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地区（辽吉黑蒙）全方位概述：近代历史篇（上，1.95万字）

概述

（注：本文章核心参考来源为“东北地区（黑、吉、辽）详细介绍（3.75万字）”、“辽宁省全方位概述：红色资源篇（上、中、下）”、“辽宁省全方位概述：古代历史篇”、“辽宁省全方位概述：近现代历史篇”）

（注）“东北地区”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有时）。

壮阔东北，大美如斯。国之长子，奋发自强。这是我们的过往，也是我们的将来。

岁月流转，初心如磐。历史是永恒的坐标，指引着我们继续前行。当风卷起“北国江南”的尘埃，千年流转、万年文明、亿年变迁的悲欢离合，仍在装点着祖国的大美山河。当你穿梭在古老的白山黑水间，你就会发现：这里的每一步都踏着历史的印记。“山河无恙”的背后，是无数勤劳勇敢的亿万东北人民“代代相传”的誓言。

据说，著名学者余秋雨曾经这样讲：“天下十分美，九分在东北，剩下一分给全国”（疑似）。可也有人却说：“天下十分哀愁，九分也在东北，剩下一分给全国人”（疑似）。的确，东北地区（辽宁、吉林、黑龙江）的土地和人民已经经历和参与了近现代中国所有的悲痛与苦难、荣光与创举的形成过程。

东北地区（Northeastern China），包括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东北部的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有时还包括内蒙古自治区）。这里拥有38.7亿年“地质演化史”、25亿年“生命进化史”、1.6亿年（一说50万年）“人类诞生史”、8000年“华夏文明史”，以及2300年的“开拓史”和只有77年的“现代化史”。悠久的历史底蕴，多元的现代文化，让东北大地成为当代中国文化最重要的地理风向标。

红色文化是中国“红色政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历程中创造的先进文化，承载着中华民族不断奋起的深刻印记，内蕴着中国“红色政党”人的智慧和担当，具有穿越时空的不朽价值。它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记载着过去、呈现着当下、昭示着未来。

不知东北，不知中国之大。不知东北之美，就不知中国之富饶。不知东北，不知亡国之痛。不知东北之兴，就不知“救亡图存”不是口号，也就不知东北人民之伟大！没有他们，中国东北早已经被别的国家占据了。失去东北，则华北危矣，中国危矣，世界危矣！

在战争、灾难和疫情日益频繁的当下，东北人民和东北这片土地上参加过的众多应对战争、灾难或疫情的重大挑战任务，对维系国家安全，实现“国家富强、社会安定、人民幸福、世界和谐”的良好愿景具有重要意义。这些，都离不开东北地区发生的众多“历史事件”所传承下来的“红色基因”。

红色资源的珍贵价值，不仅在于它的历史光辉，更在于它在当下依然能带给人们精神滋养，用红色资源育人、育心。东北地区蕴藏的丰富“红色资源”，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形成的。

在每逢国家遭到不幸的时候，全国的14亿人口、34个省份、56个民族则又是会擅长“集中统一”团结起来。在每次战争、洪水、地震、干旱、火灾、疫情等各种事件来临之时，中华民族总能在不幸之时，将14亿人民的“赤子之心”凝聚成一个紧密的“集体”，共同努力，战胜灾难，携手进步，保卫祖国。

从古时的“大禹治水”到今日的“抗击疫情”，历代前人都早已知道：想要在灾难中生存下来，光靠一个人可不行，只有大家齐心协力，“拧成一股绳，心往一处想”。这样的“团结精神”，源自中华民族5000多年历史积淀形成的“家国情怀”，而“家国情怀”的关键就在于对“爱国主义教育”的培养。

事实证明，爱国主义是凝聚民族力量，超越民族、地域、阶层差异，在面对重大灾难、挑战或推进祖国繁荣富强、不懈奋斗之时，将其迅速转化为激发“奋斗”与“团结”精神，筑牢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铜墙铁壁”，以及塑造人类未成年时期“塑造精神品格”，激发个人“努力学习、长大成才”的动力和增强文化自信、传承优秀文明、提升国际地位的唯一出路。

战争的意义复杂多维，通常指其作为集体暴力冲突在政治、历史、社会等方面所产生的作用与影响。 从根本上看，战争是政治通过暴力手段的继续，是解决民族、国家、阶级或政治集团之间矛盾的最高斗争形式。战争不仅可能改变国际格局、结束旧秩序并建立新秩序，还作为解决纠纷的最暴力手段，通常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经济损失和文明创伤。侵略战争在现代社会不被认可。但不论怎样，战争形态随着科技发展而演变（如从冷兵器到信息化战争），并常常加速科技创新和军事理论发展。同时，战争也可能激发民族觉醒和社会动员。

下面我们从1840年“鸦片战争”讲起，来探究一下东北地区经历的众多历史事件……

【鸦片战争 中国之痛】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

东北地区，东有日本、朝鲜、韩国，北有蒙古、欧洲、美洲（含“沙俄帝国”，即“前苏联”，也就是包括“俄罗斯”在内，涵盖中亚等地的15个国家），向南可通过海洋连接世界各地（主要为西亚、南亚、东南亚、大洋洲），向西可连接中国的华北（河北、山西）、西北（甘肃、宁夏、陕西）及南方各地（包括以山东为代表的华东及华南、西南、华中等各地）。特殊的地理位置，富庶的自然资源和作为“战略要冲”的独特地位，使东北地区成为许多西方列强争夺决战的焦点。

“英国”（大英帝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帝国（面积达3550万平方公里）。1840年，英国在完成工业革命后，急需打开中国市场以倾销商品、掠夺原料，推行“殖民扩张”政策。

1839年6月3日，为反抗以英国、法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公然向中国输入“鸦片”结束“闭关锁国”的途径，两广总督“林则徐”（1785-1850）下令在广东省东莞市虎门镇海滩当众销毁鸦片（史称“虎门销烟”），至6月25日结束（历时23天），共销毁鸦片超1.92万箱、近2200袋，总重量近238万斤。“虎门销烟”触动了英国鸦片商人的利益，导致其在随后发生的香港九龙“林维喜事件”中，中、英两国因司法管辖权产生冲突，英国政府以此为借口并保护“鸦片走私”遂派出远征军发动战争。

