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道光的临终遗诏导致哥哥嫂嫂猜忌，恭亲王奕訢只能一生为奴！

1860年10月，北京城刚被英法联军攻破，恭亲王奕訢奉命留守，独自面对外国使臣和一片混乱的朝局。咸丰皇帝已带着后妃、大臣逃往热河，京城里能出面收拾残局的人，只有这位被皇兄长期防备的六弟。

有人把奕訢称作“鬼子六”，说他善于同洋人交涉。这个称呼背后，却藏着一段更早的隐患：道光皇帝临终时，既立皇四子奕詝为皇太子，又下旨封皇六子奕訢为亲王。看似两全其美，实际上把兄弟二人推到了微妙的权力关系中。

道光共有九个皇子，但皇长子、皇次子、皇三子先后早夭。奕詝因此成为实际上的长子，奕訢则以聪慧敏锐、熟悉政务而受到父亲欣赏。道光在“立长”和“立贤”之间迟疑多年，始终没有把继承问题处理得干净利落。

更复杂的是，奕詝的生母孝全成皇后早逝，他自幼由奕訢的生母静贵妃抚养。兄弟二人一起长大，少年时期关系并不坏。若道光早早明确储位，或许不会留下那么大的猜疑空间。偏偏他到了临终之际，才用一道遗诏同时安排两人的身份。

1850年2月，道光皇帝驾崩，奕詝继位，是为咸丰皇帝；奕訢依遗诏被封为恭亲王。问题不在封王本身，而在于这道诏书让奕訢显得格外突出。皇帝的亲弟弟、先帝认可的贤能皇子、手握亲王爵位，这几个身份叠在一起，足以让新君感到不安。

咸丰初年，奕訢一度担任军机大臣，参与处理政务。兄弟表面上仍维持礼数，实际却隔着一道看不见的墙。咸丰需要六弟办事，又不愿让他拥有过多影响力，这种“用而不信”，成了奕訢此后政治生涯的基本处境。

1855年，奕訢的生母静皇贵妃去世。由于母亲追封和丧礼礼制问题，他受到咸丰斥责，被革去军机大臣等职，只能回上书房读书。一次礼仪上的失误，成为皇兄打压他的契机。奕訢没有被废爵，却被剥夺了真正的权力。

“臣弟愿为国效力。”

“做好本分，便是效力。”

这类话未必真有其事，却很能说明两人的关系：奕訢必须不断证明自己有用，同时又不能显得过于能干。太平天国兴起、列强步步进逼，清廷需要他，却始终把他放在可随时收回的位置上。

1860年，英法联军进逼北京，咸丰以秋狝为名逃往热河，任命奕訢为钦差大臣，留京办理议和。奕訢清楚，这是一份危险差事。谈得不好，他要承担丧权辱国的骂名；谈得稍有让步，又会被指责有损国体。

他还是接下了任务。经过交涉，清廷先后签订《中英北京条约》《中法北京条约》等文书，战争暂时结束，联军撤离北京。条约本身充满屈辱，但在当时的处境下，奕訢至少避免了战事继续扩大，也保住了清廷在北京的基本统治机构。

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日，即1861年8月22日，咸丰帝病逝于承德，年仅三十岁。临终前，他任命载垣、肃顺等八人为顾命大臣，又安排慈安、慈禧两宫太后辅佐幼帝载淳。看起来，这是前朝大臣与后宫共同制衡，实际却埋下了权力冲突。

八大臣掌握朝政，奕訢却被排除在顾命班底之外。慈禧和慈安若想摆脱束缚，就必须寻找朝廷内部的强援。奕訢正好具备三个条件：有宗室身份，有处理外交和军政的经验，也与顾命大臣集团存在矛盾。

回京途中，两宫太后与奕訢取得联系。1861年11月，载淳在北京即位，慈安、慈禧与奕訢联手发动政变，载垣、端华被赐死，肃顺被处斩，其余顾命大臣分别受到惩处，这就是辛酉政变。

政变之后，奕訢出任议政王大臣、军机大臣，并获得恭亲王世袭罔替的待遇。他的母亲也被追尊为康慈皇太后，多年遗憾终于得到补偿。那几年，奕訢权势达到一生顶峰，洋务运动中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同文馆以及近代军事工业，都与他的推动密切相关。

可权力一旦变大，猜忌便会重新出现。1865年，御史蔡寿祺上疏弹劾奕訢，慈禧借题发挥，罢免他的一切差事。朝臣和外国使节纷纷施压，奕訢才得以复职，但“议政王”头衔没有恢复。这个细节很关键：慈禧允许他办事，却不再允许他站到权力核心。

同治年间，奕訢又因反对重修圆明园触怒皇帝。虽然慈安和群臣出面保奏，他最终恢复爵位和职务，但叔侄之间的信任已经破裂。奕訢一再进退，既不能公开抗争，也无法真正退出政局，只能在皇权和外部危机之间反复周旋。

1881年慈安太后去世，慈禧独掌大权。1884年中法战争期间，清军在北部边疆失利，慈禧以整顿军机处为名发动“甲申易枢”，奕訢被罢免，军机处大臣几乎同时更换。自此，他被彻底排挤出核心权力。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清廷因战事吃紧重新起用奕訢，命他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并会同办理军务。此时的奕訢已六十多岁，长期失势、身体衰弱，再加上慈禧掣肘，早已无法恢复当年的局面。

1898年5月29日，恭亲王奕訢病逝，终年六十五岁。十几天后，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戊戌变法正式开始。奕訢没有等到那场变法的结局，但他生前曾劝光绪谨慎对待康有为等人的激进主张。这个曾被父亲遗诏推上风口、又被哥哥和嫂嫂反复防范的亲王，最终在清廷权力的夹缝中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