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天睡9小时扛过山洪的村支书辞职了，他说我要自私一回了

我叫赵长林，今年四十七岁，在槐树沟村当了十二年村支书。

这十二年里头，我领着大伙修路、打井、种果树，村里人都说我是铁打的。我自己也信了，总觉得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只要村里的事摆在那儿，我就能扛。谁家闹矛盾了找我，谁家有人得急病了找我，上头下来检查也找我。我媳妇说我是村里的官，家里的客，一年到头在家吃不了几顿热乎饭。我笑笑，说等忙完这阵就好了。这话说了十二年，我自己都不信了。

可我怎么也没想到，最后把我压垮的，是一场大水。而让我下定决心的，是水退了之后，家里那扇被泡烂了的木门。

事情得从今年七月份说起。那几天天气预报天天报有强降雨，镇上开了好几次防汛会，要求各村加强巡查。槐树沟村地势低，靠着一条槐河，河堤还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修的，都是土坝，一下大雨就让人提心吊胆。那几天我觉都没睡踏实，天天往河堤上跑，看水位，查险情。

七月十二号那天，雨量突然就疯了。那雨下得跟天上漏了个窟窿似的，从早到晚不带停，路面的积水一会工夫就漫过了脚脖子。我中午在村部扒拉了两口泡面，就带着村干部往河堤上赶。河水涨得邪乎，一个钟头就窜上来半米多，黄泥汤子翻滚着往下游冲，发出哗哗的声响，听得人心里头发毛。我拿手电筒照着河面，看着那些被连根拔起的树和杂物从眼前漂过去，心说这次怕是麻烦大了。

当天傍晚，河堤东段出现了第一处渗漏。我先给镇里打电话汇报了情况，然后带着人扛沙袋去堵。雨还在下，沙袋一扔进去就被水冲得没影了。我站在河堤上，雨水顺着领口灌进来，浑身湿得透透的，雨鞋里全是泥浆。折腾到半夜，好不容易把渗漏堵住了，我还没喘匀气，对讲机里又传来巡逻队员的喊声，说西段又出现了管涌。

那三天三夜是怎么过来的，现在回想起来，就像一场做不完的噩梦。我带着一百多个村民在大坝上抢险，装沙袋、扛沙袋、打木桩、铺防水布，手上的皮磨掉了一层又一层，到后来都麻木了。渴了就喝两口矿泉水和着雨水，饿了就往嘴里塞个冷馒头。困到什么程度，站着都能睡着，眼前一阵一阵发黑。可河堤就像个随时要裂开的罐子，西边刚堵住，东边又漏了，反反复复，逼着你不能停。

后来最危险的那天夜里，一处堤段直接被冲开了一个两米多长的豁口，洪水像野兽一样扑进来。我带着几个年轻小伙子跳进水里，手挽着手，用身体挡住水头，后面的人赶紧打桩填沙袋。水流冲击力大得吓人，我感觉整个人都要被撕碎了，嘴里灌满了泥汤，耳朵里嗡嗡响。也不知道撑了多久，豁口终于被堵住了，我被人从水里拖上来的时候，两条腿一点劲都没有了，直接瘫在泥地里。一个村民在旁边说，赵书记你睡一会儿吧。我摆摆手，说不能睡。可我话没说完，眼一黑，晕了过去。

后来他们说，我睡了两个小时，说睡其实也就是被人强行按在地上眯瞪了一会儿，手里还攥着对讲机。醒来的时候雨小了些，我又上了大坝。三天三夜，我总共睡了不到九个小时。最后洪峰过去了，河堤虽然千疮百孔，但总算没有决堤。槐树沟村保住了，几百亩农田受了灾，好在人没出大事。

山洪过去后，我原以为能松一口气了。可事情远没完。灾后重建、灾民安置、农作物抢救、水利修复，镇里开不完的会，填不完的表。我嗓子哑了，腿肿了，满嘴都是溃疡，但我没停。送救援物资、登记受灾情况、组织群众自救，忙得脚不沾地。我想着等把这一摊子事捋顺了，再好好歇歇。

