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已被私有化：我们活在几个亿万富翁13岁时的幻想里

“活在未来，然后造出那里缺少的东西。”2012年，创业投资人保罗·格雷厄姆在一篇谈创业点子的文章里写下这句话。后来，硅谷创投哲学家纳瓦尔·拉维坎特发过一条推文，“最大的财富密码就是活在未来”。他还给出一个致富公式：把社会想要、却还不知道如何得到的东西，大规模交给它。

不过，这两句财富箴言都漏掉了一个主语。谁的未来？

纳瓦尔在解释这套逻辑时，把技术扩散描述成“把富人已经拥有的东西分发给所有人”。富人先有专职司机，后来打车软件把按需叫车送进大众市场；少数人先用上昂贵的新技术，企业家再把它降价、复制、铺向更多人。听起来，资本像一台时间机器，不断把少数人的现在运送给所有人的未来。

可这个故事只谈了扩散，没有谈决策权。

谁来决定什么值得被运送？谁能把自己的欲望包装成全社会迟早会产生的需求？谁又能在答案尚未出现以前，先调动资本、人才、政府合同和公共基础设施？

对许多普通人来说，未来的确只是少数人的现在。再往深一层，它是少数人按照自身欲望搭好的现在，几年后被铺设成所有人无法绕开的生活环境。真正的阶级差距，已经从谁更早拥有一种新产品，推到了谁有资格决定什么会成为新世界的默认设置。

2018年2月6日，这条从私人的现在通向公共未来的传送带，有了一件昂贵得近乎荒诞的展品。

佛罗里达肯尼迪航天中心39A发射台，27台梅林发动机同时点火。白色火焰托起第一枚“猎鹰重型”火箭，也托起一辆樱桃红色的特斯拉Roadster。

驾驶座上没有人，只有一个穿着SpaceX宇航服的假人。它被叫作Starman。车载屏幕亮着《银河系漫游指南》里的句子：不要恐慌。手套箱里还放着一块能长期保存数据的石英存储片，其中收录了阿西莫夫的《基地》三部曲。

一辆跑车，一名假宇航员，两部少年科幻经典。它们越过大气层，飘进黑暗，像一座由私人品味搭成的太空纪念碑。那一刻，同时升空的还有一个预测，或者说一种预测。

马斯克少年时代的科幻书架，以水泥、煤油、金属和国家发射场的形式进入现实。它已经超出个人趣味，开始调动工程师、资本、政府合同和全世界的注意力，开始塑造人类的未来。

未来的私有化，远在火星土地被划分、数字世界被圈地以前就开始了。它始于对未来的解释权，取决于谁有能力把自己的愿望说成趋势，把趋势说成必然，再让整个社会按这项必然分配今天的资源。

普通人的13岁，通常留在卧室、日记本和成年后的偶尔怀旧。少数人的13岁会获得火箭、工厂、算力和几千亿美元。等那些幻想被浇成发射台、写进代码、接入电网，其他人便只能住进去。

这还只是问题的一面。

少数人的未来以“愿景”的形式获得融资，多数人的未来则被视为系统“风险”，要接受管理。前者有权宣布人类将去哪里，后者则被信用模型、招聘系统、推荐算法和各种评分机制提前判断会成为什么人。

一边是无限延长的可能性，一边是被历史数据逐渐封口的人生。

我们习惯把这两件事都叫技术进步。但是，一个更准确的名字，也许是未来的阶级分化：有些人是未来的作者，其他大部分人则只是活在被设定的未来。

硅谷精英被 13 岁时读的科幻缠住了

过去两个月，我接连在《大西洋月刊》、《连线》和《金融时报》等报刊上，看到多篇文章，它们从不同方向将同一件事：硅谷最有权力的一群人热爱科幻，并常把警世寓言当成产品需求文档，把科幻中的末日当成创造的方向和动力。