1840年6月28日（清光绪二十年夏），英国舰队封锁广东省南部的珠江口地区（以东莞市“虎门镇”为代表），【第一次鸦片战争】正式开始。从1840年6月开始（长达2年2个月），鸦片战争导致原有80余万人兵力的中国清军出现了2.28万人伤亡（其中2000多人阵亡），7000多人兵力的英国军队出现了530人伤亡（其中71人阵亡）。1842年8月29日（清道光二十二年），清政府（中国）与英国签署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规定中国向英国赔款2100万银元，割让香港岛，开放上海、广州、福州、厦门、宁波等5个通商口岸，“废除公行制度”、“协定关税”和“赔偿烟价”等。

这场战争是中国从古代封建社会直接进入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转折点。《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更是使中国第一次尝到了“丧权辱国”的历史滋味。中国开始向外国割地、赔款、商定关税，严重危害中国主权，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丧失独立自主的地位，并促进了小农经济的解体。同时，鸦片战争也揭开了近代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历史新篇章。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出现的同一时期（1840年8月至1841年），英国侵略军舰艇（如“窝拉疑”号、“布朗底”号等）曾进入辽宁省大连市一带（包括复州湾、金州湾、青泥洼、旅顺口、小平岛等地）进行侦察、补给、劫掠牲畜粮食，并试探水文。但受以“爱新觉罗·耆英”（1787-1858）为首的清廷“不得遽行攻剿”指令限制，未遭清军抵抗，也未建立据点。然而，英军舰艇在大连湾进行的“探测活动”反而促使清廷重视辽东海防，由此推动1870年后李鸿章在辽宁省大连市一带筹建“北洋海军基地”。

（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

1851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为了赔款和军费，拼命加税，老百姓负担加重，加上外国货涌入，很多手工业者破产没饭吃。广东花都人“洪秀全”（1814-1864）先后带领杨秀清、石达开等人在“金田村”（现属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桂平市）发起了以“上帝（天主教最高神）为尊”的反抗清朝的农民起义运动——史称“太平天国起义”。这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战争。

这场运动坚持了14年（1851-1865），其势力曾扩展到17个省，但最终因为“天京”（今江苏省南京市）陷落而失败。它虽然没能推翻清朝，但沉重打击了封建统治，体现了向西方学习的新特点，被视为“中国农民起义的最高峰”。“太平天国运动”造成中国超过7000万人死亡（间接死亡超过1亿），是中国（一说是人类）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1854年夏季），有20余名太平军乘船抵达辽宁省大连市瓦房店市（复州）长兴岛的“陈家嘴子”。他们上岸取水和购物，军纪严明且交易公平，由此赢得了当地群众的欢迎。然而，复州（瓦房店市）知州闻讯后，却派50多名巡警进行阻击，太平军击退巡警后便扬帆离去。

（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

1856年10月23日，英国（大英帝国）军队联合法国（法兰西帝国）军队在俄国（沙俄帝国）、美国（美利坚合众国）支持下，为了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扩大侵略权益（如中国全境开放、鸦片贸易合法化、外国公使常驻北京等），直接以“亚罗号事件（涉及英国）”和“马神甫事件（涉及法国）”为借口，在广东省广州市、东莞市（特别是虎门镇）附近制造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在此期间（1858年），英国海军舰队（可能包括法国）在发现“旅顺港”（亚瑟港）后将位于辽宁省南部的“大连湾”作为海陆基地，并擅自将大连湾水域划进《英国海图》。两年后（1860年），英国侵略军即攻占大连市“青泥洼城”，打劫民船，掠夺粮食牲畜。大连人民自动组织起来，抗击英、法两军侵扰。但随着战争进程的变化，英、法两军最后撤走。

1857年12月，“英法联军”攻陷广州。1858年1月，英国俘两广总督“叶名琛”至印度。1858年5月，“英法联军”北上攻入天津大沽口。1858年6月，清政府被迫与英国、法国、美国、俄国四国联合签订《天津条约》，《条约》中明确写出：“将位于辽宁省南部的‘牛庄’（营口）列为通商口岸”。自此，营口市（现属辽宁省）成为近代以来东北地区第一个开埠城市。与此同时，沙俄（俄罗斯帝国）总督“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穆拉维耶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等人利用武力迫使清朝“爱新觉罗·奕山”（黑龙江将军）、“爱新觉罗·奕沂”（恭亲王）分别签署了“丧权辱国”的《中俄瑷珲条约》、《中俄北京条约》。

两部条约的签订，将原属东北地区的黑龙江、吉林两省（即外兴安岭、乌第河一线以南，黑龙江以北至乌苏里江以东）超过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割让给“俄罗斯”，成为今天位于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东南部的阿穆尔州、萨哈林州（库页岛）、犹太自治州、滨海边疆区和哈巴罗夫斯克（伯力）边疆区（南部）。这也使得原本濒临日本海和鄂霍次克海的黑龙江、吉林两省彻底成为“内陆省”（即：没有出海口的省份）。如今，位于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珲春市敬信镇的中国、朝鲜、俄罗斯交界处的“防川村”，距离日本海出海口只有3-15公里——当有人俯视在这里，可以吹得了海风，听得见海浪声，闻得着海腥味，却无法真正抵达外面的海域。这是俄国被迫压迫清朝政府“割让领土”的残酷证明。

1860年，“英法联军”再次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攻陷大沽口，侵占天津，继而入侵北京，并在10月18日抢劫了位于北京城西北部“圆明园”内的大部分文物书画、珠宝玉器，并将圆明园“放火烧毁”（法军没有参与）。自此，清咸丰帝逃往热河（今河北省承德市“避暑山庄”），命恭亲王奕䜣留守北京，负责议和。之后，恭亲王奕䜣又与英、法两国分别交换了《天津条约》的文本，并订立《中英北京条约》、《中法北京条约》。在这场战争中，“清军”总共伤亡超过2.2万人，“英法联军”总共伤亡仅1500余人，累计参战超过29万人次，使中国进一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黑暗时代）。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包括期间），东北地区先后爆发过小规模边防冲突与军民抵抗（如1852年、1857年、1859年、1860年黑龙江流域抗俄斗争），但未爆发全面战争。

【关键词】中国历史文化、太平天国运动、鸦片战争、中国领土割让威胁、国防教育、禁毒（杜绝毒品）文化、经济贸易史、不平等条约、东北地区领土割据等。

【百万移民 勇闯关东】

（1855年后“闯关东”）

河北省秦皇岛市“山海关城”东门，是中国东北地区与内地（华北、华东、华中、华南、西北、西南）的分界线。东北人民“闯关东”由来已久，清顺治十年（1653年）颁布的《辽东招民开垦条例》，就已经鼓励关内农民出关垦荒，移民可获口粮、种子、耕牛等奖励。1668年后，清政府废止招垦令，至乾隆年间正式封禁东北，移民需冒险“闯”越柳条边，故称“闯关东”。此间仍有大量流民犯禁出关（后形成了东北有名的“流人文化”），至1776年东北移民已超百万，然而这些人口大部分只集中于辽宁地区。

