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六年,一座山城始终没被蒙古军正面攻破。城破之日,南宋已经灭亡,它却不是被攻下来的,而是带着条件开门。
这座城,就是重庆合川钓鱼城。
一二四三年,四川安抚制置使兼重庆知府余玠整顿四川防务。冉琎、冉璞兄弟建议依托山势筑城,把州县治所、军队、粮仓和百姓一起迁上钓鱼山。
这不是普通城池。
钓鱼山东、南、北三面临江,嘉陵江、渠江、涪江在附近交汇。城墙沿悬崖垒筑,南北两道“一字城墙”一直伸向江岸,水军与山城能够彼此照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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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里还有田地、水井和蓄水设施。守军不是躲在一圈石墙后面挨饿,而是在山顶屯兵、种粮、练兵。
一座城,就是一套能够长期运转的防御体系。
一二五九年,真正的恶战来了。
蒙古大汗蒙哥兵分多路攻宋,自己率主力进入四川。沿途不少山城失守,蒙古军随后压到钓鱼城下,守将王坚拒绝招降。
蒙古军先后攻击一字城、镇西门、东新门、奇胜门等处,甚至趁夜登城。王坚和副将张珏调兵堵击,凭借城墙、寨堡和水军一次次把蒙古军压了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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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没倒。
蒙古军惯于在开阔地带迂回冲击,到了钓鱼山下,骑兵却施展不开。狭窄山道、陡峭石壁和层层城垒,把庞大的兵力挤在有限的攻击面上。
更麻烦的是天气。
盛夏的四川闷热多雨,蒙古军长期驻扎山下,疾病逐渐蔓延。进攻拖得越久,粮草、兵员和士气承受的压力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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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坚还让人把鲜鱼和面饼投到城外,并送出一封信。史籍留下的意思很明白:城内仍有粮食,“再守十年,亦不可得也。”
鱼和饼不只是食物。
它们是在告诉城外的大军:城里没有断粮,你们想靠围困拿下钓鱼城,等不到那一天。
蒙古军仍在猛攻。大将汪德臣在战事中受伤,不久去世。随后,蒙哥也病倒了。
一二五九年夏,蒙哥死于钓鱼山一带。《元史》留下的文字只有简短几字:“帝不豫”,随后记载他死于钓鱼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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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死因,此后出现两类说法:一说在攻城时负伤,伤重而死;一说军中疫病流行,蒙哥染病去世。能够确定的是,蒙古大汗死在钓鱼城战役期间,这场南征随即发生逆转。
这才是钓鱼城真正改变历史的地方。
蒙哥没有明确指定继承人。消息传出后,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为汗位展开争夺,蒙古帝国的战略重心迅速转向内部。
正在西亚作战的旭烈兀也率主力东返,只留下部分军队。第二年,留守叙利亚的蒙古军在艾因贾鲁战役中被埃及马穆鲁克军队击败,蒙古势力继续向地中海方向推进的势头受到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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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这件事简单说成“蒙古军从欧洲全部撤退”,并不准确。早期蒙古西征欧洲早已告一段落,钓鱼城直接撬动的,是汗位之争以及西亚战局。
可它造成的震动,确实越过了四川群山。
蒙哥死后,战争并未结束。王坚后来离开钓鱼城,张珏等人继续经营四川山城防线。忽必烈建立元朝后,元军多次进攻,钓鱼城仍未被强攻拿下。
孤城还在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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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七六年,临安降元;一二七九年,崖山海战结束,南宋最后的抵抗政权覆亡。钓鱼城四周的州县和山寨相继失守,外援断绝,城中军民再也等不到援军。
守将王立最终与元军议降。元军接受保全城中军民等条件,钓鱼城由此结束抵抗。
从一二四三年筑城,到一二七九年开城,前后正好三十六年。它没有等来胜利,却保住了大量军民,也让蒙古军始终没能用一次攻城胜利抹去这段坚守。
后来,人们把钓鱼城称为“上帝折鞭处”。这不是十三世纪留下的正式称号,而是后人借“上帝之鞭”的比喻,概括蒙哥折戟山城及其引发的连锁反应。
一二七九年,钓鱼山的城门终于打开。王立站在守了三十六年的石城里,元军走进城门,城墙没有坍塌,刀剑也没有替这座孤城写下最后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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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没有被攻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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