美国历史学家吉尔·勒波雷（Jill Lepore）说，科幻在硅谷“被当成一种技术写作，一套装配说明书”。

《基地》尤其适合这种拆卸式阅读，马斯克也不止一次提到它。小说开头，数学家哈里·谢顿算出银河帝国即将崩溃。他建立基地，试图把三万年的黑暗期缩短到一千年。一个少年很容易只看见那个提前洞察一切、凭头脑挽救文明的孤独先知。

可谢顿很早便退场了。真正穿过漫长黑暗的是档案、学者、外交官、管理者，还有后来人对计划的一次次修正。小说的时间尺度本来足以羞辱任何的个人英雄主义，但硅谷式阅读却从中提取出另一种自画像：旧秩序将亡，群众看不见，只有我理解历史的方向。

小说中后面的故事被硅谷省略了。它说的是，机构会限制先知，后人会改写计划，文明无法永久寄存在一个人的判断里。

《银河系漫游指南》遭遇了更彻底的拆解。1978年，BBC把它的广播剧送到世界各地，也送到了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少年马斯克就生活在那里。它的作者道格拉斯·亚当斯（Douglas Adams）写作时使用一台Hermes手动打字机，机身贴着“结束种族隔离”的字样。他写的宇宙到处是帝国、官僚、巨富、无监管企业和愚蠢机器，笑话的刀口一直朝向权力。

马斯克后来回忆，自己十二三岁时经历存在危机，从这部作品里得到的答案是：生命、宇宙以及一切问题的答案并不难，真正困难的是提出正确的问题。

这当然是书中的一层意思。但也只是其中的一层。很狭窄的一层。

小说里的银河系总统扎福德·毕博布鲁克斯长着两个脑袋、三条胳膊，最重要的政治职责是吸引公众注意，让真正掌权者安静地做事。他甚至挺过了“全观漩涡”。那台机器会让人看见自己在宇宙中何等微不足道，扎福德看到的结论却是，自己果然是整个宇宙最重要的存在。

一个人可以记住“正确的问题”，同时没认出书里那个把自恋当宇宙真理的权力小丑。阅读很像一面定制的镜子，镜面只反射读者愿意成为的角色。

《星际迷航》的遭遇同样耐人寻味。它设想了一个物质匮乏大幅消退的联邦，把探索、合作与和平放在军事角色之前。现实里的科技富豪拿走了星舰，旧世界里的军工、等级和财富集中却一起登船。

2021年，90岁的“柯克舰长”威廉·夏特纳（William Shatner）本人搭乘蓝色起源飞船，在太空停留了短短几分钟。隔着舷窗，他看见一条薄得吓人的蓝色生命带，外面是冰冷的黑暗。飞船落地后，他流着泪，试图把这种感受说给蓝色起源创始人杰夫·贝索斯听。贝索斯缺转身拿过香槟，泡沫喷了出来，人群开始庆祝。

夏特纳后来写道：“我的太空之行本该是一场庆典，结果却像一场葬礼。”

那一刻像一篇已经写好的寓言。演员真的抵达了童年科幻许诺的地方，带回来的消息是地球何等脆弱。拥有飞船的人则忙着开香槟。一个经验的意义，还没来得及传递给公众，就被资本庆祝的脚本盖了过去。

《雪崩》把这种错位推得更远。美国科幻作家尼尔·斯蒂芬森（Neal Stephenson）在小说中创造了“元宇宙”一词，同时描写国家衰败、企业特许组织瓜分公共生活的世界。

2021年，Facebook将母公司更名为Meta，宣布要让元宇宙成为社会技术的下一阶段。斯蒂芬森特意说明，他从未与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沟通，也没有所谓合作。