1855年，由于内地人口暴涨，“地不够分”，大部分农民没有活路，山东、河北等内地“地狭人稠”。旱灾、水灾、蝗灾、地震等自然灾害“接连不断”（特别是“丁戊奇荒”），再加上黄河向北“改道至山东入海”引发洪水冲毁良田，人地矛盾愈发尖锐，导致有数千多万人被饿死。而地广人稀的东北地区，曾被著名的“满清王朝”（1616-1912）封为“长白山龙脉禁区”长达200余年，并修建了“柳条边”（“辽东长城”的延续版本），严重限制了外人（特别是内地人）的开辟和进入。南方虽然暖和，但人更多且战乱频繁（如太平天国），不如东北地区安全。东北地区黑土地肥沃、资源众多，“随便开荒就能种地”，但真正敢开发到东北的人其实并没有几个……

东北地区，北面为沙俄帝国入侵，东面又为新兴的日本所控制。从中东铁路过来的以俄罗斯为首的含有60多个国家的数百万“外国侨民”和从日本（包括韩国、朝鲜）迁入的300多万移民迁入东北地区，已经让东北这片土地已经面临“边疆无本地人口”的危机。在各种自然灾害的考验和“内忧外患”下的1860年，清政府为了抵御日俄、镇守边疆，决定采纳黑龙江将军“特普钦”的建议，向东北地区“放开移民、废除边禁”，鼓励外省移民到东北地区投资经商、移民实边以振兴当地经济。

因而，自1860年开始，东北地区陆续接纳了来自山东、山西、河北（含北京、天津）、河南、陕西、安徽、江苏，甚至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含香港、澳门、海南）、广西、云南、贵州、湖北、湖南、四川（含重庆）、甘肃（含青海、宁夏、新疆、西藏）等地区的大量外来汉族及部分少数民族人口，以及从朝鲜半岛迁入的各种因灾而迁徙的数以百万计的广大群众，被称为【闯关东】。

据统计，从第一次“闯关东”大潮算起至1931年“9·18”事变前，东北地区的总人口已超过3000万（一说4000万），其人口几乎均源自从内地各省迁入的“闯关东”移民。广义上，从1644年“清顺治入关”时期至1949年（持续275年），从内地迁入东北地区的人群更是超过了4000万。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群或由河北方向的“山海关”入关，或由山东半岛方向的“渤海海峡”入关，还有的则是从“内蒙古”入关。这三条路径，共同构成了内地居民“开发东北”的最主要途径。自此，东北成为全国各省乃至周边各国优秀文化的“大集合”，是融合多国家、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大熔炉”。这些移民，初期多为“春去秋回”的季节性流动，后逐渐转为举家定居。他们开垦荒地、伐木淘金、务工经商，将“北大荒”变为“北大仓”，至1932年东北耕地面积从1873年的2400万亩激增至3亿余亩。

沈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从1898年开始，这里陆续接纳了来自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日本、朝鲜（韩国）、荷兰、波兰、印度、西班牙、葡萄牙、比利时、意大利、俄罗斯等60多个国家（一说数百个国家）的数百（千）万侨民（如犹太、鞑靼、朝鲜、大和、罗姆等族群）陆续定居，先后开设多个领事馆、洋行和各种商铺，形成“哈尔滨开埠地”、“沈阳商埠地”、“长春侨民区”等一系列居民区。

至新中国成立后，多数朝鲜裔于1949年形成“朝鲜族”（现有人口170余万），多数俄罗斯裔（含犹太裔等数十个国家的外国群体）于1953年形成（确定）“俄罗斯族”（现有人口仅4000多人），至1950年代末外侨基本清零（一些群体被融入“汉族”或撤出国内）。而同期“闯关东”的汉民（鲁、冀为主）则已深度融入，奠定现代东北地区以汉族为主体、多民族（含满、朝鲜、回、蒙古及俄罗斯等族）共存的移民社会基础。

与此同时，来自山西、山东、河南、河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等中原（含西北）地区，也因“内地土地贫瘠、自然灾害频发”（如“丁戊奇荒”），加之清政府“放宽封禁政策”、“鼓励垦荒与贸易”，因而有超过500万大军从“杀虎口”（在山西省朔州市右玉县）、“张家口”（在河北省西北部）出发，进入归化（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包头、乌海、鄂尔多斯等内蒙古自治区草原各地，进行垦荒、移民、经商任务。这项移民运动与“闯关东”同时出现，由此促进了汉族与蒙古族等“北方少数民族”的交往、交流与交融，以及内蒙古地区各个重要城镇的兴起和“北方农牧交错带”的形成，并留下了丰富的“晋商”（山西商帮）文化、建筑遗存与民间艺术（如“二人台”）。这项运动，被称为“走西口”。

“闯关东”是全国乃至全球影响较为深远的一次重大人口迁移事件。它的产生，直接推动了东北地区诸多城镇（如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通辽、延边、鸡西、呼和浩特）的形成和发展，同时这些移民也向东北地区带来了内地的先进文化、饮食、艺术、方言、节日、医药、汉式房屋、纺织技术和农耕技术（含作物品种）等重要基因，直接推动了“北大荒”的开发和“二人转”（源自河北“莲花落”和山东“大秧歌”）、“东北菜”（源自山东“鲁菜”）、“东北官话”（源自山东“冀鲁官话”、河北“北京官话”，山东胶东地区的“胶辽官话”在此跨海北上成为辽宁大连、丹东、营口等地的汉语方言）、“大花衣服”等东北地区的独有文化形式。

大规模“移民实边”充实边疆人口，改变了东北地区此前“国防空虚、地广人稀”的局面，由此增强了清朝、民国政府对东北地区的实际控制力，对于抵御沙俄、日本、美国、英国等海外诸国（列强）的侵略野心，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促进“国家富强、社会和谐、人民幸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闯关东”移民的“坚韧自强、勤劳勇敢、艰苦开拓、团结奋进”的民族精神，也是当代中国人民在学习、生活、工作时应有的良好心理素质。

