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我在华成机械厂干了二十五年，工资八千。直到那天下午，我才知道，跟了我八年的徒弟陈浩，每月拿两万六。
工资条压在图纸下面，只露出半截。我伸手挪开游标卡尺，正好看见实发金额。
陈浩从工具柜旁扑过来，一把将纸抽走，脸上的汗还没擦干净。
“师父，这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看着他把工资条折了两次，塞进裤兜。车床正在空转，乳化液的腥味直往鼻子里钻。
“那是哪样？”
他张了张嘴，朝办公室方向看了一眼，没再出声。
八千和两万六，中间差了一万八。我给他改过的图纸摞起来能装两纸箱，他第一次独立调机，是我守到凌晨三点陪出来的。
当天晚上，我交了离职申请。人事说手续不能这么急，我把柜里的工装证、量具登记卡和二十五年前领的旧饭盒一件件摆上桌。
刘国强不在厂里，电话也没接。我签完最后一张表，已经快十一点。
恒拓装备公司的招聘负责人还在等我。合同放在桌上，岗位和薪水都写得清楚。我没细问，把名字签了。
第二天早晨，我站在恒拓门口，手机从裤兜里震到掌心。刘国强一遍遍打来，我按掉，又调成静音。
中午再看，未接来电整整一百个。
我把手机扣在桌上，一个也没回。
01
我二十五岁进华成时，厂里只有两排旧车间。夏天铁皮房顶晒得烫手，冬天机油冻稠了，得先拿热水捂油壶。
那时刘国强三十一岁，既是老板，也是采购员。机器坏了，他跟着我们蹲在地上拆轴承，棉袄袖口总沾着黑油。
我从普通车工做起。别人下班去澡堂，我留在车间练磨刀。废掉的刀头装满半个饼干盒，手背也添了几道疤。
第一年冬天，厂里接了一批偏心轴。老师傅嫌精度太难，交货期又紧，没人愿意碰。
我拿粉笔在铁柜门上算了两天，改了装夹办法。首件送去检测，尺寸压在公差中间，一丝没偏。
刘国强拍着柜门笑，说华成往后饿不着我。
这句话我记了很多年。
厂子慢慢扩大，旧车床换成数控设备，我也从小王变成王师傅。职称证拿了几个，工资却总是慢慢涨。
每回调薪，刘国强都说厂里资金紧，让我先担待。我点点头，转身照常去干活。
家里的钱够用。孙梅在社区超市上班，收入不高，胜在稳定。儿女方面我们没多少负担，母亲偶尔头疼脑热，也有退休金。
我不爱开口谈钱。总觉得手艺人在机器旁站稳了，别人自然看得见。
四十二岁那年，陈浩被分到我手下。他二十五岁，戴一副黑框眼镜，理论懂得不少，真碰到设备就发慌。
第一次换刀，他输错补偿值，刀尖擦着工件过去，崩出一串火星。他站在控制面板前，脸都青了。
我关掉进给，把碎屑扫净。
“错一次不怕，先记住错在哪。”
他跟我学得认真，兜里总放一本小册子。转速、进刀量、材料硬度，连我随口说的经验都记。
有些东西书上没有。听主轴声音，就能知道轴承缺不缺油。手掌贴近机壳，也能摸出轻微振动。
这些我一样样教给他，从没留过后手。
陈浩结婚买房那年，常赶不上末班车。我替他顶过三个月夜班，只在考勤表上写设备维护。
他后来知道了，拎着两瓶酒来家里。孙梅炒了盘花生米，我没让他多说，只叫他把日子过稳。
八年里，他从技术员做到项目骨干。我看着他能单独带班，心里一直挺舒坦。
厂里碰上急活，刘国强还是先找我。深夜一点，设备报警；清明回乡，图纸有误；孙梅过生日，客户等着试机。
只要电话响，我大多会去。
有一回母亲住院，我在病房走廊接到厂里电话。她还劝我别耽误生产，我赶回去处理到天亮，第二天才送饭过去。
刘国强后来塞给我两盒营养品，说辛苦了。工资没有变化，加班表上也只记了四个小时。
近半年，他倒常问起我母亲。
起初是吃饭时随口一句，问老人身体怎么样。后来又问她年轻时在哪家缝纫厂，搬过几次家。
我觉得奇怪，反问他打听这些做什么。
他端起茶杯吹了吹，只说老同事闲聊，顺便问问。
那时我没往深处想。厂里二十五年，彼此家里的情况多少都知道一些。
现在回头看，那几次问话并不随便。每次提到母亲年轻时的事，他都会停下手里的动作，像在核对什么。
可当时的我，只顾着替车间解决下一道难题。
