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大学师生：寸简寸心，“牍”懂中国

“寸简寸心续绝学”简牍研究青年团队，聚集来自历史、中文、考古等不同专业背景的青年教师与硕博士研究生51人，以寸简寸心打捞起沉睡千年的文字，在简牍研究中不断读懂中国。受访者供图

如果把一张秦代“九九乘法表”放进今天的课堂，你能认出它吗？它没有从“一一得一”开始，而是从“九九八十一”写起，最后写到“二半而一”，意思是两个二分之一相加等于一。

这份写在木牍上的九九乘法表出土于湖南省龙山县里耶古镇，是目前世界上发现最早的乘法口诀表实物之一，它让人们看到秦代已经有了分数概念，也展现出古人对基础计算能力的重视。

两千多年后，这枚写满数字的木牍和其他载有典籍、律令、文书、书信等内容的简牍图片呈现在一群青年研究者的案头，等待被重新识读。

在纸张普及之前，简牍是中国古代重要的书写载体。古人把文字写在竹片、木片上，窄而狭长的一般称“简”，相对较宽的称“牍”。这些简牍中保存着国家治理、社会运行和普通人生活的痕迹，历史也因此有了更具体、更可靠的依据。

把出土文物变成历史文献，并不简单：古人笔下的字形与后世不同，编绳腐朽、竹木断裂会打乱原有简序、破坏简牍的完整性，材料中还可能出现传世文献从未记录过的内容。研究者需要通过认字、断句、缀合、编连等环节，才能大致复原出这些文献。

庞杂的整理工作很难依靠个人单打独斗。

作为国内专注于战国秦汉简牍文献整理与研究的学术机构，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里有着一支特别的队伍——由人文社科资深教授陈伟担任顾问，80后教授鲁家亮领衔的“寸简寸心续绝学”简牍研究青年团队。来自历史、中文、考古等不同专业背景的青年教师与硕博士研究生51人聚集在一起，以寸简寸心打捞起沉睡千年的文字，在简牍中不断读懂中国。

“我们做简牍研究，其实就像‘画龙’。”陈伟教授说，“唯有在关键的考证上做到准确、可靠，整份材料才能真正活起来，这条龙也才算真正飞得起来。”

“比起起点的高低，潜心更重要”

对大多数人来说，简牍往往只在历史课本或博物馆展柜里短暂出现。但对这支青年团队而言，踏入这条略显枯燥与冷门的学术之路，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起点。

鲁家亮最早接触简牍是在学校举办的一场关于“郭店楚简”的国际学术会议上，当时还是本科生的他坐在会场里，第一次知道原来有一群人专门研究写在竹木上的“稀奇古怪”的古代文字和文献。

后来，他选修了历史学院为考古专业开设的出土文献整理研究相关课程，并在研究生阶段选择扎根于此，开始系统而全面地学习简牍学的相关知识。

团队里的年轻人走进简牍研究，往往是先触碰它，再经过漫长的训练逐渐走进去，“比起起点高低，更重要的是能不能保持潜心研究的态度。”鲁家亮说。

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副教授黄浩波的学术成长之路，也印证了这种潜心与耐力。

本科就读于中文系的黄浩波在《说文解字》的选修课上，第一次见到了老师展示的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楚简资料。那些写在古老竹木上的奇特文字让他觉得新奇，原来中华辉煌灿烂的文化，就实实在在地建立在这些不起眼的竹木之上。

成为中学语文老师后，这份好奇在备课之余被唤醒，黄浩波开始凭着纯粹的兴趣自学。

每天早上6点半的通勤班车，成了他的“移动书桌”。遇到死磕不出的难点，他便向在网络上结识的学者请教，逐步提升自己研究简牍文献的能力。之后，他巧妙地从汉简里的“地名”切入，尝试按专题一块块拼凑出古人的生活图景。

在中学同事眼里，这份爱好有些冷门深奥；但在他看来，这就和别人下班后追剧一样稀松平常。

几年间，黄浩波陆续发表了6篇学术论文。他给陈伟教授发去邮件表达求学的愿望；第二年，黄浩波考入武汉大学攻读博士研究生。

9456枚碎片里的“寸简寸心”