由此，“闯关东”才是一次真正改变东北人口局势的标志性事件，没有之一。

【关键词】闯关东、走西口、移民文化、人口迁徙与历史、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民间艺术（含语言、建筑、节庆、服饰、饮食、医药、文字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语言与文字教育（含文化）及其形成、历史政策、自然灾害对人口的影响等。

【洋务运动 激扬江山】

（1860-1890年代“洋务运动”）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内忧外患”（内有“太平天国”闹乱，外有“西方列强”强占）的清朝政府，统治根基被动摇。特别是沙俄、日本两国加紧了对东北地区的渗透，因此边防空虚，急需加强北方边防力量。一些开明官员看到西方洋人的“坚船利炮”，受清代思想家“魏源”（1794-1857）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启发，觉得“应该学点真本事才能‘强兵富国’”，顺便能把“皇位”再次坐稳。

1860年代至1890年代，以沈阳人“瓜尔佳·文祥”（1818-1876，又名“关文祥”）、“瓜尔佳·桂良”（1785-1862，又称“关桂良”）和爱新觉罗·奕訢、曾国藩（1811-1872）、李鸿章（1812-1885）、张之洞（1837-1909）等人利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保留中式制度，学习西方技术）的指导手段，进行了一场“自我改革”式的“维权”（维护清朝统治）运动，这就是【洋务运动】。

在“洋务运动”期间，江南制造总局（上海）、上海洋炮局、轮船招商局（上海）、汉阳铁厂（武汉）、开平煤矿（唐山）及京师同文馆（北京）、唐胥铁路（唐山）、电报线路等一批“工业、经济、文化成就”开始出现。“东北地区”也不甘落后，其产生具有鲜明的“御俄抵日”色彩，深度影响了近代以来东北地区的历史走向。

在此期间，李鸿章在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口”，以制造58艘次舰艇、具备维修“铁甲舰”和“巡洋舰”能力的“大型船坞—炮台”为支撑基础，创办了“北洋海军”（1888-1909），是当时“亚洲第一、世界第九”的海军。李鸿章还委派“吴大瀓”（清朝官员）和“叶赫那拉·铭安”（吉林将军）在吉林省吉林市建立“吉林机器制造局”（1882年建立），造出了“中国第一枚机制货币”——厂平银元（1884年）及“康济号”蒸汽轮船（东北第一艘，1894年）、“表正书院”（东北第一所兵技学堂，1883年）等多个成就。除“吉林机器制造局”之外，中国第一条地铁线路规划，也源自1939年“伪满洲国”时期的“新京”——吉林省的省会“长春”（市）。

与此同时，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张照片（1844年沈阳人“爱新觉罗·耆英”在广州所拍）、第一张邮票（1878年营口“大龙邮票”）、第一座现代化引水工程（1879年大连“龙引泉”）、第一家商业化煤矿（1900年“抚顺煤矿”）、第一张音乐作品（1904年沈阳人“孙菊仙”录制的唱片《京剧选集》）、第一部影视作品（1905年沈阳人“任庆泰”在北京拍摄的电影《定军山》）、第一家中医院（1918年沈阳“立达医院”）、第一座规模化炸药工厂（1923年沈阳“东三省兵工厂”）、第一件机制陶瓷（1923年沈阳“肇新制窑厂”）、第一家石油冶炼企业（1928年“抚顺石化”）、第一台机动车辆（1929年沈阳“民生牌汽车”，疑似）、第一家化学工业企业（1933年出现在大连，疑似），更是相继出现在隶属东北的“辽宁省”。就连中国第一所新式学校（高等院校）——“京师文会馆”（1862年），也是由沈阳的“瓜尔佳·文祥”等人创办。

中国第一家机械化金矿（1887年“漠河金矿”）、第一条国际铁路（1897年连接满洲里—绥芬河与哈尔滨—大连的“中东铁路”）、第一家百货商店（1900年哈尔滨“秋林洋行”）、第一家啤酒厂（1900年“哈尔滨啤酒厂”）、第一家卷烟厂（1902年“哈尔滨卷烟厂”）、第一家电影院（1905年哈尔滨“科勃采夫法国电影院”）、第一个省级行政建制“行省”试点（源自1907年“黑龙江省”建省）、第一支交响乐队（1908年出现在哈尔滨）、第一条商业步行街（1900年哈尔滨“中央大街”）、第一家自办广播电台（1926年“哈尔滨广播电台”），则出现在同属东北的“黑龙江省”。

“洋务运动”不仅打破了东北地区长期“封禁”下的自然状态和传统的“旗人”依附关系，催生了第一批近代企业和经济、文化、产业等发展成就，而且还积极向西方引入了蒸汽动力、机器生产、新式通讯（电报）、交通设施等一批先进科学技术，为20世纪初期的东北地区成为“全国经济工业重心”奠定了物质与技术基础，加速了东北地区从“封闭边疆”向“近代化区域”的真正转变和“产业阶级工人”的初步形成，为后来的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了条件。面对日、俄等列强的觊觎，“洋务运动”通过演练“边防军”、建立“军工后勤体系”，显著提升了东北地区的军事防御能力，有效遏制外部侵略势力，为巩固国家领土主权完整提供了必要的军事支撑。

【关键词】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社会变革、中国工业历史、世界工业历史、“第一”成就、工业教育与文化、工业开发、经济建设、广播电视事业、街道管理、卷烟等商品贸易、铁路文化、行政管理（含行政区划建立）、矿产冶炼、艺术教育（含音乐、美术、舞蹈、戏剧、娱乐、影视作品、拍摄技术等）、交通及基础设施建设、中医药文化、军事武器及设备制造、手工业（如瓷器）制造、货币交易及其文化、广播电视事业等。

【日俄混战 雄霸天下】

（1894年甲午战争）

还没尝到洋务运动的滋味，远在日本的“睦仁天皇”（明治）在“黑船事件”（1853年）及后来的“改革变法”（明治维新）后妄想称霸亚洲，于是便开始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对外积极向朝鲜（含韩国）及中国各地“侵略扩张”，实施“大陆政策”。此时的清朝是一个通过“洋务运动”回光返照的古老帝国，政治极度腐败、人民生活困苦，官场中各派系“明争暗斗、尔虞我诈”，国防军事“外强中干、纪律松弛”，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逐步向“帝国主义”过渡，日本的侵略行径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西方列强的支持。1894年初，朝鲜半岛爆发“东学党农民起义”，朝鲜政府军节节败退，被迫向“宗主国”清朝乞援，结果日本也趁机派兵到朝鲜，蓄意挑起战争。