机器修好，大家散去。剩下的图纸、参数和问题，都默认由我收尾。没人说该多给一分钱，我也从没拿着这些去敲办公室的门。
02
变化是从一批合作订单开始的。
那天早会，刘国强拿着蓝色文件夹进车间，说华成要和恒拓装备共同生产一套传动组件。
这批件精度高，交期只有四十五天。过去遇到这种活，工艺负责人一直是我。
刘国强却当着全车间的面宣布，由陈浩负责项目，我配合技术审核。
陈浩站在队伍前面，手里的记录本翻了两页，没敢看我。
散会后，他跟进办公室。我留下检查毛坯，几个老工人朝我这边瞧，又低头各忙各的。
午饭时，我端着餐盘坐到陈浩对面。他吃得很快，筷子一直刨着米饭。
“重点项目，工资也该调了吧？”
他呛了一下，拿起汤碗喝了两口。
“公司有公司的安排，我不清楚。”
这话说得生硬。以往他涨两百块工资，也会买包烟放我工具箱里，笑着说沾师父的光。
我没有追问，只让他慢点吃。
从那天起，项目资料不再先送到我桌上。陈浩和刘国强常关着办公室门开会，有时恒拓的人也来，胸牌摘下来放进衣兜。
需要攻克难点时，他们才把图纸拿给我。等我标完尺寸、算好参数，陈浩又匆匆收走。
有天下班，他抱来一摞技术资料，让我补签审核意见。
纸很厚，足有几十页。前面的工艺参数大多出自我的手，编制人一栏却写着陈浩。
我翻到最后，没急着落笔。
“完整合同呢？”
陈浩扶了扶眼镜，说合同归办公室保管，技术人员只签技术附件。
我问他附件为什么补签。他低头理齐纸角，说流程催得急，前几天漏了。
车间快熄灯了，只有我们头顶那根灯管还亮着。镇流器嗡嗡响，照得纸面发灰。
我把资料推回去，让他先把缺少的页码补齐。
第二天，刘国强亲自送了过来。他笑着说年轻人第一次担大项目，难免手忙脚乱，让我多帮一把。
“你是他师父，总不能看他摔跟头。”
我听着这句话，还是签了。
刘国强收起文件，又问了一遍母亲以前住过的那条巷子是不是拆了。
我盯着他，他很快改口，说前些天路过老城区，忽然想起来。
那周以后，陈浩换了新电脑，门禁权限也调高了。过去只有刘国强能进的资料室，他刷卡就能进去。
财务还找他签过一张工资调整表。纸被文件夹挡着，我只看见审批日期，和两厂合作订单获批是同一天。
我在茶水间堵住他，问调了多少。
他拧紧保温杯盖，笑得很勉强。
“师父，就是项目上的正常调整。”
“正常是多少？”
“还没最后定。”
说完，他借口现场等着调机，端着杯子走了。
我在车间干了大半辈子，知道哪些话是没说完，哪些话是不想说。可项目正赶进度，我没有继续拦他。
新来的毛坯有偏差，我带着两名工人重新测量。连续三晚加班，才把废品率压下来。
陈浩每天也在，却很少到机床旁。他多数时候抱着资料跑办公室，偶尔接电话，会走到走廊尽头。
第四天晚上，他把修改后的工艺文件交给我。我翻了两遍，发现页脚的版本编号前后对不上。
第一页标的是第三版，中间夹着第二版，末页又没有原来的骑缝章。
“怎么有好几个版本？”
陈浩把文件接过去，迅速翻到封面。
“双方来回改，打印时装乱了。”
我让他拿正式版来。他应了一声，第二天却只给我一份重新装订的资料。
内容看上去没变，最后一页的签字栏却明显重新打印过。纸色比前面更白，墨粉摸上去也新。
我问刘国强，他看了一眼，说办公室耗材不同很正常，别在小事上耽误生产。
他说话时，陈浩站在旁边，始终捏着文件夹的边角。
我把疑问咽了回去，照旧进车间调设备。主轴转起来后，声音比往常沉，像有什么东西压在里面。
两天后，那张写着两万六的工资条，出现在了我的图纸下面。
03
工资条被陈浩塞进口袋后，我没再碰机床。
那批传动组件已经装夹到位，绿色启动灯一闪一闪。我站在操作台前，耳朵里全是主轴空转的闷响。
陈浩拿起记录本，想像往常一样报参数。我关掉电源，把手套扔在工作台上。
“工资条拿出来，我再看一眼。”
他没动，额头上的汗顺着镜框往下淌。过了半天，才从裤兜里掏出那张折皱的纸。
两万六千元，没有看错。基础工资、岗位工资和一笔临时项目补贴，合在一起正好比我多一万八。
我点着那一栏问他，什么项目值得给这么多。他把纸按在掌心，声音压得很低。
“这是公司定的，我不能乱说。”
“你干的哪道工序不能说？”
