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3年4月，苏中通海地区，一支六百余人的武装突然宣布脱离新四军，团长汤景延还公开投向汪伪政权。消息传到延安，毛泽东立即致电粟裕询问：“怎么回事？”
这件事之所以引起震动，不只是因为一个团的去向，而是新四军当时正处于日伪“清乡”压力之下。部队一旦出现整建制叛变，敌人可以借题发挥，群众也可能产生动摇，后果远非损失几百名官兵那么简单。
但粟裕的回电，却让这场“叛变”显出了另一层含义：汤景延并没有投敌，这是一场经过严密部署的假叛变。这个通海自卫团，准备以敌人能够接受的身份，钻进汪伪政权内部。
汤景延并非凭空得到日伪信任。此前，他曾是国民党军中校营长。1941年，国民党军将领李长江投靠日伪，汤景延拒绝跟随，带着队伍离开，随后接受新四军领导。1942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通海一带物产较为丰富，又连接南通等地，是苏中重要的粮盐和交通区域。日伪发动“清乡”，投入大量兵力，采用封锁、据点推进和反复搜剿的方式，企图切断新四军与地方群众之间的联系。
姜颂平是汪伪南通特工系统的重要人员，奉命接近汤景延，试图把这支队伍拉过去。对日伪而言，策反汤团有两层盘算：既能夺取兵力和地盘，也能制造“新四军内部不稳”的假象。
汤景延把情况报告给粟裕后，粟裕没有简单采取拒绝或捕杀的办法，而是决定将计就计。这个选择很冒险，因为假叛变必须骗过敌人，也必须约束住自己人，稍有疏忽，就可能从一场战术行动变成真正的覆灭。
粟裕向毛泽东解释，汤团内部早已陆续补充了新四军干部，其中还有经历过长期斗争的老干部，组织关系和通信渠道都掌握在可靠人员手中。汤景延本人立场坚定，部队也接受新四军领导，因此具备“打进去、再打出来”的条件。
为了让敌人相信，汤景延故意制造了投敌声势，甚至处理了几名屡教不改的兵痞，又带着随员在日伪人员面前摆出得意忘形的样子。新四军方面也配合发布讨伐消息，仿佛双方已经彻底决裂。
这一幕很快传到汪伪高层。1943年5月3日，汤景延前往苏州，与汪伪特务头目李士群会面。他提出继续驻扎通海，还要求扩大编制、提升职务，并暗示自己在外面还有一批“兄弟”可以拉来。
李士群认为这正是投机军人的做派，便答应了他的要求。汤景延随后被任命为伪军少将旅长。表面上，他成了汪伪政权的座上客；实际上，汤团的电台、密码和基层骨干始终处在新四军控制之下。
有意思的是，汤团并非只负责传递情报。他们还借助伪军身份开设商号，经营粮食、食盐、布匹以及药品等物资，再通过隐蔽渠道转给新四军。基层官兵则要跟随日伪部队出动，既要装作积极，又不能真正伤害抗日力量和当地百姓。
这种斗争极其考验纪律。一次行动中，汤景延发现一名排长逐渐沉迷于伪军生活，抽大烟、赌博，还频繁与敌特来往。多次劝诫无效后，为避免整个团暴露，只能将其处置。随后，日伪开始怀疑汤团，借口整训，把部队调离通海，准备拆散编制、分开官兵。
汤景延一面送钱送礼，拖延日伪动手；一面通过电台向粟裕报告。粟裕判断，敌人的疑心已经无法消除，汤团必须尽快撤出。突围不能仓促，更要争取一次性打击敌人的指挥系统。
1943年9月29日，汤团一名营长设宴成婚，附近日伪头目应邀参加，姜颂平也在席间。酒席进行到一半，汤景延借故离开。埋伏在外的官兵随即冲入，击毙姜颂平等日伪人员，随后迅速攻占周边据点、警署和特工站，缴获武器弹药。
等日伪调集兵力赶来，汤团已经撤入新四军苏中军区第四分区。这个六百余人的团，在敌占区潜伏近半年，掌握清乡情报，转运紧缺物资，并牵制了日伪兵力，最终完整返回新四军控制区。
粟裕在庆祝会上评价说，汤团完成了“钻进去、打出来”的任务。毛泽东得知行动成功后，也向粟裕发去贺电。至于汤景延，未能等到全国解放。1948年2月，他在战斗中负伤被俘；同年5月14日，于上海英勇就义，距上海解放还有一年零十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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