1894年7月25日（清光绪二十年六月廿三），日本帝国主义的“船只”突然从朝鲜半岛“突围”，向山东、辽宁及京津（含河北）地区宣战，“甲午战争”终于爆发了！

1894年11月21日，日本军队相继攻占辽宁省南部的大连、长海、庄河、丹东、营口等一系列港口之后攻入旅顺口，直逼沈阳，对旅顺城内进行了四天三夜的劫掠、强暴和屠害，累计造成2万余人遇害。旅顺口地区仅剩36人被留下埋葬居民尸体，其遇难者葬于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口区白玉山东麓的安葬岗纪念碑（今称“万忠墓”），史称“旅顺大惨案”。

在这一战争中，由于日本“蓄谋已久”，而清朝则“仓皇迎战”，刚刚通过洋务运动“回春”的清政府军的力量，面对日本军队的强大实力根本无心投入，终究还是化为一片散沙……

在这场战争中，清朝军队伤亡总数大概为3-4万人，日本军队伤亡总数只达1.3万人。最终清朝军队惨败，李鸿章在旅顺口创建的“北洋水师”海军“全军覆没”，中国人第一次败给了日本人。

中国的清朝政府（以“李鸿章”为首的官员）迫于日本“军国主义”的军事压力，于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4月17日与日本（伊藤博文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条约》规定原将辽宁沿海地区割让给日本，后因俄国、德国、法国三国联合干涉并为谋求霸权利益而将辽东半岛归还给中国（史称“三国干涉还辽”），日本随即被迫放弃。

甲午战争的结果给中华民族带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程度。另一方面则使日本国力更为强大，为其跻身“西方列强”奠定了重要基础。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这还没有多久。清朝于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战败后，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使清朝的国际地位“一落千丈”。于是，以英国（大英帝国）、法国（法兰西帝国）、日本（大日本帝国）、俄国（沙俄帝国）、德国（德意志帝国）、美国（美利坚合众国）、意大利（意大利王国）、奥地利（奥匈帝国）等八个国家为首的“西方列强”便已经开始将中国这块肥肉“垂涎三尺”。自此，西方列强便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热潮。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日渐高涨”。

与此同时，随着“战争赔款”的加深，人民不堪重负，终于爆发了著名的“义和团运动”。1900年初，一群以“扶清灭洋”为口号的由30-40万名农民群众组成的“义和团”从山东、直隶（今河北）传入东北地区（含内蒙古），至6月份达到高潮。“义和团”的以修建“中东铁路”势力渗透相对严重的“沙俄侵略军”为火力，其火种首先通过水路在牛庄（今辽宁省营口市）登陆，随后便迅速蔓延至奉天（今辽宁）、吉林和黑龙江全省，参与者主要多为青少年、破产手工业工人、农民、车夫、店员及部分痛恨外国侵略者的士兵。短短两个月内，“义和团”便拆毁了沙俄修筑的“中东铁路”及其附属设施，包括“砍电线、拆桥梁、烧教堂、拔哨所”等。各国公使要求清廷取缔义和团，但未获回应。紧接着，内蒙古西部的“独贵龙土司”等部分势力也相继爆发。

由于“义和团”运动在华北、东北等地的持续发酵，以“端郡王”（爱新觉罗·载漪）为首的清政府内忧外患、“排外势力”心情不断增长，“中外矛盾”日益激化，却因为“戊戌变法”（1898年）中“维新派”遭遇了来自叶赫那拉皇后（慈禧，1835-1908）的残酷镇压而无力抵抗。因此，这八个“西方列强”更加放肆，遂趁火打劫，妄图吞并中国。

于是，1900年6月6日，英、法、日、俄、德、美、意、奥等八国以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在东单牌楼被守军击毙、日本使馆书记生在永定门接见“爱德华·霍巴特·西摩尔”（英国海军中将）联军被清兵当作间谍处死为由“进攻天津（主要为大沽口炮台）”、“集结北京”，以叶赫那拉皇后为首的“清政府”正式向8个国家“宣战”。“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正式爆发！

在这一时刻，古老的“天津（城）”被“八国联军”毁于一旦（1900年7月），清朝旧都“北京（城）”也被“八国联军”彻底占领（1900年8月），滥杀、强暴、劫掠、烧毁等非人道暴行“频繁上演”，叶赫那拉皇后（慈禧）连同爱新觉罗·载湉（光绪皇帝，1871-1908）仓皇出逃至陕西长安（西安）……

八国联军“攻城略地，扩大征伐”的四处惊动，已经引起了包括“李鸿章”等议和代表的高度警惕，由此发布“彻底铲除‘义和团’”的命令。驻扎在秦皇岛、山海关一带，“集结六国”（英、法、德、意、日、俄）的俄军，于当年（1900年）7月“集中庞大兵力”，对东北地区实施军事占领。俄军所到之处，烧杀掳掠、无恶不作。

1900年7月16日，沙俄军队在原属中国黑龙江省的“海兰泡”（今俄罗斯“布拉戈维申斯克”）制造了“海兰泡惨案”，居住在“海兰泡”城的数千名中国人全部被俄军枪杀，泅水逃生的不到数百人。

1900年7月17日～21日，沙俄军队又先后将原属中国黑龙江省的“江东六十四屯”（现属俄罗斯“阿穆尔州”）数万余名中国居民赶至黑龙江边枪杀或用斧头砍死，剩下的被赶入黑龙江（阿穆尔河）“淹死”，只有极少数人泅水获救。这一事件被称为“庚子俄难”。

1900年8月28日，沙俄军队占领“黑龙江城”（齐齐哈尔），黑龙江将军“爱新觉罗·寿山”自杀殉国。至9月22日，沙俄军队占领“吉林城”（吉林市），至28日占领“辽阳”（现属辽宁省），至10月1日占领“奉天”（今辽宁省沈阳市），并在11月胁迫奉天将军“伊拉里·增祺”（1849-1919）签订《奉天交地暂且章程》，企图把军事占领“合法化”，并将俄罗斯以法律形式“独占东北三省”，后因遭中外反对而作废。

俄军利用“军事占领”的机会，大肆掠夺中国东北地区的金矿、煤矿、石油和森林等资源，并在后来的1903年以“压迫数万名中国（等国）劳工”的代价再次重建了“以哈尔滨为中心，南至长春、沈阳、大连，东起绥芬河，西达满洲里”的“中东铁路”（中国东方铁路），成为近代中国交通史上的“残酷见证”，由此推动了哈尔滨、长春、大连等一众城市的形成。