两件事之间无需虚构直接因果。并置本身已经足够刺眼：小说把某种未来写成警报，资本则把警报剪掉，留下可注册、可融资、可占领的名词。

他们拿走了科幻叙事制造的力量，又把科幻中的道德留在了书里。

预言未来真正做的，是给现在下命令

这当然不能说，人类最聪明的一些头脑，没看懂科幻小说。这背后另有深刻的原因。

资本追逐回报，国家争夺技术优势，创始人追求权力。即使有人乘时光机回到20世纪80年代，没收这些孩子床头的阿西莫夫和海因莱因，发动机仍会点火。

科幻承担的是方向盘、仪表盘和道德许可证。它指定目的地，安排英雄位置，让彼此陌生的投资人、工程师和官员相信自己正在参与同一个文明故事。

有一个齿轮藏在故事与投资之间。

我此前推荐了牛津哲学家卡丽莎·韦利兹（Carissa Véliz）的新书《Prophecy》，这本书指出：预测即权力。韦利兹长期研究隐私、数字技术与人工智能伦理。她追问的重点并非谁更会猜中未来，而是谁有资格让关于未来的猜测在今天生效。

按照韦利兹的区分，事实属于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世界，预测指向尚未发生之事。可一项预测一旦被有权力的机构采纳，就会在真假尚未落定时改变预算、注意力、机会与人的行动。

这正是硅谷科幻叙事最重要的政治功能。

“我想殖民火星”，经过一次改写，成了“人类必须成为多星球物种”。

“我的公司需要更多算力”，经过一次改写，成了“任何减速都在拿文明的未来冒险”。

“我不愿接受公共约束”，经过一次改写，成了“旧国家已经跟不上技术进步”。

三句话都完成了同一个动作：隐藏掉说话的人。私人欲望由此失去历史、利益和替代方案，呈现为一条没有作者的自然规律。所谓技术必然，首先是一种语法。句子里只剩“未来会怎样”，再也找不到“谁决定它这样发生”。

预测的权力也不主要来自它算得多准。它来自谁愿意相信，谁能据此拨款，以及错误的代价由谁承担。一个普通人预言火星殖民会拯救文明，得到的多半是几次转发。一个能够调动资本、公司和政府合同的人说出同一句话，矿山、工厂、实验室和发射场便开始排列成预言的证据。

预言还没有被证明，已经获得了自我实现的工具。

我以前写过“万物皆模因币”。一个故事只要能持续兑换注意力、资本和行动，就会反过来制造证明自己的现实。到了这里，故事兑换的已经不只是估值。它开始兑换公共授权，让一种私人欲望获得文明使命的外观。

最强的权力叙事从不宣布“我要更多权力”。它会说，我正在替尚未出生的人类承担责任。

“人工国家”：一个没有多数人的未来

最近，我跟我的会员分享了一本新书，来自勒波雷2026年的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Artificial State，本文暂译作《人工国家的兴衰》。

勒波雷是哈佛大学的美国史教授，也在法学院任教，长期为《纽约客》写作。这本书部分论述来自她此前的文章和2026年在耶鲁大学所作的讲座，一项专门讨论“人类价值”的学术讲座。

“人工国家”并非一个机器人当总统的国家。勒波雷对它有一层较严格的定义：政府与私人公司借助数字通信基础设施，自动化并最终控制公共话语。《连线》杂志对它的含义做了进一步扩大，它成了一种“不要国家的梦”，试图把人从自然中剥离，也把人与人彼此剥离。

这里的“国家”指向一个共同生活的世界。人们共享空气、土地、制度与后果，也必须面对彼此不同的判断。这个世界的基本事实是，别人无法被我彻底计算，公共事务无法像代码一样由一个作者独占。

勒波雷的思想背景之一，是汉娜·阿伦特1958年的《人的境况》。阿伦特是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家之一，长期追问极权主义如何把具体的人变成多余的人。这本书开头谈的正是人造卫星。1957年，苏联的“斯普特尼克一号”进入轨道，许多人把它欢呼为人类终于迈出逃离地球牢笼的第一步。阿伦特从这阵欢呼中听到一种更深的愿望：人开始反抗自己被给予的生存条件。

地球、肉身、出生、死亡、劳动、他人，这些条件让人有限，也让一个共同世界成为可能。一个人不能独自构成政治。阿伦特反复强调“复数的人”：人类生活的意义来自许多不同的人同时在场，他们能说话、行动、互相打断，并带来任何模型都无法穷尽的新开端。