推开这扇学术之门后，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简牍研究没有寻宝式的浪漫，面对浩如烟海的残片，无数次的试错之后仍然毫无头绪才是常态。要在这种枯燥中寻得真相，研究者必须真正沉下心，坐稳那张考验心性的“冷板凳”。

‌湖北云梦睡虎地的秦汉古墓遗址，因出土‌睡虎地秦简‌而闻名中外，有着迄今发现时代最早、体系最完备的秦代法律文献实物。其中77号墓出土的汉简是在铁路工程施工时意外发现的，部分竹简的损毁程度较为严重。接手整理工作之初，就面临如何复原9456枚碎片的难题。黄浩波将这项整理工作比作“把好几本书切碎、搅在一起，再复原成原来的样子”。

研究者要先为每枚竹简残片编号、扫描或拍照，再根据字形、笔迹、断口、纹理和行距等信息反复比对。认出残片上的部分字形还远远不够，必须结合具体的历史语境去反复验证与纠错。

一枚残简上端破损，由于只见局部笔画，团队一度将其释为“朝”。但放入上下简文中后，这一释读既无法与前后文衔接，也不合学界已知的秦汉基层文书语境。黄浩波解释：“作为一个小吏，墓主主要负责很多文书的处理工作，簿籍是当时最为常见的文书类别。当有团队成员把‘朝’改释为‘籍’之后，根据这个线索，我们很快找到了籍字的其他部分，就把上下的简文给连起来了。”

从“朝”到“籍”，变化的只是一个字，却让上下简文重新连贯起来，也使这份文书的内容更加清晰。

鲁家亮也曾经历过一段跨越数年的等待。整理《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二卷时，他发现一份文书存在缺损，却始终未能找到对应的残片，成为整理小组成员心中未竟的遗憾。

转机出现在去年春天。修订第三卷文稿时，鲁家亮意外发现了一枚碎片，它恰好补上了第二卷那份文书缺失的“小尾巴”。拼合后的文书，不仅自身得以完整，竟还能与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中的律令记载互为印证。

从跨越数年的苦苦寻觅，到不同遗址间残简的完美互证，那份无以言表的成就感，足以消解无数个日夜的枯燥。团队成员常以“寸简寸心”彼此激励，“每向前推进一寸，都要付出一寸的心血；也正是这一点一滴的付出，让沉睡千年的文字重新站立在历史之中”。

师生并肩伏案，带给年轻人的底气是完全不同的

在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会议室，抽丝剥茧般推敲与纠错，是这群年轻人最真实的日常。

在每周的楚简、秦汉简读书会上，老师和学生围坐在一起领读材料。有人提出释读，有人补充字形依据，有人从历史地理和制度史角度提出问题。

推论被驳倒了可以推倒重来，遇到卡壳的瓶颈也随时能找到人请教。黄浩波感慨，当老师和大家并肩伏案时，带给年轻人的底气是完全不同的。

00后硕士研究生王淳曾在一个地名“俎阳”上卡壳。由于史籍中很难找到对应地名，他先从字形、音韵和地理沿革等方面反复论证，认为“俎”可能是“宜”的讹写。但在读书会上，大家重新比对图版和简文，发现释为“沮阳”更符合秦代地理实际。

“没有一锤定音的捷径，只有一次又一次地推翻重来。”正如王淳所说，团队的年轻人日复一日坐在桌前，剔除主观猜测，努力用严谨的考证拼接出历史的原貌。

读书会之外，老师们对材料穷尽、对判断反复求证的态度，也逐渐潜移默化为学生独立研究时的自觉。

90后博士研究生赵诗凡曾围绕汉代契券展开研究，试图从这类记录出付入受关系的凭证上，辨认券边用于验合的刻齿是否有固定位置规律。她用了一个暑假，把悬泉汉简前四卷里相关种类的券全部筛出来，做成了表格进行分析。

