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4年11月，广西兴安与全州之间，红军队伍正在抢渡湘江。军委纵队已经向西突围，担任后卫的红五军团却被敌军牢牢咬住。军团长董振堂面前只有一个选择：把敌人挡在身后，哪怕自己回不来。
这支部队的特殊之处，不只在于战斗惨烈，更在于它的出身。1931年12月，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在江西宁都举行起义，1.7万余名官兵加入红军。起义部队原属西北军，长期被蒋介石视为杂牌，既要承担危险任务，又难以得到公平补充。
宁都起义前，第二十六路军已在第三次“围剿”中损失严重，被调到宁都一带休整。蒋介石没有真正信任这支部队，反而不断把它推向前线。军饷、装备和待遇都不理想，官兵对前途越来越失望。
红军地下组织正是在这种环境中展开工作。赵博生、董振堂等人参与了起义筹划。1931年12月14日，第二十六路军在宁都宣布起义，随后改编为红五军团。它不是一支从苏区慢慢成长起来的部队，而是带着旧军队的整套人员和番号，直接走进了革命队伍。
这份经历也决定了红五军团的性格。官兵普遍受过正规军事训练，作战经验丰富，却缺少稳定的根据地补充。每一次大战之后，部队都很难迅速恢复元气。人越打越少，任务却越来越重。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红五军团承担的并非最容易出名的先锋任务，而是断后。说得直白些，主力往前走，它就得留在后面；大部队渡河，它还要守住桥头和道路。
湘江战役便是这种任务的极端体现。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中央红军在广西湘江地区与国民党军展开苦战。由于行军携带辎重过多、行动迟缓，加上敌军提前判断路线，红军被迫在狭窄地域突围。
“军团部队先过江，后面的路由我们守住。”董振堂据说曾这样向部下交代。话不长，却道出了红五军团的处境。它不能只顾保存自己，一旦后卫崩溃，军委纵队和大量伤员就可能被截断。
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的遭遇尤其惨烈。主力渡江后，三十四师奉命留在湘江东岸阻击敌人。由于敌我兵力悬殊，部队逐渐陷入孤立，通信和补给相继中断。师长陈树湘负伤被俘后，宁死不屈，最终壮烈牺牲。三十四师大部指战员也倒在了突围路上。
湘江一战后，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八万多人锐减至三万余人。红五军团虽然保住了番号，却失去了大量骨干。它的悲壮，不是某一次战斗突然造成的，而是在一次次断后、阻击和掩护中被慢慢消耗。
1935年7月，中央红军进行整编，红五军团改编为红三十军，董振堂继续担任军长。同年8月，部队编入左路军，随红四方面军行动。南下途中，红三十军连续作战，人员再次大幅减少。
有意思的是，红五军团并没有在湘江边结束命运。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西路军奉命执行打通河西走廊、争取国际援助通道的任务。红三十军随部队渡过黄河西进，在河西走廊与马家军展开激战。
这场作战远离陕甘根据地，补给困难，援军难至，部队始终处在兵力和装备劣势之中。红三十军在甘肃高台一带被重兵围攻，董振堂率部固守。1937年1月，高台失守，红三十军几乎全军覆没，董振堂也在战斗中牺牲。
红五军团从宁都起义走来，经历湘江、长征、西路军，许多主要领导和骨干先后战死。能够活到新中国成立并参加1955年授衔的将领，已是凤毛麟角。李达参加宁都起义时只是红五军团中的一名基层军官，后来成为红军重要参谋指挥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这正是标题中那句“授衔时职位最高的是连长”的来历。它并非说红五军团没有高级干部，而是说这支部队在漫长战争中损失太重，许多曾经位居军团、军、师级的指挥员，没能等到授衔那一天。
特别声明：以上内容(如有图片或视频亦包括在内)为自媒体平台“网易号”用户上传并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pictures and vide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a user of NetEase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on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ervic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