从这个角度看，民主里的摩擦并非糟糕产品留下的缺陷。开会缓慢、意见冲突、程序碍事、公众拒绝被代表，这些体验让人烦躁，也证明别人真实存在。彻底消除摩擦的政治，最后消除的往往是政治本身，只剩管理、预测和执行。

人工国家的诱惑便在这里。自然太脆弱，身体太短命，协商太低效，普通人的反对太难处理。于是火星殖民、海上城邦、意识上传和全自动决策看似分属不同领域，实际共享一个动作：把人的条件重新命名为工程故障，再把逃离这些条件包装成自由。

强长期主义为这场逃离提供了一种数字化的道德语言。一般意义上的长期主义主张未来世代也有道德分量。它的强版本主张，对极遥远未来的影响应当成为今天最优先的决策依据。时间一旦拉到几百万年，尚未出生的潜在人口在数量上轻易压过今天活着的人。

值得担心的正是这种换算。遥远未来的损失可以被写成天文数字，当下的土地、电力、劳动条件和权力集中便显得只是小数点后的误差。一个想象中的全人类，替换了一个个有身体、会受伤、能够反对的具体人。

数字把谁有权代表未来这个政治问题，藏进了计算公式。

未来的阶级结构，比财富差距更大更隐蔽

预测从不只是认知问题，而是权力问题。预测真正产生后果的时刻，往往早于未来到来。模型说一个人可能违约、表现不佳或具有更高风险，他的贷款、面试和机会就可能在今天发生变化。

预测由此获得了一种奇特的制度地位。它明明只是关于可能性的判断，却能像事实一样分配现实。

把这条逻辑放回硅谷科幻，未来的阶级结构就清楚了。

有权力的人被允许超越数据。他们越偏离常识，越可能被称为有远见。一个暂时无法验证的宏大判断，可以成为公司使命、融资故事和国家竞争战略。失败可以被称为试错，延期被称为路线调整，新的资本会为旧的预测争取更多时间。

普通人遭遇的是相反的境况。系统根据既往数据判断他将成为什么人。偏离平均值不再被理解为创造力，也可能被标记成风险。对前者，未来是一张可以不断增补的空白支票；对后者，未来是一份由过去填写的档案。

同一个社会，在一端奖励不可预测性，在另一端惩罚不可预测性。

这一点，比财富差距更深，也更加隐蔽。财富差距决定谁能购买更多现在，预测权的差距决定谁能保留更多未来。强者拥有犯错、转向、重新命名失败的空间；弱者甚至很难知道自己因哪一项预测失去了机会，更难证明一个尚未发生的未来不会发生。

人一旦被压缩成概率对象，最先消失的是新的机会，新的可能，新的开始。过去的数据开始冒充命运，可能性被收窄成最可能性，一个仍能学习、反悔、突破和改变的人，被当成昨天的延长线。

这正是未来私有化的另一面。少数人垄断了替全社会想象遥远未来的资格，同时用预测系统提前缩小多数人的个人未来。上层的未来被资本放大，下层的未来被模型压平。

所以，问题远不止模型准不准。因为准确性无法自动生成正当性。一项预测即使有统计价值，我们仍需追问：谁在预测，目标是什么，谁从中受益，错误由谁承担，被预测者能否知道、反驳和改写结果？

一个社会如果只允许少数人制造意外，却要求大多数人服从概率，那它崇拜的从来不是未来。它崇拜的是可控性。

当预测被浇成水泥，未来已经写定

2009年，彼得·蒂尔（Peter Thiel）在一次会议中，谈到技术投资时说，技术可以让小团体单方面行动，在政治体系反应过来之前造成改变。随后，他把自己的方向称作“科幻式投资”：太空、机器人、AI、下一代生物科技，以及与海上城邦有关的项目。

