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日本并非没有尝试铸造本土货币，本土钱币退出流通，根源在于本土货币信用彻底崩塌；而宋、明铜钱能够主导日本市场，是海上民间贸易驱动下市场自主选择的结果，并非依靠武力或者朝贡体系强制输出，这一历史过程，也推动形成了以中国铜钱为核心的东亚区域性货币体系。
日本早在奈良时代便模仿唐代制度开展铸币，公元708年铸造“和同开珎”，此后陆续铸造十二种官方钱币，后世统称“皇朝十二钱”。为保障本国货币通行，朝廷出台多重制度，推行“蓄钱叙位令”，储存铜钱即可晋升官位，同时规定赋税、官俸、土地房产买卖，都必须使用本土铜钱结算，用行政力量强行推广自铸货币。但受限于铜矿产能、冶炼工艺，加上朝廷不断实行钱币减重、掺杂贱金属，本土铜钱成色持续恶化，币值紊乱。
平安朝天德二年（958）铸造最后一枚官钱“乾元大宝”之后，日本官方正式停止铸钱。据《本朝世纪》花山天皇宽和二年六月十六日条记载，当时国内“一切流通钱币不用，交易不通，人民无不嗟叹，兹为令此钱照例通用，以祈祷于神明”，朝廷甚至寄望祭祀神明来挽救本国钱币，足以证明本土货币已经完全丧失民间购买力，商品交易陷入困境，这就为中国铜钱大规模进入日本市场打开缺口。
北宋阶段，日本藤原氏掌权，颁布“渡海制”“年纪制”等锁国禁令，严格禁止本国民众私自出海，这一时期赴日贸易的主体基本是宋朝商人，宋钱流入规模尚且有限。十二世纪后期，平清盛打破旧有锁国政策，整修海上航道、开放港口，鼓励对日贸易；镰仓幕府建立之后延续开放基调，中日海上商船往来骤然繁盛，史载“倭人冒鲸波之险，舶舫相衔，以其物来售”，日本国内商品经济快速发展，对稳定货币的需求急剧上涨，铸造精良、成色统一的宋代铜钱迅速成为市场刚需。
外来铜钱占据市场主流，显然违背日本朝廷维护货币主权的诉求。后鸟羽天皇建久四年（1195），朝廷正式下达敕令：“今后永远禁绝宋朝钱货事，仍仰检非违使，及就职自今以后永加禁止引”，意图依靠行政禁令取缔宋钱流通。可是货币流通根植于民间市场，一纸政令无力扭转现实。正如桑原骘藏《蒲寿庚考》所言：“无实际效力，通镰仓、足利时代日本通货以宋明铜钱为主”。禁令行不通，日本政府只能步步退让，嘉禄二年（1226）颁布敕令，废止布匹纳贡，改用宋钱缴纳贡品，标志官方被迫承认宋钱流通地位；至1266年，镰仓幕府正式将宋钱确立为法定货币，一个主权国家把外国钱币认定为本国法定通货，在古代世界史上属于十分罕见的案例。
进入室町、战国时代，明代“永乐通宝”接续宋钱，继续在日本发挥关键货币职能。明成祖铸造永乐通宝，本意用于宣示皇权、赏赐朝贡诸国，该钱币在明朝本土流通有限，却在海外广受欢迎。借助勘合贸易，大量永乐通宝经由官方赏赐流入日本，《明太宗实录》记载，永乐五年明成祖赏赐日本使臣铜钱一万五千缗；宣德年间明宣宗一次赐给日本永乐钱三十万缗。
室町幕府多次派遣使节专门向明朝求取铜钱，成化二十年，足利义政上书称：“仰敝邑久承焚荡之余，铜钱尽扫地，官库空虚，何以利民。今差使者入朝，所求在此尔”，希望能够获得十万贯铜钱作为国内通货。民间海上贸易与走私进一步放大输入规模
日本学者统计国内发掘古钱，出土钱币554714枚，中国铜钱占99.8%，其中永乐通宝占明代出土钱币的73%。《大猷院殿御实记》记载当时社会实况：“日本自中古以来皆通唐之泉货中国年号，尤以明之永乐钱在日本普遍通用，售田与人，皆称地值永乐钱几贯，甚者单言一永字，即为钱之代名词”，战国大名推行的“永高制”直接以永乐通宝作为土地价值核算标准，织田信长甚至将永乐通宝图案绘制于军旗之上，足以印证这枚中国钱币在日本社会的巨大影响力。
直至十七世纪，江户幕府着手重建本国货币主权，庆长十一年（1606）铸造“庆长通宝”，后铸造“宽永通宝”，1608年幕府下令禁止流通永乐通宝等渡来钱，逐步终结日本数百年依赖中国铜钱的局面。梳理这一段跨洋货币流动的史实可以看出，中国铜钱主导日本市场，并不是中原王朝主动输出货币霸权的结果，而是民间海上贸易之下，市场依据钱币成色、信用自发做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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