陈浩抬头看了我一下，又避开了。
“师父，我没有看不起你。”
这话像一粒铁屑掉进鞋里，不算多疼，踩一下却硌一下。我没问他看不看得起，只问这笔钱凭什么。
他还是那句话，公司安排。
车间里有人朝这边看。我拿起工资条，直接去了刘国强办公室。陈浩跟在后面，脚步一阵快一阵慢。
刘国强正在吃盒饭，桌上摆着一碗紫菜汤。看见那张纸，他先愣了一下，随即把门关上。
“年轻人带项目，临时多拿点，很正常。”
我问他，我带过多少项目。过去那些加急订单，哪一批不是我从工艺做到试产。
刘国强放下筷子，抽了张纸擦嘴。
“你的贡献，厂里都记着。”
“记在哪儿？”
他看了看陈浩，说工资不能只比数字。陈浩能做文档，会跟客户沟通，承担的职责跟以前不同。
我听完笑了一声。订单第一页到最后一页，技术参数大半是我定的。如今签字的人换了，钱也跟着换了。
“那我算什么？”
刘国强起身给我倒水，保温壶里没多少热气，水落进杯底，只盖住一层茶叶。
“老伙计，你别钻牛角尖。项目结束后，待遇都能谈。”
我问他什么时候谈，谈多少。他端着杯子，半天没递过来。
陈浩站在文件柜旁，嘴唇动了动。刘国强提到两厂合作订单，说这次安排有特殊原因，等订单稳定就会解释。
话说到这里，陈浩忽然看向他，轻轻摇了一下头。
动作不大，我看得清楚。
刘国强改口说，眼下最要紧的是交货，不要因为工资影响生产。等月底开会，再统一调整。
我把工资条推到他面前。
“我问的是现在，不是月底。”
办公室外传来气管放气声，尖锐的一下，又恢复了机器的轰鸣。刘国强皱起眉，说我干了二十五年，不该为一张纸闹情绪。
这句话把我堵得够呛。
一张纸而已。可纸上那两万六，把这些年的加班、补位和那句厂里不会亏待我，全照出了模样。
我没吵，转身出了办公室。
晚上回家，孙梅刚下班，围裙上还沾着超市冷柜的水印。她热了两碗剩面，坐在桌对面听我说完。
“先把项目补贴问清楚。”
她把蒜瓣掰开，慢慢剥着皮。
“也许只发几个月，职责也不同。你别急着把路堵死。”
我说，一万八不是三百五百。陈浩如果真比我值钱，我认。可他们连一句实话都不肯给。
孙梅沉默了一会儿，把剥好的蒜推到我手边。
“明天再去问一次，最好留个明白话。”
那晚我几乎没睡。楼下送货三轮车凌晨四点经过，塑料筐磕得哐哐响。
天亮后，我把这些年保存的获奖证书、职称材料和加班记录装进布袋。走到厂门口时，陈浩已经等在那里。
他说刘国强愿意再谈，让我别把事情弄得太僵。
我看着这个教了八年的徒弟，忽然觉得他站得很远。
“你就告诉我，那一万八凭什么。”
陈浩垂下眼，把工牌翻来覆去捏了几下。
“现在真不能说。”
我点点头，从他身边走过去。那一刻，我认定他们早就商量好了，只等我把手里的东西交干净，再让我靠边站。
04
上午九点，人事送来两份交接表。
一份是设备权限，一份是技术资料。接收人都写着陈浩，连我保管多年的刀具参数本也列在里面。
刘国强说只是提前规范，不代表要换掉我。他坐在会议桌尽头，烟灰缸里压着三根没抽完的烟。
“项目忙完，我给你调工资。”
我问调到多少，他说要跟财务研究。
“两万六能直接批，我的还要研究？”
他搓了搓脸，语气软下来，说厂子一路走到今天不容易，别因为一时不痛快伤了情分。
我把交接表合上，没有签。
陈浩坐在旁边，几次想说话。刘国强朝他摆手，让他先去车间盯首件。
门关上后，刘国强从抽屉拿出一个信封。里面是五千元现金，说算我前段时间的辛苦费。
钱很新，边角齐整。我没数，原样放回桌面。
“二十五年，就用这个补？”
他脸色沉了些，说我故意把话说难听。待遇可以谈，但项目正到要紧处，我不能撂挑子。
我告诉他，不是我先撂的。他们定岗位、定工资、定接班的人，从头到尾没问过我一句。
刘国强盯着窗外，许久才说，安排陈浩是为厂子以后考虑。我年纪不算大，也该从一线慢慢退下来。
五十岁，退下来。
厂里最难调的设备还等我处理，最急的图纸仍让我签字。到了工资表上，我倒先该退了。
我回到工位，把私人物品往纸箱里装。用了十几年的搪瓷杯，杯口掉了一块蓝漆。抽屉深处还有陈浩刚进厂时写废的程序单。
那张纸我看了两眼，揉成一团扔进废料桶。
陈浩从车间跑回来，拦在工具柜前。