1901年9月7日，清王朝政府以在此次战争阵亡超过1.5万人（清军、义和团）的代价与“八国”（英、法、日、俄、德、美、意、奥等，阵亡超2500人）和荷兰、比利时、西班牙等“十一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条约规定“赔款白银4.5亿两”并“允许外国军队驻扎京、津要地”。《辛丑条约》的签订，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沉重负担，还损害了国家主权。从此，清政府完全成为了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中国也因此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1904年日俄战争）

沙俄（俄罗斯）帝国在依据《旅大租地条约》（1898年3月27日）获得了在辽东半岛开港、建市、修建铁路等特权后，于1899年正式在原“青泥洼”地区设立并开发“旅大市”（今辽宁省大连市），并将大连湾商港改名为“达里尼（俄语：远方）自由港”。自此，大连（市）成为中国唯一一个可能以外国语言命名的大城市。

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1900年7月）发生后，俄罗斯以利用参加“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运动时机，派兵占领中国东北三省，先后攻占海兰泡（现为俄罗斯“布拉戈维申斯克”）、江东六十四屯（现属俄罗斯）及齐齐哈尔、吉林（市）、辽阳、奉天（沈阳）等地，累计造成了数以万计的群众阵亡。但这种野心的坚持却被日本人无心夺走，日本与俄国从此进行了又一次的对华战争。

1902年4月，中俄签订《交收东三省条约》，但当年10月俄罗斯第一次撤兵之后，便不肯继续履行条约，招致日本、英国、美国等西方列强的强烈反对。1903年8月12日，日本“明治天皇”正式向俄罗斯（沙俄）的“尼古拉二世”方面提出交涉，要求俄罗斯承认日本在朝鲜有“优越利益”，日本只承认俄罗斯“于满洲铁路有特殊利益”。两国几经谈判均未获结果。（2月6日）日本后照会俄罗斯终止谈判，并断绝外交关系。

于是，1904年2月8日（清光绪二十九年腊月廿三），日本海军未经宣战突然袭击驻扎在中国清朝时位于辽宁省大连市南部“旅顺口”（属大连市）的俄罗斯军队，【日俄战争】正式爆发。

日本军队于战争爆发后相继进攻现属辽宁省的“大连”（1904年5月）、“旅顺口”（1905年1月）、“奉天”（1905年3月，今“沈阳”）、“长春”（1905年）、“哈尔滨”（1905年）等多个城市、重镇，并打响了日俄战争中最大的一次会战——“奉天之战”。1905年8月10日，日俄双方在美国朴茨茅斯正式举行和谈，于9月5日签订《朴茨茅斯和约》。

这场战争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使用“机枪”和“堑壕战”的战争，也是亚洲国家第一次击败欧洲“列强”的战争。日俄战争后，日本加紧了对中国和朝鲜的侵略。在这场战争中，生活在战区的中国人民，被强暴、被烧杀，财物被劫掠。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即在这场战争中已有2万人死于战火，财产损失折合银元高达6900两。历时15个月后，“俄国军队惨败，日本军队获胜”，日本势力从此入侵东北三省，于1905年在辽宁省大连市设立“关东州”（1945年为苏联红军攻陷，1955年移交给新中国，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被收回的城市）。这场战争也为后来发生在1914年—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埋下了伏笔（预演）。而日俄战争，也因此被称为“第零次世界大战”。

俄国战败后，沙皇无力在欧洲与德国抗衡，转而寻求与英国和解。1907年《英俄条约》的签订，标志着英、法、俄“三国协约”正式形成，与德、奥、意“三国同盟”全面对峙，成为后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导火索。

那场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波及了全球30多个国家，造成了超过2000多万士兵及平民的死亡，直接经济损失超过1805-3300亿美元（折合人民币达1.22万亿至2.23万亿），由此引发了欧洲“四大帝国”（德国、奥匈、奥地利、俄罗斯）的“彻底瓦解”，美国、日本、苏联等国家在此“先后崛起”，促进了新式武器发展、民族解放运动（如苏联“十月革命”、中国“五四运动”）和著名的“凡尔赛-华盛顿军事体系”的建成（但未能维护持续和平），为接下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埋下隐患。

“日俄战争”的残酷经历，还让当时在日本仙台县医学专门学校求学的“周树人”（笔名：鲁迅，1881-1936）深受触动，周围围观的中国同胞神情麻木、冷漠，甚至有人拍手叫好。日本学生则欢呼“万岁”。立志决定“弃医从文”（医学只能救治肉体，无法拯救灵魂），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和“思想革命的急先锋”，其作品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周树人”先生评价称：“我在一次细菌学课堂放映的幻灯片中，看到一名中国人因被指控为俄国做军事侦探，即将被日本军队斩首示众……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

日本在辽宁大连市获得“关东州”后，中国人民的对领土完整的心理一下子到了“濒临崩溃”的程度。1925年3月，著名爱国诗人闻一多（1899-1946）甚至还写下了令人落泪的《七子之歌》。这首诗歌形象地将自己的祖国——中国，被外国侵略军夺走后形成的“七个儿子（失地）”，其中一个就是大连（见《七子之歌：旅顺—大连》）。

剩下的六个失地，分别是澳门半岛、九龙半岛、香港岛、台湾岛，以及山东的“威海卫”和广东湛江的“广州湾”。由此，旅顺、大连也就因而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伤感之地”。1955年5月27日，苏联（俄国）决定正式将“旅顺—大连地区”（今大连市金州区及以南各区）的行政主权（包括驻旅顺—大连海军）交付给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正式“回归”的地区，为“英占香港”（1997年7月1日回归祖国）和“葡（萄牙）占澳门”（1999年12月20日回归祖国）的“回归”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大连，由此成为中国唯一一个没有经历过“民国”（1912-1949）历史的城市（在民国经历的37年内一直被划归为日本的“关东州”和苏联红军接管的“旅大地区”）。

日俄战争不仅是对中国神圣领土主权的粗暴践踏，而且也使中国东北人民在战争中蒙受了空前浩劫。从军事角度来看，日俄双方在战争中均使用了新的军事技术和战术，对后世影响深远。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已经成为东北数千年历史风云中难以忘却的“奇耻大辱”。

【关键词】甲午战争、马关条约、日本侵略、日俄战争、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海上军事文化等。