直到第七天，我才真正回了趟家。

我推开门的时候，差点没认出来。院子里的积水还没完全退，泡烂的草叶和树枝散落一地。堂屋的门变形了，下半截被水泡得发了黑，开一条缝都得用肩膀去顶。屋里一股霉味，地上都是泥印子。我媳妇周桂芳正蹲在地上，用一块破抹布一点一点地擦墙角的泥水。她看见我进来，抬头看了一眼，啥也没说，又低下头继续擦。

我站在门口，忽然就迈不动步子了。

桂芳的头发白了不少，就那么随意地别在耳后。她穿着我的一件旧衬衫，袖子挽到胳膊肘，两只手泡得发白发皱。她整个人瘦了一圈，颧骨都突出来了。我这时候才想起来，发大水那几天，我媳妇一个人在家，院子里进了水，她硬是一个人把粮食和被子搬到了高处。我妹给我打过电话，说桂芳累得快撑不住了，我当时正扛着沙袋，对着电话吼了一句“我在大坝上呢”就挂了。

我走过去，蹲下来，想接过她手里的抹布。她没给，也没抬头，只是轻轻说了一句：“你回来啦。”

就这几个字，她声音很平静。但我听见那声音里有什么东西碎了。

我说，桂芳，这几天让你受累了。她还是没抬头，擦地的手停了一下，又继续动。好一会儿，她说，赵长林，你是不是觉得你媳妇是铁打的？

我张了张嘴，说不出话来。

她终于放下抹布，转过身看着我。她眼睛红红的，但没有哭，就那么看着我。她说，大坝要守，我不怪你。村里的事多，我也不怪你。你忙，你不回家，我不怨你。可赵长林，你知不知道，发大水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在这屋里，水都漫到床沿了，我害怕。我拼命往外舀水，舀到天亮，你在哪儿？

她看着我，那眼神像刀子一样剜在我心上。我所有的疲惫、所有的委屈、所有的以为能扛的硬气，在那一刻全崩了。我抱住她，她也抱住我。我们谁都没再说话，就那么蹲在泡烂的泥地里，抱了很久。

那天晚上我睡在家里。躺在潮湿的被褥上，我盯着屋顶漏雨留下的水渍，听着窗外蛐蛐的叫声，翻来覆去睡不着。桂芳背对着我，呼吸很轻。我不知道她睡着了没有，但我知道，有些东西变了。

接下来的半个月，我一边忙灾后重建，一边心里头翻来覆去地想着这些事。有一天晚上，我照例在村部开会到十点多，回到家发现桂芳发着低烧。她本来就有风湿，这几天连续在潮湿的屋子里干活，病又犯了，膝盖肿得老高，走路都费劲。她让我去药店买点膏药，我说明天一早去。她没说话，翻了个身。

可第二天一早，我接到通知，说县里要来检查灾后恢复情况，我得去现场汇报。我匆匆出了门，把买药的事给忘了。晚上回来的时候，桂芳已经睡了。桌上放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药我让隔壁海燕带回来了，你忙你的，不用管我。

我攥着那张纸条，在堂屋里站了好久。

那天深夜，我一个人去了河堤。洪水已经退了，月亮很亮，把整条槐河照得像条银带子。我在大坝上走了两个来回，走到当年修坝时我亲手种下的那排杨树旁边。树还在，长得挺高了，风一吹哗啦啦地响。

我站在那儿，给自己算了笔账。这十二年，我把所有的时间、所有的精力、所有的心气都投进了这个村子。路修好了，井打好了，果园挂果了。可是我的妻子，那个从二十三岁就跟着我的女人，她最需要我的时候，我不在。她生病的时候，我不在。她害怕的时候，我不在。我把这个村当成家，却把自己的家当成了旅店。