这不是读书会上的闲谈。说话的人是PayPal联合创始人，也是有能力改变风险资本流向的投资者。

前一句与后一句放在一起，几乎交代了未来如何被买下。小团体先行动，政治随后追赶；科幻负责提供可欲的图像，预测负责把图像宣布为必然。

在这个完整的链条，有一个不能省略的环节。

一个故事先塑造欲望。欲望被改写成趋势判断，趋势变成投资类别，投资类别变成公司使命，公司使命变成产品、合同和工地。等数据中心接上电网，火箭发射台浇完水泥，软件嵌入军队、医院和政府部门，原先仍可争论的未来就获得了重量。

这就是基础设施的政治性。它无需说服每一个人，只需赶在公共讨论形成之前制造路径依赖。后来者仍然可以投票、监管、抗议，可他们面对的已经是就业、税收、供应链、国家安全和沉没成本。选择未来的会议，悄悄变成了维护既成事实的会议。

预测一旦嵌入彼此相连的决策系统，影响的也不再是某个孤立产品。它会重写组织怎样分配注意力，怎样衡量风险，怎样给行动排先后。机器学习降低预测成本只是表层变化，更深的变化发生在决策结构里：谁提供预测，谁保留判断，谁执行，谁承担结果。

SpaceX把多星球生存从创始人的偏好升格为文明存续任务。Meta把元宇宙写成社交技术的下一阶段。数据软件公司Palantir借用了托尔金笔下“真知晶球”的名字。小说里的晶球让人看见远方，也可能让观看者被更强的力量误导；现实中的Palantir则把数据分析系统卖给政府、军队和商业客户。

这些公司当然不会因为名字来自小说，就自动复制小说中的政治。命名的作用更隐蔽。它给技术套上一段熟悉的神话，让能力看起来早有预言，让使用者自然站到全知观察者的位置。故事尚未证明产品正确，已经替产品安排好了意义。

之所以强调“预测即权力”，原因就在这里。预测一旦被机构信任，就会分配预算、机会与人的命运。未来叙事更进一步，它决定哪些选择有资格进入预算，哪些选择连失败的机会都拿不到。

故事的传播力从来不平等，把故事变成物质环境的能力更加不平等。普通人可以发帖，只能说自己想住在怎样的未来，有些人则能把自己的答案装进火箭、写进采购合同、铺进城市的神经系统。

这小部分人的书架，因此变成了人类的宪法。没有制宪会议，也没有逐条表决，甚至没有一个明确时刻宣布新秩序开始。人们只是在某天醒来，发现工作、医疗、教育、战争和交流已经依赖一套别人先建好的系统。

未来的私有化，指的正是这种时间差：私人先预测，公共资源帮助它自证；私人先建造，公众事后承担；私人保留选择权，公众只剩适应权。

他们想造阿西莫夫，结果活进了菲利普·K·迪克

硅谷喜欢阿西莫夫式的自我想象。宏大的时间尺度，精确的数学模型，文明危机，以及少数能比所有人看得更远的头脑。旧世界即使崩塌，创始人也能给自己安排哈里·谢顿的位置。

《金融时报》的一篇文章，则提出了另一个更准确的参照：菲利普·K·迪克（Philip K. Dick）。这位美国科幻作家的《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后来成为电影《银翼杀手》的原作。他说，自己的写作一再被两个问题缠住：什么是现实？什么才算一个真正的人？

迪克的世界里，技术没有实验室演示中的洁净表面。它会侵入日常，时常故障，态度殷勤又头脑迟钝。在《尤比克》开头，一扇公寓门要求主人先付钱才肯打开。主人输掉争论，准备把门从墙上拆下来，门立刻威胁要起诉他。

这扇门比一艘完美星舰更接近我们正在进入的生活。AI的语气越来越像人，会主动预判需求，但当然误删文件，然后礼貌道歉；订阅制层层嵌进日用品，所有权一点点退化成一份随时可能变更的使用许可。

迪克真正看穿的，是权力与幻觉如何互相喂养。掌握系统的人未必理解系统。他们只拥有足够多的钱、数据和注意力，能把自己的偏执扩散成别人的现实。崇拜者与反对者围着同一个人物转，反馈回路越转越快，身处中心的人反而越来越难接触未经加工的世界。