【辛亥革命 民国觉醒】

（1911年“辛亥革命”）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历史进入了黑暗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近代）。《中英南京条约》、《中法黄埔条约》、《中美望厦条约》、《中日马关条约》、《中俄瑷珲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订立，使中国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领土和主权完整遭到残酷破坏，已经丧失了在政治上的独立地位。

此后，随着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和1870年代“洋务运动”的失败，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和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相继爆发，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边缘，世界列强争先恐后地夺取“侵华”权益，迅速形成了“瓜分中国”的局势。特别是自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近代）开始，清政府自此成为“洋人的朝廷”，百姓生活苦不堪言，经济水平几度日下。清朝末期的一系列“新政”和“预备立宪”两种“骗局”，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还加重了剥削，激化了社会矛盾……

这时，以孙中山（1866-1925，即“孙文”）为首的“革命带头人”在民族资本主义有了较大发展，资产阶级力量逐渐强大的状态下，力求试图“推翻封建统治、发扬资本主义”。在此基础上，孙中山提出了“三民主义”（民权、民族、民生），于1894年11月（光绪二十年十月）在美国夏威夷州檀香山（火奴鲁鲁）成立“兴中会”（1895年2月在香港成立“总部”），规定誓词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建立合众政府，鲜明地提出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第一个纲领。

然而，孙文在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即被清廷通缉和香港当局“驱逐出境”，流亡海外。在这期间，来自西方的舆论分子不断压制着孙中山的视线（如与针对康德黎、马格里等人的关联，以及清政府与沙俄签订的以“日本”为假想敌人的《中俄密约》等）。可孙文却“迎难而上”，于1896年将活动基地设在了日本。

1905年8月20日，孙文、陈天华、黄兴等70余人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作为全国的革命领导核心，许多团体（如“兴中会”、“光复会”等）的成员陆续加入该会。以“中国同盟会”为首的“革命派”积极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尽管大部分都失败了，使“中国同盟会”的精华遭到重大损失），有效冲击了满清王朝的多年统治，扩大了该会的革命影响。然而，腐旧的“满清帝国”一直在阻挠着“中国同盟会”这种革命组织的“无休止的行动”。为了维持“满清帝国（王朝）”的统治，清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逮捕革命党人”、“查封革命报刊”以及“武力镇压起义（如黄花岗起义）”等），极大伤害了以孙文为代表的“革命派”的自尊心理。

在“满清帝国”政府的顽固阻挠与“革命党”的多次持续斗争，特别是被原四川总督“赵尔丰”（1845-1911，辽宁省辽阳市人）镇压的1911年5月—9月四川地区“保路运动”及其引发的“成都血案”（湖北新军部分兵力被派往四川镇压，导致湖北“武昌城”内空虚），以及1911年10月9日“汉口事件”（原因：部分革命党人在湖北武汉“汉口”配置炸弹时不慎爆炸，多名军人被捕牺牲）的惨烈情形下，革命党人提前行动，连夜提防清军袭击……

最终，在1911年10月10日晚，随着湖北新军工程第八营革命党成员“熊秉坤”（1884-1969）等人攻占楚望台军械库，【辛亥革命】正式爆发！

在这一刻，起义军一夜之间占领“武昌”，两天后连克（攻占）“汉阳”、“汉口”（均在湖北省武汉市长江以北），完全控制“武汉三镇”。起义次日（10月11日），“湖北军政府”正式成立，推举“黎元洪”（1864-1928）为都督，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发布檄文号召“各省独立”。短短两个月内，湖北、湖南、陕西、山西、江西、云南、浙江、江苏、贵州、安徽、广西、福建、广东、四川、山东等15个省先后脱离清政府而“独立”，导致清王朝统治“土崩瓦解”。

与此同时，曾经被清朝视为“龙兴禁地”的东北汉、满、回、蒙古等各族同胞，因部分底层人民生计艰难、不满清廷剥削、积极参与革命（如张榕、松毓等满族领袖），因此在“武昌起义”打响后更是联合“反抗清帝”，使得清帝“不敢东归”，彻底断绝了清廷的最后退路，由此打破了“满人必保清”的刻板印象。

1911年11月，同盟会会员“张榕”（1884-1912）等东北地区革命党人在“奉天”（今辽宁省沈阳市）成立“联合急进会”，整合多部新军与民团等“反清力量”，并提出“响应南方，建设满汉联合共同政体”的目标，成员达数万人，成为东北地区“革命党”的最高机构。这批“革命党人”（特别是原奉天（辽宁）省医师“顾人宜”（1867-1931）），后来于1911年11月20日在“复州城”（今辽宁省大连市瓦房店市）旁的城子坦、李家、卧龙一带发动了一波攻打“清军巡防营”的“大规模起义”，也就是“城子坦起义”，被史学界认定为“辛亥革命在东北的第一枪”。随后，同属“同盟会”成员的商震、石磊、程起陆、祁耿寰、徐镜心等一代“革命党人”还先后在辽宁省的庄河、凤城、辽阳、奉天（沈阳）等地相继爆发“起义”。

紧接着，吉林“熊成基事变”（1910年2月）、黑龙江“齐齐哈尔事变”（1911年末）以及内蒙古“归绥新军起义”（1911年11月9日）等各类战役也相继出现。然而，由于部分“革命党人”遭到了东三省总督“赵尔巽”（1844-1927，辽宁省铁岭市昌图县人）和原清末“东北军”首领“张作霖”（1875-1928，辽宁省鞍山市海城市人）的残酷镇压，导致许多“革命党人”被暗杀（如1912年1月23日的“张榕”遇害事件），部分革命组织即由此“彻底瓦解”。同期“辛亥革命”中，3万余“革命党人”也在此次战争中英勇牺牲。

但“东北军”的积极响应，有效牵制了后来的“北洋政府势力”，并因此声援了“南方革命”，为灭亡“满清政府”（1616-1912），建立“中华民国”（1912-1949）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些来自东北的“革命党人”，虽未建立持久性的政权，但通过“内部瓦解”和“军事牵制”，彻底堵死了清王朝的退路，遏制了日本、俄国等列强利用东北局势制造“满蒙独立”的企图，维护了“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让清廷意识到“关内难守，老家亦不可保”的“动荡的局势问题”，直接促成了“南北议和”中“清帝和平退位”的战略性决策，成为“辛亥革命全国胜利”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最终——1912年1月1日，由“独立各省代表”推荐选举的革命党领袖“孙中山”在江苏省南京市正式“宣誓就职”，宣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1912-1949）成立，国祚37年，定都“南京”，改用“公历”，以“中华民国”纪年。此时的“清廷”，利用原北洋军阀领袖“袁世凯”（1859-1916）组阁。袁世凯一方面派兵攻占“汉口”，另一部分与革命党取得谈判。孙中山承诺“若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即命令其推举为‘临时大总统’”。

