一谈,不让他们再杀中国兄弟、中国老百姓;假如我有千只手,要到所有战线去,给你们中国士兵绷一绷受伤的地方,替你们洗一洗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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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8月20日,《新华日报》刊登《日本朋友慰劳信——绿川英子致我前线士兵书》
同年12月,绿川英子随国民政府迁至重庆,继续在中央电台开展对日播音工作。在重庆期间,她持续为中国共产党的《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群众》等报刊撰写文章。
1942年7月7日,绿川英子在《新华日报》“七七”抗战五周年纪念特刊上表达了自己的几个愿望:“一、愿人都能虚心坦怀反躬自问:五年间做些什么,那些是为抗战,那些妨碍抗战。二、愿不要过于乐观微些的成就,悲观一时的失败,要紧是认清当前的艰难。三、愿加紧革心,革自私心,革异己心,革等待心,要结成大家一条心。四、愿能严格估计敌我,无情的改造自己,准备反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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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7月7日,《新华日报》“七七”抗战五周年纪念特刊刊登《绿川英子几个愿望》
1941年,周恩来在重庆接见绿川英子时当面称赞:“日本帝国主义把你称为‘娇声卖国贼’,其实你是日本人民的忠实女儿,真正的爱国主义者。”绿川英子激动地回答:“我愿做中日两国人民的忠实儿女。”
抗战胜利后:
投身教育,长眠中国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浴血奋战14年,终于迎来了抗战的胜利。然而绿川英子并未停止战斗——她深知,真正的和平需要彻底清算军国主义的思想毒瘤。
9月11日,她在《新华日报》发表了《在歧路上的日本》一文,尖锐指出:“日本法西斯根本不承认中日战争的失败。请看,8月15日日皇的敕书,铃木内阁的文告,都仅仅是提出将近4年的‘大东亚战争’。他们抹杀了8年来加在中国人民身上的大血债。”她警告中国人民警惕日本军国主义用“中日合作”“中日亲善”的谎言掩盖侵略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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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9月11日,《新华日报》刊登绿川英子《在歧路上的日本》
9月18日,她和《反攻》杂志社全体工作人员怀着兴奋的心情,编辑出版了最后一期“胜利号”专集,完成了这份抗战刊物的历史使命。
随后,绿川英子和丈夫刘仁接受组织安排前往东北解放区。1945年11月,她到达佳木斯,担任东北教育委员会委员和东北社会调查研究所研究员,并应邀到东北大学讲课。从电波战士到教育工作者,她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这片土地。
1947年1月14日,绿川英子因手术感染在佳木斯不幸逝世,年仅35岁。100天后,丈夫刘仁因悲痛过度,旧病复发,也离开了人世。佳木斯的党组织和人民群众将他们夫妇安葬在佳木斯烈士陵园。
1980年10月18日,《新华日报》刊登《国际主义战士绿川英子墓冢已找到》。报道称:“今年,佳木斯市文物管理站在省文物调查组的协助下,认真查阅有关资料,访问有关人士,找到了刘砥方(刘仁曾用名)一位亲属保存的墓号和墓冢位置图,并且和几位家属一起到烈士陵园踏看,终于找到了绿川英子和她丈夫刘砥方的墓冢。文物工作者在调查过程中还收集到他们夫妇的部分珍贵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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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10月18日,《新华日报》刊登《国际主义战士绿川英子墓冢已找到》
1982年,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绿川英子为国际主义战士。1983年,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佳木斯市人民政府为他们重新修建了合葬墓。如今,在佳木斯烈士陵园松林深处,两块洁白的条形大理石静静矗立,黑龙江省原省长陈雷亲笔题写“国际主义战士绿川英子暨刘仁同志之墓”。
从1937年4月到1947年1月,绿川英子在中国从事了将近10年的艰苦反战工作。作为一名坚强的国际主义战士,她把自己手中的笔化作枪炮,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残暴罪行,号召人类为和平而战。从1938年她在《新华日报》上发表第一篇文章,到1945年9月11日她在《新华日报》上发出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最后警告,7年时光,不仅见证了一份报纸与一位国际友人的文字往来,也见证了国际主义战士战斗的一生。
今天,再次追忆那些泛黄的报纸上绿川英子的名字和文字,我们耳边仿佛仍能听到那句跨越时空的誓言——“我愿做中日两国人民的忠实儿女”。绿川英子在中国实现了一个国际主义战士的奋斗征程,她的名字,将永远镌刻在中国人民抗战的历史丰碑上。
吴玉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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