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嘉兴日报)
转自:嘉兴日报
■姚之忆
台风天,窗外风雨一阵一阵的。我躺在床上,头歪向一侧,看窗帘被风顶起来,鼓成一个圆乎乎的包,又倏地塌回去。发烧三天,哪儿也去不了,就那么躺着,听雨打在防盗窗上、空调外机上、灌木丛上、小轿车顶棚上,声音叠着声音,什么也分辨不出来。
又一阵风从窗缝挤进来,窗帘猛地鼓满了。鼓到最大的那一瞬,我突然觉得——不对,不是我在看窗帘,像是它包裹着我,去往一个新地方。伴着耳畔风雨的白噪音,我闭了一下眼,再睁开——
瓷砖地。一块块规则有序、泛着潮气的方块瓷砖地。消毒水的气味还没散去,仿佛能渗透到瓷砖下,每当有人走过,就飘散出一些。我扶着粗糙红褐色的旧木栏杆,走上二楼,用力推开比自己厚重得多的玻璃门。我最害怕的地方就在里面——输液厅。还未进入,我都先习惯贴大脸在这里,少不了一顿骂,但透过斑驳的毛玻璃门可以看见比我大的乖坐在椅子上,抬头看电视里的动画片;比我小的被安静抱在怀里,眼睛半睁半闭的。我无法判断片刻后的我是属于哪一种,只能老老实实跟在大人身后,攥紧衣角,好似这样可以让时间的指针再慢点走。我害怕身后门轴“嘎吱——”一声拖长,又“哐当”一下无情地关上,因为这又意味着一个“倒霉小孩”要打针挂水了。这种可怕好像回荡在整个走廊,从输液台隔着门都能传到楼梯外。
这是到哪去了?原来是回到了二十多年前禾兴南路上老第一医院。每次发烧,脑海中总浮现出从前的光景。不大的院门口永远是呈拥挤状态,三轮车叮当作响靠边停,非机动车棚里的自行车和电动车挤进挤出。我熟悉里面的路线,在几幢楼间穿梭着,外墙看起来灰白色的,南楼的急诊楼是那种老式蓝玻璃和深棕色玻璃,总把外面的天衬得又冷又静。
护士高声呼喊着我的名字,我被不情愿地按在了输液台前,两瓶挂着彩色塑料绳的玻璃瓶被熟练地高高挂起,相互碰撞着发出清脆声。我开始挣,她皱着眉,用力拽着我的手背,抽紧,消毒,拔帽,插针,调速,我终究是挑选了那个宽宽厚厚的纸药盒,拉上几条胶带,并得到了三个最喜欢颜色的小贴纸。哭着哭着,眼泪也流不出来了,接下去几个小时要与两瓶盐水和漫长荒芜的时间做抗争。
我不哭了,就仰头看天花板。天花板上什么都有——两盏日光灯管嗡嗡响,刺啦刺啦,闪坏一个;盐水瓶和铁架钩子轻微擦碰,一滴一滴数着输液管里的药液;五花八门的气球朝我眨巴着眼睛,圈圈缠绕的细绳随风摆动。我也想要这样的气球,有一次被实习护士连扎两针都没进,母亲只好安抚哭闹不止的我,买了个卡通气球,我攥着绳子坐在那绿色小木板凳上,也不知道怎么一松手,气球就在我目光里飘上了天花板。我盯着它看了很久,又难过了很久,心里暗暗发誓挂好盐水要再买一个一模一样的。后来母亲又买了一个一样的,这回我攥得死紧,可没过多久手臂就酸了,那根细细的塑料绳勒着我。坐在电动车后座,风拼命扯着它往后飞,我不松不舒服,松了又舍不得,咬咬牙终于带回了家。
然后窗帘慢慢落下来了。落到底的时候,我才发觉我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雨还在下,没变过。手上没有针管,没有气球,只有手机滑在被子上;头顶空空荡荡,只有一面白墙和未亮起的大灯,分明只是出了一身汗。
风又来了。窗帘第二次鼓起来。我盯着它,心跳有点快。它鼓到最满的时候,我故意不眨眼——果然,又回去了。
确实,那碗馄饨有时候比气球更管用。挣扎,哭闹,睡觉,饥饿——熟悉的流程配着一碗熟悉的馄饨或许更合适。一发烧,我总是昏昏沉沉的,胃口极差,家里煮的馄饨一口都吃不下,反倒是挂着盐水吃一碗医院外转角小店的馄饨,都觉得格外香:淡淡的酱油汤底,软烂的小馄饨皮,飘着的紫菜小团,我不用蘸醋都能吃个精光。
那个人总盯着我看,我怎么觉得她很熟悉,我们擦身而过。她手里还攥着刚买的馄饨小票,我认出她来了,正急着往输液厅赶。
窗帘又落了。二十多年就那么薄薄一层布。风一阵一阵的,我不停地来回走动着。后来风小了些,窗帘只微微地动。
从前的光和现在的光叠在一起,半明半昧的,我分不清哪一边更真实,都那么近。一伸手,好像就能摸到那块凉凉的蓝玻璃,抓住那个气球,喝到那碗馄饨汤。再一伸手,又什么都没有,模糊混沌里,有些东西反而清晰了——那些小时候以为天大的事,如今隔着一层窗帘再回首,全然是被人好好爱着的证据。
风忽大忽小,雨还下着。我翻了个身,把自己捂得更严实了,当自己做了一个白日梦。这回闭上眼睛,什么都不想,好好休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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