于是——1912年2月12日，清代宣统帝“爱新觉罗·溥仪”（1906-1967）正式颁布“退位诏书”，接受汉、满、蒙、回、藏等族“五族共和”，标志着享国296年（1616-1912）的“清朝”正式灭亡，两千多年古代“君主专制制度”的完全终结，“辛亥革命”最终取得圆满胜利。这时，一个拥有37年历史（1912-1949年），面积达1140余万平方公里，人口达5.4亿的“中华民国”诞生了。此时的东北地区（今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先后隶属黑龙江、吉林、辽宁（奉天）、辽北、合江、松江、嫩江、兴安、安东等“九省”及与内蒙古地区息息相关的察哈尔、绥远、热河、陕西、甘肃（含宁夏）等省及蒙古地方。

（1928年北伐战争）

“民国”成立以后，东北地区改由如今的“陆海军大元帅”、“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实际控制（1916-1928），实行“半独立自治”。这时候的“东北地区”，已沿袭清朝建制相继设立奉天（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后来在1926年相继联合其它“国民政府人”（30多万人）对刚刚兴起的“红色政党人”发起了“北伐战争”（1926-1928），即“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1928年6月4日5时23分，张作霖在乘坐专列时于“皇姑屯”（在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的“南满铁路”三洞桥附近）被日本关东军预埋的炸药“炸毁”，被炸成重伤后不久在当日于家中死去（终年53岁），史称“皇姑屯事件”。

张作霖“被炸身亡”后，其子“张学良”（1901-2001）于1928年12月29日“通电全国”，宣布恪守“三民主义”，服从以“蒋中正”（1887-1975）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在东北各省同时降下北洋政府的“五色旗”并换成“南京国民政府”的“青白红旗”。这场行动由此标志着“北伐战争”的正式结束，“南京国民政府”自此完成了“形式统一”，“北洋军阀政府”也就因此“宣告终结”。由张作霖创立的“奉军”，后来改编为国民军“东北边防军”（简称东北军），由张学良统辖，鼎盛时辖步兵25个旅、骑兵6个旅、炮兵10个团。

在张学良主政东北并宣布“易帜”后，东北三省宣布“服从南京国民政府”，跟随国民政府的“反苏”路线，打算武力收回中东铁路主权。但在1929年5月27日，张学良派军警搜查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逮捕苏方人员并封闭苏联职工会，这一违反国际公法的行为激怒了苏联，被称为“五·二七事件”（中东路事件）。而在同年7月10日，东北当局强行武力接管中东铁路，免职并遣送苏方高级官员，苏联随即提出最后通牒，并于7月17日宣布与中国断绝外交关系。

不久（1929年5月），中苏边境爆发大规模战争，苏军分路进攻现属内蒙古自治区的满洲里、扎赉诺尔等地，东北军虽顽强抵抗但装备悬殊，且南京政府未派兵援助。至11月底，东北军伤亡近万人，多名旅长阵亡或被俘。全线崩溃，张学良被迫接受苏联建议“停战议和”。1929年12月22日，双方签订《中苏伯力会议草约》，规定中东铁路恢复“中苏合办”原状，苏军撤退但继续占领黑龙江省“黑瞎子岛”等中国领土，事件以中国失败告终。2008年10月14日，中国政府正式宣布交付黑瞎子岛西部的部分土地。

在“张作霖”统治时期（直至1945年以前），东北地区的工业总产值曾一度占中国的85%左右（台湾占10%左右，其他地区只占5%），拥有当时中国最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如钢铁、煤炭、石油、军事工业等），其铁路网密度位居“全国之首”（总里程超万公里），许多城市（如哈尔滨、长春、沈阳、大连等）具备“现代都市”基本雏形，一些城市（如长春）甚至还规划了地下铁路（地铁）、抽水马桶、供水系统、园林绿化及管道煤气，成为国内数一数二的“森林城市”和“文明城市”。

在东北地区，这些城市还聚集着数以千万计的“闯关东”难民（以山东、河北等遭受关内灾荒战乱的人群为主），以及来自60多个国家（如俄国、日本和犹太地区）的大量移民。民国时期，这些移民彻底改变了当地人口结构，形成了独特的“异域风情”。这里，建筑风格混杂（如“新艺术运动风格”及来自欧洲、印度、中国、日本、朝鲜、俄国（苏联）、美国甚至阿拉伯等地的建筑形态）、宗教文化多元（如遍布“哈尔滨”城区的各类佛教、道教、儒教、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犹太教、萨满教、印度教、神道教、伊斯兰教等历史遗迹），语言、服饰、饮食、节庆、医药等文化特征均呈现出“中西合璧”的发展态势。

东北地区作为“天下粮仓”，水稻、小麦、玉米、大豆、高粱等农作物“产量巨大”，绝大部分通过大连港“大量出口”，但经济结构受到了以日本为代表的“外资势力”控制严重，“资源掠夺”性质明显。张作霖开发的“奉天兵工厂”（1921年在沈阳成立），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军事工业生产企业”。这里的产能“亚洲领先”，能自主生产火炮、飞机和军舰，由此支撑了“奉系军阀”的强大动力。哈尔滨工业大学（1920年成立）、东北大学（1923年成立）等“一系列高校”，更是从国内外其他地区聘请了大批知名学者，教育经费充足，一度成为“中国北方地区的学术中心”之一。东北地区的城市居民，可以享受到相对先进的公共服务（如电力、自来水），但底层民众面临高税负、兵匪骚扰及殖民压迫，贫富差距极大。

民国东北并非单纯的“落后边疆”，而是一个在殖民阴影下野蛮生长的现代化前沿。它拥有超越关内大部分地区的物质文明，却因主权不完整和战争频仍，始终处于不稳定状态，最终在1945年日本战败后迎来新的历史转折。

【关键词】辛亥革命、奉系军阀、北伐战争（国内革命战争）、中东路事件、北洋政府、保路运动、东北地区历史、中华民国历史等。

关于“东北地区”在建党伟业（1921年“政党成立”）、抗日战争（1931-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重要组成部分）、解放战争（1946-1949年“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更多历史资料和详细说明，请登录微信公众号：“东北之声赵元龙”（注：本文严禁用于商业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