等第五卷刚一出版，她立刻找老师借来新书翻找，当发现新材料印证了原有的推论时，她觉得一切辛苦都值得了。

简牍研究终究是一门“慢学问”。面对残缺的竹木片，辨认、比对和求证往往需要投入大量时间，比起当代人丰富热闹的生活，这在旁人眼里多少显得有些冷清。

朋友偶尔问起她在做什么，赵诗凡常从央视节目《简牍探中华》讲起，从贴近日常的角度解释自己的研究。她说：“我可能更适合坐下来，慢慢读书、读材料。”

对赵诗凡而言，读懂一批材料、提出一点自己的想法，都像是一个“润物细无声”的过程，在这种漫长的沉潜中，她渐渐找到了抵御浮躁的底气：“只要沉下心来踏踏实实去做，总有一天，结果会来的。”

从一枚残片的拼合，到一部整理著作的出版，团队把无数次具体判断沉淀为可供后续研究使用的文本。围绕战国秦汉简牍的整理与解读，简帛研究中心陆续推出《楚地出土战国简册[十四种]》《秦简牍合集》《里耶秦简牍校释》《二年律令与奏谳书》等成果，为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底本。

真正的言传身教，体现在一起认字、一起纠错的日常里。在这样的陪伴与反复打磨中，耐心，逐渐成了他们共同接近答案的方法。

寸简虽微，凡人不凡

当繁琐的整理工作完成，残简转换成了文献，其背后鲜活的历史价值也显现了出来。

云梦睡虎地残简中一部分属于“质日”文献，就是以历表为基础、按日记录事务的一类材料。718枚竹简，1700余枚残片，从2006年到2023年，整理团队耗时17年，最终把《质日》编连成册，为研究汉代基层社会留下了连续而珍贵的文献。

在这本两千多年前的“工作日记”里，一位名叫“越人”的基层小吏，留下了自己连续14年的工作记录，包含任职、出差、徭役及各种公私事务。

黄浩波从这些日常记述中发现，越人曾连续多年，带领当地百姓在一年中最寒冷的时节前往江陵采珠。这项苦差事长达数月、没有任何报酬，甚至连口粮都需要百姓自行承担。

要打捞出这些鲜活的碎片并非易事，青年学子也在反复推敲中找到了自己的“苦中作乐”之法。

去年夏天，赵诗凡参与筹备武汉大学万林艺术博物馆“家国信史——长江中游简牍文物展”。此前，她只在图版和释文中见过里耶秦简10-1162号木牍所载“作徒簿”，借由那些字句去想象秦代刑徒的劳役日常。策展过程中，她第一次与这枚两尺长的实物有了面对面的接触。

原本排在纸页上的“库武”“史谢”“少内段”，以及养牛、取漆、送信等事务，忽然有了竹木的质地和清晰有力笔迹的映衬。

“透过这枚秦简，仿佛看到了两千多年前人们在湘西山野间忙碌劳作的场景。”赵诗凡说，“简牍上那些冰冷的文字，突然有了温度。”

为千年信史续写当代篇章

坐得住冷板凳，并不意味着把简牍锁在专业圈子里。

“保护、研究工作从来不是孤立、割裂的”，鲁家亮说，“它们应是一个相互促进的有机循环。”

在武汉大学万林艺术博物馆开展公益云课堂时，鲁家亮曾借着“长安荔枝”这一热门话题，为观众讲述里耶秦简中一份关于运送鸟类的文书。两千多年前，一项看似不起眼的运鸟任务背后，同样体现着吏员的小心思和相互的博弈，与后来的吏员并无不同。这种生活经验的共鸣，让枯燥的简牍文献瞬间多了一丝鲜活的烟火气，也成了普通人理解、关注简牍文献的契机，文化普及与传承于此有了更具象的呈现。

如今，一项更长远的接力已经展开。团队正联合湖北省相关文博机构，计划用10年时间编纂出版100卷的《湖北出土简牍集成》，系统完成这批文献的高质量著录与解读。

“历史的真相需要人去揭开、去复原。如果我们不了解它的原貌，就没有办法传承。”鲁家亮说。

把碎片连成整体，让证据支撑信史。当两千年的尘土被一点点拂去，他们在方寸之间所“牍”的，正是绵延不绝的中华文明。

郑茜月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雷宇

编辑/倪家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