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5年夏，四川懋功一带，红军两支主力会师后的气氛，本该是团结北上的喜悦，却被一纸急电打破。红五军代理政委曾日三接到命令：部队停止前进，立即回撤阿坝，改走南下路线。
这道命令来得突然。此前，中央已经确定红军共同北上，左路军和右路军也作了部署。红五军作为左路军先头部队，距离与毛泽东率领的右路军会合并不遥远，按行程计算，再走几天便能碰面。
曾日三没有立刻看透其中的变化。返程途中，他与军长董振堂反复商量。部队为什么突然改变方向？北上的决定为何说变就变？这些疑问，在张国焘亲自到红五军召开干部会议后，有了答案。
会上，张国焘要求红五军执行南下计划。曾日三听着听着，意识到事情已经超出一般的军事调整，而是涉及红军行动指挥权和中央权威。争论很快激烈起来，双方当面顶了起来。
张国焘拍响桌子，曾日三也毫不退让。他直指对方“居心叵测”，认为这种做法会把红军带向分裂。话说得重，场面也僵，但曾日三并非为了争一时意气，而是担心部队被迫脱离中央部署。
“红军不能各走各的路。”这是当时争论的核心。
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中拥有较大影响，又试图利用红五军内部的不同意见制造混乱。曾日三随即同有关干部周旋，把可能扩大的冲突压了下去。随后，他与董振堂写信给朱德，报告情况，并分析南下决定背后的危险。
这封信还没有发挥作用，红五军电台便被控制，部队与外界的联系受到限制。曾日三也被调离红五军，改任红九军政治部主任。临行前，他在红五军最后一次会议上讲话，强调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是一个整体，只有保持团结，部队才有出路。
送别时，许多红五军指战员自发赶来。有人沉默，有人落泪。对这些基层官兵来说，曾日三并不是只会在会上争辩的政工干部，而是曾经和他们一道走过险路、守过阵地的人。
有意思的是，这位敢于拍桌子的人，早年并非职业军人。曾日三原名曾美男，湖南宜章人，出身书香家庭，曾在国民党地方机构任职。湘南暴动后，起义部队攻占宜章县城，他一度被当作俘虏处理。
但当地人知道，他平日声誉不错，也同情革命。朱德了解情况后没有为难他，反而把他争取到队伍中。曾日三接受了新的选择，随后跟随朱德上了井冈山，人生道路由此彻底改变。
1928年底，彭德怀率部抵达井冈山，与朱德、毛泽东领导的部队会师。负责接待和安置工作的，正是曾日三。搭戏台、安排驻地、协调部队，他处理得有条不紊，很快得到朱德注意。
朱德对他的培养，不只停留在行政事务上。曾日三逐渐接触军事和政治工作，先后担任福建省军区政委、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红三军政治部主任等职务。后来，他与吴仲廉结婚，婚礼也由朱德主持。
真正使他受到重视的，是长征中的实战考验。湘江战役期间，曾日三率红五军团部分兵力坚守湘江东岸，连续苦战三个昼夜，为中央机关和辎重部队渡江争取时间。红军付出了惨重代价，但掩护任务最终完成。
到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时，曾日三已经担任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部队改编为红五军后，他出任代理政委，与董振堂共同维持部队秩序。也正因有此前的战斗经历，他在关键时刻没有随波转向。
遗憾的是，调往红九军并没有改变他的命运。1936年10月，曾日三随西路军西渡黄河，部队后来陷入极其艰难的作战环境。1937年3月，西路军余部在石窝会议后分成三个支队，分别寻找突围道路。
曾日三担任第三支队政委，带领两百多人向新疆方向转移。队伍距离星星峡已经不远，前方却遭到敌军围攻。为了掩护战友撤退，他留下阻击，最终拉响手榴弹，牺牲于突围途中，年仅3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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