我问自己，赵长林，你还能撑多久？

答案让我害怕。

第二天，我把村干部召集到村部，宣布了我的决定。我说我要辞职。

屋子里静了几秒钟，然后炸了锅。妇女主任张彩云第一个跳起来，说赵书记你可不能走，这节骨眼上你走了我们怎么办。其他几个人也跟着劝，七嘴八舌的，说什么的都有。我摆摆手，说你们听我说完。我是来跟你们商量的，不是来商量的。我干不动了，真的干不动了。

我把辞职报告递到镇里，镇长把我叫到办公室，关起门来跟我聊了一个多钟头。他说老赵，你干得好好的，组织上信任你，群众也信赖你，你这一走，村里的事谁来接？我说镇长，我也想为组织分忧，为群众出力，可我这条老牛，犁了十二年的地，已经累得站不直了。这一回，我想自私一回。

镇长看着我，沉默了半晌。他说，你这个人，我太了解了，不是万不得已不会开口。你既然开了口，我不拦你。但你得帮村里物色好人选，把手头的事交接清楚。我点头说好。

消息传开以后，村里人都来找我。有劝的，有哭的，有说风凉话的。说风凉话的我也能理解，毕竟在这个位置上坐了十二年，有些人对我有意见，也是正常的。最让我难过的是老周头。老周头七十多了，当年修路的时候他儿子出了事故，我去给他家送过抚恤金。他拉着我的手，老泪纵横地说，长林啊，你走了，咱这村以后靠谁啊。我心里头酸得厉害，拍了拍他干树皮似的手说，周叔，天塌不下来，会有人接上来的。话虽这么说，可转身走出老周头家的时候，我的眼泪也下来了。

桂芳是最后一个知道我要辞职的人。那天晚上吃饭的时候，我把辞职报告的事跟她说了。她愣住了，筷子悬在碗边，半天没动。然后她把筷子放下，慢慢地说，你想好了？

想好了。

她看着我，嘴唇动了动，眼泪就下来了。她说，赵长林，这么多年了，你终于把家当成家了。

我握住她的手。她的手很粗糙，关节也有些变形，但特别暖。我说，桂芳，往后我天天在家，给你熬药，给你做饭，你想去哪我就陪你去哪。钱不够用我出去打工，活不下去我就去工地搬砖。以后的日子，咱俩一起过。

她哭得说不出话来，只是一个劲地点头。

交接完村里的工作，我正式卸任那天，天气特别好。我在村部收拾东西，把那把用了十二年的手电筒擦干净，放进纸箱里。墙上贴着这些年村里获得的各种奖状和锦旗，我没有取下来，那些是属于槐树沟村的，不是属于我赵长林一个人的。

我抱着纸箱走出村部大门的时候，门口已经站满了人。全是村里的老百姓，有老有少，都不说话，就那么静静地看着我。我冲他们鞠了个躬，说，乡亲们，赵长林这十二年，对不住的地方，你们多担待。

没人说话。忽然人群里有人喊了一句，赵书记，你是个好人。然后另一个声音跟着喊起来，赵书记，常回来看看。接着喊的人越来越多，声音越来越大，喊到最后，很多人都在抹眼泪。我抱着纸箱站在那里，眼泪终于没忍住，流了一脸。

回家的路我走了十二年，那天才走完。

往后的事，我也没想太多。桂芳的腿需要调养，我想先带她去县医院好好查查。家里的房子得修，院子里也要重新收拾。我还想着等把家里安顿好了，在镇上开个小店，日子不用多富裕，两个人平平安安就行。

有人问我后不后悔。我说不后悔。那十二年我不后悔，现在退下来我也不后悔。人这一辈子总有些责任要担，但也总有些时候得回过头来，好好看一看一直站在你身后的那个人。不能老让她等。

我这回自私了，就自私到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