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82年，丁盛被安置在江西南昌。那时，他已经离开了熟悉的军队工作环境，开始面对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晚年生活怎样安排，日常开销由谁承担，身体不适时又由谁照料。
丁盛后来概括自己的晚年生活，说得很朴素：生活上靠子女，住房和医疗待遇靠组织，出门在外则靠老战友。这句话没有多少修饰，却把一位老军人的晚年处境讲得很清楚。
当时，他每月领取的生活费并不高，最初大约是150元，后来随着政策和实际情况变化，增加到200元左右。放在当时，这笔钱能够维持基本生活，但若要承担看病、出行以及其他额外支出，余地就很有限了。
更麻烦的是，丁盛人在南昌，妻子和子女却生活在南京。两地相隔，生活照料自然不方便。尤其在身体状况变差以后，身边没有家人陪伴，许多事情都难以独自处理。经过组织批准，他后来回到南京，与家人共同生活。
人回来了，新的难处又出现了。那个年代，生活用品供应仍与户籍、粮食关系等因素密切相关。丁盛的户口不在南京，虽然每月有生活费，却不能完全享受当地的供给条件。一家人只好尽量节省，能不花的钱就不花。
这种日子并没有被家人当成负担。1987年，丁盛还曾劝女儿到深圳发展。那时深圳经济建设发展较快，工作机会和收入水平都比许多地方更有吸引力。女儿听取了父亲的建议，后来在深圳从事眼科工作，并逐渐成为一名有影响力的眼科医生。
老战友和老部下们对丁盛的情况并非毫不知情。许多人知道，他当年的职务不低，但退休后的日常待遇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宽裕。于是，帮助便从生活细节开始，而不是停留在口头问候上。
1990年以后，在战友们的邀请下，丁盛陆续到北京、天津、成都、武汉、济南等地走动，也去过云南、广西和海南。每到一处，接待他的老部下都会把住处、饭菜和出行安排好，尽量不让这位老领导操心。
有一次在济南，丁盛住在老部下家中。对方担心老人独处无聊，还特意找人陪他聊天。到了天津，天气寒冷，战友们又提前准备了厚衣服。事情都不大，却很具体，也最能说明他们之间的关系。
除了照料生活，有些人还会凑钱交给他。你拿十元，我拿八元，人数多了，便能凑出几百元，甚至几千元。九十年代初，这已经不是一笔小数目。丁盛知道大家的收入也不高，多数老部下只是团级以下干部，退休金并不丰厚，所以往往不愿接受。
他曾对来送钱的人表示，大家挣钱都不容易，这些钱还是留着自己用。对方却回答：“这是我们的心意。”话不长，分量却很重。那不是单纯的经济援助，更像是老部下对昔日上级的一份惦念。
即便丁盛后来在广州、深圳生活，类似的汇款仍时常寄来。有一百多元的，也有五百元、一千多元的。数额有大有小，寄钱的人也各不相同。丁盛并不认为自己理应接受，常常推辞；而战友们则坚持，能帮一点是一点。
遗憾的是，年纪增长后，单靠节俭已经解决不了生活中的根本问题。1994年，家人曾考虑让他回赣州老家居住，但子女很快发现，那里医疗条件有限，老人一旦生病，看病和护理都会成为难题。
1995年，82岁的丁盛视力明显下降，已经难以看清东西，也不适合独自生活。子女们都在深圳，照料老人更为方便。丁盛提出的要求并不高，只希望能有一套两居室住房，住在子女附近，平稳度过晚年。
当时，深圳有军队干休所，但办理关系转移和接收并不简单。家属为此多方联系，后来经军队有关领导批准，按照相关程序接收安置。丁盛最终被安排到广州司令部干休所生活，住房、住院等方面按副师级待遇落实，每月生活费提高到550元。
这次安置解决的，不只是住房问题，也包括医疗、照料和家庭团聚。对于一位视力衰退、年事已高的老人来说，能够住在子女附近，有组织保障基本生活，已经比四处奔波更加稳妥。那些曾经寄来的汇款，也在这一段晚年经历中，留下了战友之间最具体的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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