“师父，你别走，我去跟刘总说。”
我让他让开。他站着没动，眼圈发红，却还是不肯解释那笔钱和项目安排。
“你想留我，总得说句真话。”
他喉结动了几下，最后只说，事情不是我看到的那样。
又是这句。
我抱起纸箱，从他肩边擦过去。八年的师徒情分，走到那道门，也只剩一句不能说。
人事起初不肯当天办离职，说高级技工离岗必须完成交接。我把没签过的资料逐项列清，又将自己负责的设备状态拍照存档。
该交的钥匙和量具都放回去，属于我的技术笔记一页没留。那不是厂里的资产，是我一笔笔试出来的经验。
傍晚，刘国强出去见客户。人事给他打了几次电话，回来只说老板同意先办手续，后续再谈。
离职章盖下去时，红印有一角没沾匀。我盯着看了几秒，把那张纸折好放进口袋。
刚出办公楼，手机收到恒拓的消息，让我晚上过去面谈。
恒拓和华成隔着半座城，过去一直争同类订单。我以为还要谈资历、试工和薪酬，没想到对方连合同都准备好了。
高级技术顾问，月薪两万四，是我原工资的三倍。岗位说明写得细，入职日期就是第二天。
招聘负责人说看过我的技术履历，公司缺的正是这种经验。我心里那股堵了许久的气，忽然松开一截。
原来不是手艺不值钱，只是在华成卖得太便宜。
我签完合同，已经快十一点。走出恒拓时，夜风带着河边的湿气，路灯下有小虫一圈圈撞灯罩。
孙梅在电话里叹了口气，问我是不是太快。我说手续办完了，不回头。
快到华成厂门口时，我看见陈浩站在保安亭旁。他显然等了很久，衬衫后背被汗浸透。
“师父，我有话跟你说。”
我停下脚，等着。
他看见我手里的恒拓合同袋，脸色一下变了。问我是不是已经签了，我说是。
陈浩追出几步，伸手又收回去。
“那份订单，你暂时别碰。”
我问为什么。他嘴唇发干，半天只挤出一句，会出乱子。
我听着反倒笑了。华成的订单、华成的新负责人，已经跟我没关系。
“以后别叫师父了。”
门卫推开伸缩门，我从灯影里走出去。身后传来陈浩喊我的声音，我没有回头。
半小时后，刘国强回到厂里。他打来的第一个电话，我正在公交车上，没接。
接着是第二个、第三个。屏幕亮了又暗，震得纸箱里的搪瓷杯轻轻碰响。
05
第二天早上，我提前二十分钟到了恒拓。
厂区比华成大，地面划着黄白两色通道。叉车来回穿行，工人见到我胸前的新牌子，只点头，没有多问。
招聘负责人把我领到三楼。走廊尽头有一间办公室，桌椅都是新的，电脑却没开封。
屋里没有图纸，也没有设备清单。窗台落着一层薄灰，像很久没人来过。
我问先去哪个车间，对方说暂时不用，让我等通知。茶水、工牌和午餐卡都备好了，唯独没安排工作。
两万四的技术顾问，上班第一件事竟是坐着。
我翻开员工手册看了半小时，又去走廊接水。路过的几个技术员看见我，神情有些好奇，却没人知道我负责什么。
上午十点，刘国强的未接来电已经四十多个。陈浩也打了六次，还发来一条消息，让我先别签任何订单文件。
我删掉提示，手机调成静音。
快到中午，招聘负责人再次进来，说创始人想见我。他说话很客气，眼神却一直往我脸上落。
我跟着他上了五楼。
会客室里坐着一位老人，头发全白，身板还直。桌上放着两杯茶，其中一杯没有动。
我认得他。恒拓的创始人王守成，七十六岁，行业会议上见过几回。我们从没单独说过话。
他让我坐，先问昨晚休息得好不好。我说还行，又问什么时候安排工作。
王守成没有回答，只盯着我看。那目光不像老板打量新员工，倒像在旧照片里找什么。
我有些不耐烦，问高薪把我招来，是不是只为坐办公室。
他把茶杯往我这边推了推。
“先喝口水，有些话得慢慢说。”
我没有碰杯子。
王守成从身旁的皮包里取出一个牛皮纸袋，封口磨得发毛。他拿东西的动作很慢，手背上布着褐色斑点。
我看见纸袋上写着母亲李秀英的名字，心里猛地一沉。
“你怎么会有她的东西？”
他没有立刻回答，先取出一张泛黄的登记材料。纸边已经脆了，出生日期和我的一致，母亲姓名也对。
父亲姓名那一栏，写着王守成。
我没有坐，手撑在桌沿，反复看那三个字。印章模糊，纸上的墨色也深浅不一。
“假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