阿西莫夫提供了一种从高处看历史的快感。迪克逼人从坏掉的门、伪造的记忆和一段不可信的日常里辨认现实。前者类似路演，后者更适合做验收标准。

迪克有个著名定义：“现实，就是当你不再相信它时，它仍然不会消失的东西。”

大气、水、土地、电网、人的肉身、照料关系，以及一个不同意你的陌生人，都属于这种现实。任何技术承诺都可以暂时悬置，维持生命的条件不能。一个未来如果必须先让这些东西退出画面才能显得辉煌，它更接近少数人的逃生舱。

预测试图把尚未发生的世界变成可计算对象，现实则不断提醒我们，世界里始终存在模型没有收进去的东西。偶然、反抗、故障、他人的意外行动，恰好构成未来仍然是未来的原因。

未来私有化的最后一层含义

问题当然不能归结于硅谷精英在少年时的阅读书单。书单改变不了资源分配。只要权力结构不动，再复杂的小说也会被拆出最方便融资的零件。

美国科幻作家厄休拉·K·勒古恩（Ursula K. Le Guin）提供了另一种故事形状。她长期反对把征服和单一英雄当成人类故事的唯一骨架。在《小说的提袋理论》中，她写道：“在迫使能量向外的工具之前，我们制造了把能量带回家的工具。”

那件更早的工具是容器，是篮子、网兜、药囊，是把种子、食物和有用之物收拢起来的东西。

相比容器，人类更爱讲矛的故事。一个英雄离开家，击败怪物，带着战利品归来。它有目标、敌人、高潮和胜负，也能把复杂的协作压缩成一个人的名字。

资本同样偏爱这种叙事。火箭是矛，超级智能是矛，意识上传是投向死亡的矛。它们目标明确，可以量化规模，容易制造赢家，也方便让创始人站在舞台中央。每一轮融资都像英雄启程，每一次发布会都像倒计时。

容器的故事缺少这种戏剧性。修好一座城市的下水道，维护可信的公共机构，照料土地，保存知识，让儿童、病人和老人获得稳定生活，这些工作没有终局。它们需要许多人长期协作，收益分散，功劳很难集中到一张面孔。

可文明主要依靠这些无聊的东西存续着。矛负责穿透，容器负责让生命有地方可待。一个社会拥有多少可以飞向远方的机器，说明它的力量；它愿意保存什么、照料谁、允许多少不同的人共同生活，更接近它的文明程度。

这也是未来私有化的最后一层。少数人不仅取得了建造未来的资本，也垄断了什么样的故事配叫“未来”。征服、逃离、永生、全知拥有未来感；维护、修复、协商、克制被归入乏味的现在。于是，最需要公共投资的事缺少宏大叙事，最能扩大私人权力的项目反而披上全人类使命。

科幻之争由此成为一个现实的政治问题：谁有权规定，哪些欲望可以被赋予“未来”的名字？

一个成熟的社会，当然无需拒绝火箭、AI或任何新技术。它需要的是夺回更上游的权力。在投资清单变成工地以前，在公司使命变成国家战略以前，在预测获得水泥和代码替它自证以前，公众必须能够追问目标、代价、受益者和替代方案。

这还不够。公共制度必须给预测留下申诉、退出和改写的余地，也给暂时低效、无法规模化、无法归功于单一英雄的未来保留资源。维护一所学校、修复一片土地、照料一群具体的人，同样是在创造未来，只是它们很少出现在发布会的大屏幕上。

自由也不只是选择，它不仅是从几个现成选项里挑一个，还包括让预测落空、让过去失效、让自己成为一个没有被数据提前写完的人。

大众真正需要夺回的不只是一项技术的所有权。我们需要夺回让未来保持未完成的能力。

一个连拒绝、改写和意外都容不下的未来，早已退化成一纸提前生效的所有权证。【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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